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暧昧的日本,锐利的大江]
余杰文集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
*
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暧昧的日本,锐利的大江

   
   暧昧的日本,锐利的大江
   
   1994年12月7日,当大江健三郎荣获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日本时,读者们发现书店中大江的作品少得可怜。与福克纳一样,大江在国外的名气远远超过了国内。我在大江获奖前一年就已经注意到他的作品。记得那是1993年秋天,我在北京大学台港文献中心,惊奇地发现了那本台湾版、金色封面的《个人的体验》。然后,一口气就读完了它。
   2000年9月,大江健三郎应邀访华。自20年代印度大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访华以后,又一颗闪亮的文学之星掠过中国文学的天幕。如果说当年白须飘飘的泰戈尔让中国人感到遥不可及,那么今天大江的来访则让中国的作家和读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日本是中国的宿敌,大江却对中国一直抱友好态度,迥异于一般的日本人;中国的文学工作者有着难以言说的诺贝尔情结,诺贝尔奖偏偏光顾狭小的日本岛而不降临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对于作品以晦涩著称的大江健三郎,我们既尊重、羡慕,又带着些许的疑惑和嫉妒。

   大江究竟比我们多出些什么呢?或者换一种提问法:我们究竟比大江少些什么呢?远远地阅读在海的另一边的大江,答案也许还有点朦胧。现在,我们有了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比较和思考的机会。
   母亲与儿子
   出现在中国社科院研讨会会场时,大江身穿一身黑色的中式服装,里面是雪白的衬衣,显得朴素而凝重。用王蒙的话来说,“大江先生一看就像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而且是津贴在每年6万元以下的教授。”大江说,这是他领取诺贝尔奖时穿的、最好的一身衣服。作为一个小山沟里长大的孩子,尽管功成名就,他依旧保持着清水出芙蓉般的朴实。大江安静地坐在主席台上,英华内敛。而他周围的中国作家们却有些躁动不安。
   与那些崇尚现代都市生活的日本新生代作家不同,大江身在东京,心却还在故乡那个小小的山村。那里有童年涉足的山山水水,那里有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母亲不习惯东京,坚持住在青山绿水的村庄里。大江是个孝子,获奖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故乡向母亲报告好消息。他开玩笑地对母亲说:“现在健三郎排在了泰戈尔和鲁迅的后面。”而母亲用两只手分别做了一高一低的手势,对他说:“泰戈尔和鲁迅这么高,健三郎这么低。”在母亲的眼里,儿子永远是儿子,是稚嫩的、调皮的儿子,尽管那一年大江已经快满60岁了。
   在谈起母亲和儿子的时候,大江最动感情。大江的儿子一生下来就是智障儿童。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大江夫妇终于将儿子培养成一名优秀的音乐家。如今,儿子创作的歌曲,比父亲的著作还要深入千家万户。《个人的体验》是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写的就是一位获知妻子产下残疾婴儿的父亲,由沮丧、绝望、逃避到清醒、自信、进而勇敢地承担命运所赋予的责任的精神历程。今天,当大江谈到儿子的时候,脸上堆满了温馨的微笑。但是,谁知道这微笑背后的辛劳呢?
   大江是个性情中人,他的“性情”正是中国作家们竭力要泯灭的。中国作家讲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重视技巧而忽视心灵。近20年以来,流派纷呈,你方唱罢我登场,却罕有震憾人心的作品问世。在研讨会上,中国作家们也多是斟词酌句,挑选恭维话来说,而回避心灵和思想的交锋。面对“文如其人”的大江,有多少人在反观自我呢?那么,“见”与“不见”又有什么区别呢?
   大江最崇敬鲁迅先生,他说,在20世纪亚洲所有的作家中,如果要他推举出一位最杰出者,他一定会推举鲁迅先生。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大江也是如此,在谈到对母亲和儿子的爱时,他那黑镜片后面泪光闪闪。大作品缘于大智慧,大智慧缘于大慈悲。这一点,那些痴迷于在作品中耍小聪明的文化人是无法理解的。“爱”在中国的文化圈子中,居然已经成了一个让人感到羞怯的词语。
