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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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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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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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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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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与同文馆

   倭仁与同文馆
   
    开办同文馆是晚清洋务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文馆的开办,意味着洋务运动已经向文化领域纵深发展。而文化是一个敏感的领域,同文馆的开办,遇到了比办兵工厂、船厂、练新兵更大的阻碍。1866年,恭亲王在同文馆设置科学班,请外国科学家当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员作学生。恭亲王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认为,买外国的轮船枪炮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治本的办法是自己制造,而要自己制造,必须有科学的人才,所以要请外国的专家来教中国的青年学习科学技术。恭亲王在奏折中说:“夫天下之耻,莫若于不若人。……日本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因循旧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耻乎?”
   然而,恭亲王的设想遭到了守旧的士大夫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力者为大学士倭仁。倭仁是当时的理学名臣,名高望重,他的动向很受士林的重视。徐一士之《一士谈荟》记载,“清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之设同文馆,士大夫多守旧,以‘用夷变夏’非议者甚众。倭仁以大学士为帝师,负重望,反对尤力。虽忤旨,而一时清议极推服之。”倭仁在奏折中大声疾呼:“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狡诈,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这段话比恭亲王说得还要理直气壮、冠冕堂皇。就凭着这样一股“正气”,倭仁征服了大多数士子的心。晚清清议误国,甚于奸臣误国。倭仁仅仅开了一个头。
   翁同和在其日记里写道:“见恭亲王等连衔奏请设同文馆咨取翰林院并各衙门正途人员从西人学习天文算法原折。……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前日总理衙门尚递封奏,大约办同文馆一事,未见明文也。京师口语藉藉,或沾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从以上这些极其恶毒地攻击恭亲王的谣谚中可以看出,以恭亲王为代表的开明官员所受的压力是何等巨大。恭亲王在皇室中排行第六,因此被嘲讽地称为“鬼子六”。在中国这样自古以来标榜“爱国”的国度里,被归入“汉奸”的行列,是一个人最大的罪状。当时的外交家如郭嵩焘等人,与恭亲王一样都被当成是卖国贼来看待。这是先行者最大的悲哀。

    幸亏皇帝是个有些幽默感的皇帝,他用一个比较幽默的办法来处理此事。恭亲王在回答倭仁的指责时说:“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人而不必为外人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于是,皇帝命令倭仁代替恭亲王掌管同文馆,“倭仁著在总理各国事物衙门行走”,看他能不能办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文馆出来。这一招就叫“以毒攻毒”。你口头上说得头头是道,看你在实际操作层面能搞出什么名堂出来。这就把倭仁推到了火盆边上。
    倭仁不敢不接旨。“倭相受书时,有感于中,潸焉出涕,而上不知也,骇愕不怡良久。”他知道自己不能胜任这个工作,而且他已经定型的观念也不允许他真正进入操作层面。像倭仁这样的理学名臣全都是“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倭仁想来想去,想出一招苦肉计来。他站班之后,上马眩晕,差点从马上摔了下来。这样就给外界留下一个自己已经患了重病的印象。翁同和日记记载:“问艮峰先生(倭仁)疾。昨日上马几坠,类痰厥不语,借他人椅轿至家,疾势甚重也。……问倭相疾,晤之。颜色憔悴,饮食甚少。相与欷嘘。……晚谒艮峰相国,相国拟十二日请开缺。……倭相开缺,有旨:‘赏假一月,安心养病。’”倭仁不愧为官场老手,知道何时进何时退,皇帝的命令不能违背,但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他自有妙计金蝉脱壳。为了一生的清誉,宁可受点苦,装出一副病重的模样来。而皇帝也心里雪亮,知道倭仁在玩什么把戏,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倭仁的辞职。
   当时的士大夫普遍为倭仁鸣不平,如此一个忠皇爱国的大臣,岂能被恭亲王之流的假洋鬼子戏弄?李慈铭在日记中大发议论,痛骂同文馆:“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劣,遂至于此。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朝廷老成凋谢,仅存倭公,然谋钝势孤,无能匡正,而尚见嫉于执政,龃龉于宫廷,以宰相帝师之尊,兼蕃署奔走之役。徒以小有谏争,遂困之以必不能为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呜呼!谁秉国成,而损威坏制,一不以为念乎!”表面上,李氏是不满于朝廷以宰相为“行走”,“行走者驱使之称,简贱之名也。文言之曰直,质言之曰办事。”而在骨子里,他还是看重文化形态的冲突。在他们这些士大夫心中,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斗争,绝不能轻视之。直到今天,这种思路仍然在中国知识分子里很有市场。前两年,美国学者亨廷顿一发表“文明冲突论”,中国学者立即围追堵截,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许多人甚至根本没有读过亨廷顿的原著,就对他大骂出口,完全丧失了学术讨论的氛围。即使对方说得不对,也应当进行平等的探讨。这种磨刀霍霍的反应,恰恰是文化自卑的症候。一个有生命力的、鲜活的文化,能够容纳一切异端和批评,同时保有自身的特质。而只有衰弱的病人才害怕阳光和雨露。
   倭仁是衰朽的文明的代表,他和他所坚持的价值观的灭亡是必然的,尽管他被士大夫当作纯洁精神的象征。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说:“同文馆之开始也,……时倭文端方为首揆,以正学自任,力言其不可。御史张盛藻奏称:‘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工部督匠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疏上,都下一时传诵,以为至论。虽未邀谕允,而词馆曹郎皆自以下乔迁谷为耻,竟无一人肯入馆者。朝廷岁糜巨款,止养成三数通译才耳。”实际上,在当时胜利的还是倭仁。同文馆兴办数年,由于士林观念的滞后,成就甚微。倭仁以及他背后的士大夫们,是中国近代化的最重要的阻碍。文化成了“反文化”,这是文化最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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