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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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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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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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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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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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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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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的子孙们

大禹的子孙们
   中华文明是“水”的文明,治水从古到今就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不管怎样腐败的朝代,都不会忘记治水。黄河既是中国人的母亲,又是中国人的敌人。中国的整个政治架构都与治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讲求水利的中国人,早早地建立起一整套的官僚体制,其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文明古国。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片断的分析。本世纪以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也极为强调这种理论,认为灌溉对东方、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要讲求水利,便要求有一大批具有特殊才能的技术人才,于是产生了专制国家,产生了有学问的治水工程师,即官僚。苏联学者瓦尔加、马扎亚尔等人均持这样的观点。
   而《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作者、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魏特夫有更加深入的论述,他写道:“黄河与扬子江……自古即促成河道工程官僚政治……支配中国的自然力,是大河巨川,所以,随着农业的发达,河道工程官吏的势力不能不增加起来。名声啧啧的禹,其最大功绩,即在于调制河流,整顿山川。”当然,这些学者的观点有所偏颇,过分地夸大了水患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但是,他们也说出了一个真理:中华文明是在水边成长起来的、而且在水边发展成熟。“治水”在中国既是形而下意义的、操作意义上的工程技术科学,也是形而上意义的、高度抽象的统治术。中国的统治者喜欢用“治水”来比喻对国家的治理。从《老子》到《贞观治要》,关于这一类的表达举不胜举。

   明清两代,将治水的成败提高到统治者自身生存的命脉上来。明武宗正德年间,设总督河道御史,后又加提督军务衔。清代设江南河道总督一人,驻清江浦;山东、河南河道总督一人,驻济宁。前者简称为南河,后者简称为东河。另有直隶河道总督,简称北河,由直隶总督兼任。河道总督掌治河渠,疏浚堤防,相当于封疆大吏,简称河督、河台。然而,恰恰是在清代,河督代表了贪污腐败的顶峰,在清末裁撤这个职位时,连皇帝也对河督们的行径惊叹不已。关于河督豪奢的生活,在笔记中有大量的记载,最生动的是张海沤所著《曼陀罗轩闲话》中“某河督”一则。
