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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的遐想
·思想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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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目录
·《铁屋中呐喊》修订版序言:铁屋子与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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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死而生
·新《子不语》
·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陈寅恪的诗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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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教育杀人
·魔鬼学校
·“我们就是法”
·是在读书,还是在坐牢?
·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孩子的书包有多重?
·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我见过的林庚先生
·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我是警察我怕谁”
·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俄罗斯之狼
·捍卫记忆
·你从古拉格归来
·人之子
·诗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读《控制腐败》
·俩人行
·那些岁月,那段爱情
·龙飞九天
·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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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豪情

   末世豪情
   
    “国家不幸诗家幸”,在一个时代崩溃的前夕,敏感的诗人能够感受到在盛世所不可能感受到的灵魂的煎熬和苦痛,他们的人生因而也就具有了最为丰富的体验。末世有哀婉之音,有豪放之情;末世有伤心之人,有惊天之文。时代的风衰俗怨与个人的穷途末路凝聚成不朽的诗篇,末世出不了气吞万里的大诗人,但末世的豪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豁庵之《风尘闻见录》记录了许多末世文人的诗句,有名人的咏叹,更多的则是不知名的文人的感喟。有的读来令人辛酸,有的读来令人沉思,有的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有的读来令人泪下如倾。如“鄂中名士诗”一则:“鄂中老名士杨某,晚年落拓,居恒郁郁,以诗自遣。闻客石首时,有《阴司十八景》之咏,语多讽世,传诵一时,惜仅记其《尖刀山散步嵌字格》一绝云:‘尖风透过一身轻,刀尺谁家响玉砧。山上杖藜扶一个,思量还比世间平。’”杨氏的这首诗,艺术上远未达圆熟混成之境,意溢言外,显得有些露了。然而,他以诗自遣,而非出于功利的目的,所以能够表达出坎坷的世道对软弱的文人的摧残。文人固然软弱,却也有一种浩然之气,这种气质是装不出来的。落魄之人照样能思量“世间平”。“金陵刘某”一则,写金陵有一酒狂刘某,有《漫兴》云:“平生不解锁眉头,糊里糊涂到处游。问我功名领何职,酒泉太守醉乡侯。”其门联云:“名世大文酒德颂,传家天爵醉乡侯。”又:“英雄无事且种菜,豪杰多情总爱花。”以酒为隐,这是中国文人固有的习惯,魏晋时代的名士们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例如阮籍“不与世事,遂酣酒饮之为常”。他们不是天生就爱酒,而是生活在一个“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不得不把酒当作逃避权力迫害的一个避风港。正如王瑶先生在《文人与酒》一文中所说:“竹林名士的行为,表面上都很任达放荡,自由自在地好像很快乐,实际上则都有忧患的心境作背景,内心是很苦的。”与魏晋人相比,金陵酒狂少了几分哀婉,多了几分旷达。大崩溃前夕,文字的罗网相对来说没有以往那么严密,因此文人多了几分直抒胸臆的可能。他能以“英雄”和“豪杰”自命,确实是乱世狂人,诗写得一般,但表达出来的情绪很能说明那个时代的问题。
    笔记中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感怀诗”一则。“湘中名士李堇庸、龚觉庵,一则潦倒终身,一则流落不偶。其著作多散失。余仅记李《湖北昭忠祠》云:‘一人恩宠万骨枯,两字褒荣九死生。’龚《咏怀》云;‘容易醉人红袖酒,最难传世白衣文。’均极惨淡。李尚有《白门踏青经字韵》云:‘杏花雨后客初到,桃叶风流我已经。’颇有风趣。李悲歌感慨,有烈士风。余挽句云:‘运蹇壶常缺,时艰剑欲抽。虚欷波印国,睥睨美欧洲。’非虚誉也。”李、龚二人的前两句诗,有一种泪透纸背的悲凉,他们把什么都看透了,所谓“万骨枯”与“九死生”的强烈对比,令人惊心动魄,一个人的命运在这个时代轻若鸿毛。我想起了《红楼梦》里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落了一个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不是末世,不会有这样的“悟”。“惨淡”二字不足以概括其诗境,我想“透脱”二字也许更加恰当。就那薄薄的一层纸,谁看破了谁就触及了永恒。而龚氏的两句诗我更加欣赏,“红袖”与“白衣”在色彩上形成鲜活的对比,既是实写,又是虚写,衣衫飘飘,掩不住人物的悲喜,人生中这种戏剧化的场景本来就不多,那一刻是无法定格的。“酒”与“文”当然是一对难兄难弟,无酒不成文,诗酒本一家,酒是文的摧化剂,最好的文字也像酒一样汩汩地流淌。本来是一个和谐的世界,龚氏却狠下心来,将它破坏掉,就像把一个美丽的花瓶打碎。这是一种残忍,也是大诗人才有的胆量。“易”与“难”如同双峰对峙,各不相让。“红袖酒”与“白衣文”,巨大的落差,罕见的张力,将一代文豪的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醉又能怎样?传世又能怎样?这是在透骨的悲凉之后生出来的绵绵不绝的豪情,这种豪情也只有在末世才可能有。相比之下,阮籍的咏怀显得低沉了,而李白的高歌则显得肤浅了。在这些诗句里,我咀嚼到了近代的滋味。笔记作者挽李氏的句子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诗里出现了“印波国”和“美欧洲”这样的词语,无疑呼应了梁启超“诗界革命”的高呼,引新词语入古体诗,别有一番韵味。到了龚自珍以及梁启超这几代人,站立在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正如意大利诗人但丁站立在中世纪的欧洲与现代欧洲之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故而有着一种比一般易代之际更加浓重的悲怆感。这种感觉以后再也没有了。

