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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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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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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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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恒久忍耐——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爱是恒久忍耐
   ——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喜欢阅读那些为真理、为公义、为信仰而战斗的伟人的传记,这些在公共领域里为人类的自由与幸福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在其私人领域、在其家庭生活中,是否有另外一副面孔?他们如何与亲人和朋友相处,他们是否在亲人和朋友哪里获得支持和安慰?在他们伟大的事业之中,他们的婚姻伴侣究竟充当了怎样的角色,究竟作出了何种独特的贡献?
   我阅读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生在非洲从事人道主义事业的史怀哲博士的传记。史怀哲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在他长寿的一生里,也有过辛劳、匮乏、悲哀和软弱,累累相积,正像他本人所说:“长年之间忍受疲劳与责任的重荷压在肩头上,那是一件好痛苦的事。我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留给自己,以及我的妻子与孩子们。”在他宽阔的肩膀后面,有一位女性柔弱的身影,那就是妻子海伦娜。在长达四十多年时间里,海伦娜分享了丈夫的辛劳、苦痛和幸福。史怀哲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我妻子受过护理方面的培训,她在诊所中对我的帮助很大。她照料重病人,处理洗涤物和包扎材料,管理药房,整理医疗器械,为手术做好一切准备。在我动手术时,她还承担麻醉的工作。除了料理在非洲的复杂家务之外,每天还要为诊所忙上几个小时,我妻子能够做到这一切,真是不容易。”也就是说,海伦娜不仅参与了丈夫从事的各项工作,而且还承担了家务以及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任务。可惜的是,在以史怀哲为传主的传记中,关于海伦娜仅有只言片语的介绍。我想,这位与丈夫同样伟大的女性,应该专门有一本传记。
   与之相似,中国基督徒中的前辈王明道先生,背后也有一位默默支持他的妻子刘景文。如果说没有海伦娜的倾力支持,就没有史怀哲的辉煌事业;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刘景文的全心奉献,便没有王明道先知般的讲道和著述。王明道在中国教会史上留下了疾恶如仇、振臂高呼的形象,在经历了十六年的牢狱生涯之后,他依然持守信仰,拒绝加入中共御用的“三自会”,谴责中共当局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戕害,是上帝重用的一名仆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王明道写过一本名为《五十年来》的自传,总结前半生的信仰历程和生活经历;而在此后为信仰而争战、跌倒又爬起来的更为惊心动魄的故事,则由王长新根据王明道的口述整理成《又四十年》一书。在这两本书中,王明道多次提及妻子给予他的巨大帮助。他说:“在我没有结婚以前,我感觉我的爱心真不小,及至我和妻同处多年以后,我越来越发觉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爱那可爱的,却厌恶那不可爱的。妻对人总是一视同仁。如果我帮助别人,自己不受太大的损失,我很乐意去做。但如果为帮助别人,使我自己感受痛苦和不便,我的心中便要经过剧烈的战争了。妻却能随时随地很不费力地牺牲自己的享受和利益去帮助别人。”他又说:“我是一个多忧多虑的人,每日让许多的忧愁、挂虑、烦恼、惧怕,占据自己的心,妻却极会信靠交托。无论如何严重的事,她并不需要跪下恳切祷告,只是心中轻轻地往神手中一放,一切便全不管了。”王明道的这些肺腑之言,为后世读者淡淡地勾勒出了刘景文的形象。但这还是不够,我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位隐藏在丈夫背后的女性的故事。
   后来,我读到了施美玲所著的《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一书,这是一本以刘景文为传主的传记。在这本传记中,我看到了一位柔弱的女子如何持守信仰,如何战胜苦难,如何在教会中充当师母的角色,如何在世界中实践圣经“爱人如己”的教导。书中这样描述警察前来抓捕王明道夫妇时的场景:“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深夜将近零时,公安人员爬墙进入基督会堂,王太太忽然听见屋顶上有声音,要出去看看,刚走到小客厅门口,公安人员正要进来,碰见她就把她铐起来。她当时显得很镇静,因她知道这件事早晚得发生。随后公安人员进入王先生屋里,王先生一看见公安人员手里拿着手枪对准他,显得有点慌张。从这件事上看来,王太太确是柔中有刚的人。”当大逼迫来临的时候,刘景文显得比丈夫更加镇静、更加从容不迫。传记中还记载了一个动人的细节:“他们把王太太带走的时候,她当时只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衬裙,脚下穿的是一双新布鞋,是一位姊妹亲手做了送给她的。当时天正下大雨,她舍不得弄脏这双鞋,就脱下来夹在腋下。她就光着脚,趟着雨水走了。”这个细节就像是一个电影大师的摄影镜头,缓慢而不动声色地记录下刘景文泰山崩而不变色的气质。她慢慢脱下布鞋的动作,让人联想起英勇无畏、从容赴死的圣女贞德。基督徒是世间的暴力无法摧毁的,他们是这世间不配有的人。刘景文所走的是一条窄路,一条光荣荆棘路,一条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路。由于拒绝参加“三自会”,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刑满之后又被强迫留场就业四年,她一共失去自由长达十九年之久。
   在监狱里,刘景文长期遭受精神的羞辱和肉体的折磨,甚至生病也得不到基本的医疗。有一次她头晕目眩呕吐得厉害,连苦水都吐出来了。医生诊断为左眼患急性青光眼,开了降眼压的药水,并嘱咐必须每小时滴一次眼药水。当时犯人服的药必须交给犯人中的组长保管,犯人不得私自存放药品。小组长却对她说:“一个病人不过一天滴两三次,像你这种人还要一小时滴一次,门儿都没有!”几天后她的那只眼睛就因为眼压过高,未得及时滴眼药水,瞳人爆破失明了。她默默地接受了这原本可以避免的创伤。在劳改营中,狱卒指使同室的囚徒们一起殴打她,她们因为知道她会喊叫,号内的组长就用手拼命地提她颈项后面的那根筋,好让她叫不出来。每次挨打的时候,刘景文都一直默唱一首歌,就是她自己配曲的一段圣经经文:“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五十章五至七节)这是她最爱唱的一首诗歌,她在家里的时候唱,在监牢里也唱。在被辱骂挨打的那些日子,她时常默默地唱,心里满有力量,也不惧怕。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她没有任何让上帝蒙羞的言行,她的身上所放射出来的信仰的光辉,让那些凶手也深受感动,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认罪悔改、决志信主。谁能想到,即便是人世间环境最为恶劣的监狱,也成了刘景色文拯救灵魂的禾场?
