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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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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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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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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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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即是千万家

   
   “我家”即是千万家
   
   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个人的历史”。虽然中国历史的编纂方法采用“纪传”的体式,但入选的人物全都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乃至贞妇烈女。老百姓的悲欢离合,不会、也不允许进入史家的视野之中。一次死亡几十万的人灾荒或者兵祸,在史书中往往只有“人相食”三个字。而这三个字,又能够引发现代人多少惨酷的联想呢?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十分看重普通民众单个的“自传”。这些文字,也许没有浓烈的文学色彩,也许缺乏波澜壮阔的戏剧场面,但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个体的苦难与挣扎,却最真实、最朴素、最打动人心。遇罗文所著的《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正是这样一本“一粒沙里见世界”的好书。
   “我家”是当代中国一个既普通又不普通的家庭。说普通,因为他们一家无权无势,不属于左右“历史发展”的少数阶层,油盐酱醋足以造成他们的苦恼;说不普通,因为他们家出了一个为捍卫常识而付出生命的英雄——遇罗克、一个惊世骇俗以致飘零异乡的女作家——遇罗锦,兄妹俩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史上两个交相辉映的亮点。而其他家庭成员的悲剧性命运,也堪称当代中国民众抗争专制、追求民主的坎坷历程的典型见证。“我家”的六个家庭成员,各有其性格,各有其人生轨迹,相同的是,在黑暗降临的时候,始终没有低下他们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头颅。两代六口人,有四人六次与牢狱结缘;同一座监狱,曾经有四人五次在那里羁押。如果算上“群众专政”,家中就无人幸免了。美国学者史景迁在《天安门》一书中,对康有为、鲁迅、丁玲等人的赞美,移用到“我家”的成员身上,是恰如其分的:“这些人从整体上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在面对时代危机时是多么灵活、多么勇敢、多么敏锐。我希望,他们所做的,也是有着相同才智和经历的其他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所能做到的。……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

   最近,学术界许多人在讨论“中国有没有思想家”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语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问题”。在一个连言说真话的权利都没有的国度里,何谈学术的发扬?在一个连表达常识的渠道都没有的时代里,何谈思想的独创?如果拿“思想家”的标准去衡量遇罗克,他显然是不够格的。他传颂一时的《出身论》,所表达的无非是“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这一观念早在启蒙运动中,就被欧洲诸多的大思想家们阐发得无比透彻。作为一种常识,它已经在西方深入人心。然而,在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受到最高权力机器首肯、东方种姓制度和法西斯等级制度重重纽结的时刻,能为上亿的“贱民”争取做人的权利,并为此而牺牲年轻的生命,遇罗克的身体力行,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难道比一个颇具原创性的思想家要小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全民缺乏坚定的宗教信仰和基本的道德准则的国家来说,致力于建立诸如“人应当尊重人”的常识,比建构一种宏大的思想体系更为急迫。遇罗克不是思想家,但是他给予同胞的精神财富,却远远超过了若干个官方悼词中追谥的“思想家”。
   遇罗克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记中写到:“我想,如果我挨斗,我一定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入狱之后,他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在八十多次审讯中,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监狱中伙食极差,每当吃饭时,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抢拿大个的窝窝头,分汤也是如是,谁都想得到菜最多的。遇罗克始终对难友表示谦让,从不去争抢。1968年,社会上大兴批斗之风,监狱里趁机把不认“罪”的“犯人”也押出去批斗。每次被批斗的人,轻则鼻青脸肿,重则头破血流以致昏迷,得到的“好处”就是中午额外给两个窝窝头。遇罗克多次被批斗,回到监狱时已经全身不能动弹了。但是,他仍然艰难地从怀里掏出窝窝头,送给大个头的难友刘恩海。每次刘恩海都要落泪,许多难友也被感动得哭了。
   遇罗克不是大学者、不是大文豪,只是一个坚持思考、坚持言说的普通青年,但是他的精神硬度却让大多数著名的文化人望尘莫及。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一心要求“进步”的曹禺,为了表明立场,不惜撰文辱骂当年的知音萧乾。在《斥洋奴政客萧乾》一文中,曹禺用恶毒的比喻透出重重的杀机:“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是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他在《大公报》和《新报》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曹禺的怯懦和背叛,在萧乾的身上也同样出现过。《芙蓉》1999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揭露说:“沈从文解放后曾经揭发他的学生萧乾和帝国主义有勾结,而萧乾呢?同样也揭发他的老师,以致于沈从文临死也不能原谅他,不要这个学生参加他的葬礼。”沈从文、曹禺、萧乾三人都是文坛大师,却连起码的道德底线都不能够坚守,其人格与遇罗克这样二十出头的小青年相比,何其下也!以遇罗克为核心的《中学生文革报》同人们,大难来时没有一个人叛卖朋友。丁广武、孙钢、杨玉鉴、云杰等被判10-20年的徒刑。“右派”工人任众为《中学生文革报》画了唯一的一幅漫画,他逃过了灭顶之灾,因为知道他身世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揭发他。两相比较,我们在谴责制度的严酷、体谅人固有的求生本能之外,对知识阶层的“软骨症”是否也该作一点点反思呢?
   诉说苦难,并非受难者的骄傲;诉说苦难,目的在于终结苦难。纪念英雄,并非强迫每个人都去当英雄;纪念英雄,目的在于让我们善待自己民族曾经出现过的真英雄。忘记苦难,意味着苦难的重演;蔑视英雄,意味着流氓的横行。这本记载了“我家”奇特而自然的遭遇的书,比起某些冠冕堂皇的“决议”和“文选”来,更值得我们关注,确如丁东先生所说:“遇罗文和家人、爱人、亲戚、朋友、难友在那个年代所经历的各种苦难,以及他们在磨难中如何顽强地求生,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有机部分。……其实,一个国家搞得怎么样,关键在于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日子过得怎么样。底层民众不能安居乐业,再怎么吹国家也是出了毛病。”《我家》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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