   该笔记记载,清代河督穷奢极欲,声色犬马,珠玉玩好,搜之民间,求之异域,动辄数十万金。河督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因为我担负着治理大河的神圣使命,而治水需要花费巨额的资金,在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贪污便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笔记中最触目惊心的不是贪污数量的巨大,而是河督可怕的饮食嗜好。“其求所以遂口腹之欲者,亦无所不至。而惨刻酷毒,尤无人理者,百出其计以遂一餐饱,真野蛮之极度。”
   有一次,一位钦差前来视察河督的工作,河督挖空心思想讨好钦差,在饮食上做的文章远远超过了他在治水上所花的功夫。他向钦差摆开大宴,宴席之丰盛自然是不必说的了。席间,下人用大金炉生火,置案头,等火烧旺了,便搬进几个小笼子,笼子中装着小猴子。差役们把猴子的头拉出笼口。仔细一看,原来猴子全身的毛已经剃得干干净净。猴子的眼睛灼灼地转着,打量席上的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悲惨的命运即将来临。于是,把笼子放在炭火之上,每个客人的面前放上一套小金盏,里面盛着酱、醋、桂、椒、姜、芥之类的调料,另外还放着金匙、金羹杯各一个,客人都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也不知道这样活生生的猴子该怎样来吃。这时,猴子被烤在炭火上,辗转叫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万分痛苦。主人看到这种情况,反而非常高兴。猴子越悲惨,主人越高兴,仿佛在观赏一件有趣的事情。大约过了十多分钟,猴子奄奄一息,皮肉都已经被烧焦了。差人于是拿来一个小金槌,将猴子的头顶盖骨敲一个小洞,大约可以把小金匙伸进去。然后客人们用小金匙舀猴子的脑髓分而食之。猴脑的滋味鲜嫩异常,钦差大臣赞不绝口,感叹说,当河督比当钦差大臣还要有意思。河督解释说,猴子死了以后脑子已经不灵,味道也变了,所以必须在猴子活着的时候吃。
   河督还有一绝:专食鞭猪。什么叫鞭猪呢?这是一种专门饲养的猪,平时用细米煮熟,浸以鸡鸭汁作饲料,取其肉鲜嫩而且干净。怎么“鞭”呢?把猪放出猪圈,让差人们轮流奔跑着用竹杆鞭打猪,而且必须保持极快的速度,直到将猪活活累死为止。猪狂奔号叫,半日乃得死。据说,鞭打猪能使它的血聚集到腹部,它奔走号叫以后,筋骨皆疲,肉皆离骨,肉味乃愈腴。其他还有种种惨酷的虐吃之法。
   张海沤的笔记秉承了佛家的思想,最后给河督安排了一个报应的结局,不知实有其事还是他编造出来的,不过我总觉得有些巧合。河督后来以不法赐死,杀身于菜市口,妻子和儿子皆发配边疆,途中遇强盗,妻子被侮辱,儿子被惨杀。张氏在末尾发了一番议论:“予记此非搀以因果报应说,盖野蛮行为已将天地间发扬生长和气耗残尽绝。万物生天地间,无非一气所鼓铸,所以人多忧则易老,多乐则常泰,盖一则其气郁,一则其气舒也。果报之说,犹为中下人说法耳。欧美人虫蚁尚有保护,动物不许苛待,立之专条,联以会众,何其仁也。”从这个角度进行文化比较,张氏算是第一人。他敢于抛弃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难能而可贵。在世纪之初,民不聊生的中国,人且不能保全,哪有精力去关心动物?而张海沤从揭露“禹的子孙们”的贪污和残暴入手,进而谈到动物保护的问题,堪称本世纪动物保护的第一人。
   无独有偶,易宗夔的《新世说》也有一则关于“治河总督之饮食”的记载。鲜美的猪肉的制作方法,与上面的记载大同而小异。这里是把猪关在一间密室里,也是让人持一杆,逐而挞之。到猪累死的时候,立即将它背上的肉割下来。“盖其背受挞,以全力护背,则全体精华,皆萃于背,甘腴无比,余肉腥恶失味也。”这是与上面记载不同的地方。因此,一小盘猪肉,花去了五十头猪。吃猴脑的方法,也是大同而小异。这里是将猴子穿上棉衣,在餐桌中间造一个小洞,如猴脑的大小,让猴子站在中间,脑袋刚好从小洞中露出来。于是用开水灌猴子的头顶,再用铁锤敲开猴子的颅骨,然后大家分而食之。