   从一九七七年被释放到一九九二年逝世,在人生最后的十五年里,刘景文除了照料身体多病的丈夫之外,仍然牵挂着天南海北的基督徒们,为他们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从青年时代开始,她便为教会的会友们织毛衣,直到晚年在上海的时候,若有人到她家,不是看到她在织毛衣,就是看到她在忙着写回信。教会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很多人都穿过她亲手织的毛衣。她的眼睛虽然因白内障是昏暗的、模糊的,但她心中是明亮的、清晰的;人虽坐在家中,但还时时刻刻关心着远方的弟兄姊妹,在她回信的字里行间,收信人感受到的是一片赤忱之爱。刘景文不是学富五车的神学家,没有像丈夫一样留下一叠厚厚的著作,但她的著作就是她所织的毛衣,一针一线都是以爱心织就的。她织的毛衣,温暖了千百个弟兄姊妹的身体,更温暖了他们的灵魂。上帝必不轻看这样的工作。
   王明道与刘景文结婚以后,两人风雨兼程度过了六十三年的岁月。以常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一生中几乎没有尝过幸福的滋味。早年,刘景文不容于王明道的寡母,忍辱负重,毫无怨言,丈夫是全职的传道人,收入很少,她便靠手工做鸭毛被子来养家糊口;随后,山河变色,教会面临新政权的大逼迫,两人一起被捕入狱,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被迫分离,甚至长期无法获知对方的消息,但他们在爱里没有惧怕,没有阻隔;二十年之后,两位已经浑身病痛的老人再度重聚,却好像昨天才刚刚分别一样,恩爱如初。王明道性格刚烈急躁,刘景文则以柔克刚,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迥异于常人。传记作者描述说:王先生有时候在处理问题会讲错一些话,王太太在旁边总是当面提醒纠正。虽然在众人面前未免令王先生难堪,但王太太在这事上认为:“你是神的仆人,你的话语很多时候是代表神来说话,那么你说的话句句都要合乎圣经真理,要准确。你既然在众人面前说错了话,你就当在众人面前收回你的话,我这样提醒了你,岂不是叫你在众人面前可以收回你说错的话吗?”这正是圣经中所说的“女子护卫男子”!
   在那段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刘景文对王明道的照顾无微不至,尽管她自己也体弱多病,也几乎失明。这本传记中记载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有一次侄女去看望他们,为了怕老人夜里有什么需要可以听得到,临睡时特意把房门开着。清早起来却发现房门关得很紧。王太太说,半夜里王先生肚子不舒服,就连忙起来扶王先生下床,又顾虑王先生因为耳聋得厉害说话声音太大,怕吵醒她,就把门关了。这时王先生因为腹泻已把裤子和地板都弄脏了。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个耳聋一个眼目失明,这时候叫醒别人都是很自然的事。但王太太不但没有叫醒别人,反而把房门关好,不让侄女听见什么声音,自己摸索着找出几块旧布,端上一盆一盆的水,先把王先生擦干净,好让他上床睡觉,再蹲下一把一把地擦地板。她看不见什么地方脏了,便用手摸,闻一闻有臭味的地方就擦,直到全部擦干净。又到洗手间把弄脏的裤子洗了,她说不要让别人洗这么脏的东西。弄完天也快亮了。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刘景文的悉心照料,王明道晚年根本不可能重新提起笔来,为归正中国教会的道路而奋笔疾书。
   在巨人的身后还有一位巨人。当我们仰望王明道先生的时候,不能忘记站在他身边的刘景文女士。爱是恒久忍耐,正如传记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她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于平凡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样式,在极平凡的事上做出极不平凡的事。她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危难和困苦的环境下却以平常的心去处之。事情无论大小,情势无论缓急,她都能靠主得胜。她实在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位虔敬的妇人。作为信徒的一个恩爱榜样,她实在当之无愧。”这一对伟大的夫妻,乃是上帝对苦难中的中国教会的美好祝福。刘景文与王明道一起,一生都在为真理和公义而争战,他们所受的羞辱和逼迫越大,他们的生命反而出现罕见的灿烂光辉——勇气、爱、洞见、无私、信靠的星星火焰。从这等星火中,我们得以目睹人性的最佳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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