   龚自珍是清代最有名的落魄文人之一,他的诗词在晚清可算第一人。肝若之《琴心剑气楼忆墨》有“美人、名士、侠子”一条,是对龚诗的再阐发。龚自珍有名句:“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结尽燕邯侠子”,肝若则说:“余谓美人名士侠子之三种人物,举世皆是,而之三种人物之必欲以黄金结交者,实为尤多。区区三百万,恶能供支给?窃恐不转瞬间,予囊已垂橐矣。于是为之改两字成一联语云:‘愿得黄金无数,交尽美人名士,结尽燕邯侠子,更填平世路不平处。’久之,未得其偶。”肝若有些迂腐,诗是不能落到实处的,一落到实处,诗便不再是诗了。龚自珍的“黄金三百万”本是虚数,岂是实指?以“无数”改之,倒冲淡了诗味。不过,接着读下面的文字倒很有趣:“庚戌春,余主沈阳《大中公报》笔政,遂以此悬赏征求之,得两联,尚可诵。其一云:‘或携绿酒几多觞,觅个月地花天,做个烟火神仙,且还了人生未了缘。’其二云:‘纵观青史若干年,许多盗贼圣贤,几多诗酒神仙,总难了风尘未了缘。’上一则极潇洒,下一则极感慨。其最难得者,则与出联口气颇能相称耳。”
   将诗句改造成对联,是肝若的一大创造。有意思的是,他通过报纸征稿来求得了下联,这种做法在近代新闻业出现以前是不可能有的。过去的文友之会,或是面对面地以文会友,或是通过书信来沟通,而近代新闻业出现以后,传媒不仅成为获得信息的工具,而且也被文人用来进行文字上的切磋。近代报刊中征联、征稿的广告不计其数,也刺激了近代文人的创作欲望。肝若说得好,前一联风花雪月,有如柳永之“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也,别有一番潇洒在;后一联愤世嫉俗,有如《红楼梦》之《好了歌注》所云“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别有一番感慨在。两段对联,都有末世之豪情,那是一双昏花的老眼所看到的世界,而世界已然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桥,无法让人再通往彼岸。
    末世诗文里的末世豪情,别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在。因为,“那一时刻”的体验只属于“那一时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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