   《新世说》中最为特别的是关于驼峰的吃法。“有食驼峰者,选壮健骆驼,缚于柱,以沸汤浇其背,立死,精华皆在一峰,一席所需,恒三四驼。”看来,这些家伙还懂得点辩证法,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庞大无比的骆驼被这样吃掉,是那些游牧民族的野蛮人所无法想象的,他们是野蛮人,哪里懂得我们伟大的文明呢?可是我心里发毛地想:到底谁更野蛮呢?他们在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食不厌精了,我们能够以此而骄傲吗?易宗夔写道:“他如食一豆腐,制法有数十种之多,且须数月前购集材料,选派工人,统计所需,非数百金不能餐来其一器也。食品既繁,一夕之宴,恒历三昼夜不能毕。往往酒阑人倦,各自引去,从未有终席者。”
   以上情形,在李孟符之《春冰室野乘》中也有所表现。李氏为晚清著名的学者和维新派人物,与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关系亲密,阅历丰富,对晚清世情有深刻的认识。他同样指出:“方道光中叶,天下无事,物力丰厚,南河岁修经费,每年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一时饮食衣服,车马玩好,莫不斗奇逞巧,其奢汰有帝王所不及者。”说帝王不及,倒也是实话,道光是个节俭的皇帝,在清代的皇帝中是出了名的。但在那样的体制下,皇帝的节俭不可能影响臣下,皇帝个人的品格远远不能影响一时之风气。道光皇帝的节俭之于整个帝国官僚的奢侈来显得有些荒唐可笑。皇帝的品质再崇高,河督们是不会以为然的。李氏所记猪、猴、骆驼的吃法,均与以上笔记相似,他还介绍了河督们的另一种关于鹅的吃法。“其烹鹅掌之法,用铁笼笼鹅于地,而炽炭其下,旁置酱汁之属。有顷地热,鹅环走不胜痛,辄饮酱汁自救。及其死,则全身脂膏萃于两掌,厚可数寸,而余肉悉不堪食矣。”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怎么会发明这样的吃法呢?谁说我们中华民族缺乏想象力呢?这样的想象力,会让西方人叹为观止的。
   从上到下,整个治水体系漏洞百出,“禹的子孙们”没有继承祖先的业绩,而以蛀虫自居,他们对大堤的伤害,比自然的风雨还要可怕。有清一代,花在治水上的资金不计其数,而大堤却一决再决,百姓生死飘忽,流离失所。清代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河督花费巨大,帝国不胜重负,于是把开支转移到百姓身上,结果酿成一次又一次的起义。依靠个人的道德素质来约束河督,简直就是天方夜谈,而满清的皇帝们无一例外地都喜欢拿道德去谴责不争气的臣下们。林则徐贬官后,曾戴罪去帮助治水,成效显著,而且所花费的资金也比原来少得多。但是,这只是一个个案,榜样的力量并不是无穷的。林则徐做了他能做的一切,而河督们依然我行我素。易宗夔在按语中说:“治河总督当铜瓦厢河决以前,有南北二缺,驻山东济宁者事简费绌,远不如南督之繁巨也。南督驻江苏之清江浦,以有岁修费金五六百万金,治河官吏常干没其十之九,骄奢淫佚,遂著称于道光时。即饮食一端,已如上述,几有非帝王所可及者。”李孟符则说:“各厅署自元旦迄除夕,非国忌无日不演剧。每署幕客数十百人,游客或困顿无聊,乞得上官一刺,以投厅汛各署,无不立即延请。有宾主数年曾未一谋面者,幕友终岁无所事事。主人夏馈冰金,冬馈炭金,佳节馈节敬,逾旬月必馈宴席。幕中人为赌博者,得赴帐房支费,皆有常例。防汛紧急时,有一人得赴工次三、五日者,同人争羡,以为至荣。其归也,主人必有酬劳,百金至数百金不等。其久驻工次,与署中有执事之幕客,沾润尤肥,非主人所亲厚者,不能得也。新翰林携朝贵一纸书谒河帅,河帅为之登高一呼,万金可立致。举人拔贡,携京官一纸书,谒库道者,千金可立致也。骄奢淫逸,一至于此。此真有史以来所未闻者,酿成大劫,不亦宜乎!”
   僵化的体制,不仅不惩罚贪污腐败,反而成为贪污腐败的保护伞;烂熟的文化,不仅没有净化自身的能力,反而将丑陋的那一面发展到极至。河督们的虐吃,暴露出我们文明的病根所在:这是一种缺乏爱、缺乏怜悯之心的文明,这是一种把残暴当作美、把浪费当作光荣的文明。这种文明已经烂熟了,创造力和想象力没有其他的孔道发挥,只好在“怎样吃”上面做大文章。“禹”向“禹的子孙们”的堕落,是文明堕落的一个标志。治水的官僚带来的危害,甚至超过了水患本身。文明成为一套源源不断地产生白蚁的庞大机制,而“禹的子孙们”正是文明所产生的白蚁中的一类。说河督们没有人性,太抬举他们了;他们连兽性、动物性也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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