   文学与政治
   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直就是“剪不断、理还乱”。大江健三郎是一位政治色彩很浓的作家,不同于年轻的“飘”一代喜欢阅读的村上春树。他对村上这一代青年作家的“非知识分子化”持批评态度,而认为“一个好作家,应该强烈意识到文学家是士大夫,是知识分子”。
   在大江看来,文学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的作家不是一个好作家。1999年,他的柏林的一次演讲中,引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当年使用过的“战斗的人道主义”的概念,来呼唤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干预。“我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在家里写写小说、做做实验就行了的,他必须主张通过自己的学问获得对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为此需要战斗。”反战与环保是大江作品的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对今天的中国也极具针对性。
   在日本这个民主制度尚不稳固,皇道主义、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大江倍感为民主、为自由、为和平而战斗的必要性与艰巨性。他在演讲中曾经说:“以自己羸弱之身,在20世纪,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的苦难……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大江的这一姿态使我联想到拉美的文豪略萨。略萨面对的是更为严峻的军人独裁政权,“1953年我进入大学学习之时,跟别的拉美国家一样,我国正处于军事独裁之中。我入学时,很多老师被流放或监禁,不能开展政治活动,所有政党被都查禁了。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进行审查,压制了一切批判。在那样的环境下,你又正好是个年轻人,你如果不关心政治那才叫怪事。即使你希望成为作家,只想当个作家,政治也会找上门,在你的职业训练过程中,你会遇到种种来自政治的麻烦、障碍和挑战。”作家可以选择自己作品的主题,但他本人无法选择生活的时代和国度。在专制与民主的对决之中,知识分子不可能抱着一种暧昧的态度。因此,略萨认为,一个作家如果不参与政治活动,则“不足以捍卫我们的社会赖以进步、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价值和观念。”也正像罗曼•罗兰所说:“我不关心政治,但政治要来关心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张扬“为文学而文学”无异于掩耳盗铃。
   在60年代的动荡中念大学的大江,是在研读萨特、加缪等法国作家的作品之后,带着敬畏之情,投身于充满激情与梦想的文学事业的。文学既是一次梦幻之旅,也是对现实执着的关注和批判。大江选择的一般都是新锐们看来“笨拙而陈旧”的主题。然而,正是这些主题关乎着每个生命个体的权利和尊严。大江希望能够像他所尊敬的鲁迅先生那样“呐喊”。
   而在今日的中国,许多作家把写作当作“码字”,写作仅仅是赚钱的职业,背后缺乏坚定的价值支撑。他们选择那些无关痛痒的主题,放弃了文学本身的尊严,作品丧失了永恒意义。自然,作家本人也不被大众所尊重。我们的文坛被一种由来以久的痞气所包围,缺乏的正是大江身上的那种“严肃”的东西。他们嘲笑鲁迅的战斗,为“无知者无畏”和“我是流氓我怕谁”而自豪。当我们的作家都嘻嘻哈哈地面对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嘻嘻哈哈地面对他们。
   中国与日本
   10岁的时候,大江是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接近尾声。大江公开在课堂上说:“我反对天皇!”结果被暴虐的老师打得头破血流。
   反对被神化的天皇,反对穷兵黩武的军阀,也许出于孩子的天性和本能。后来,大江逐步把对日本的传统和现实的批判理性化。大江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言说演说词是《我在暧昧的日本》,他把26年前在同一地点演讲的川端康成心目中的“美丽的日本”置换成“暧昧的日本”,个中深意,不言而喻。在东西方文明的夹缝里张惶失措的日本、半个世纪以来坚持不承认战争罪行的日本,泯灭个性和死爱面子的日本,难道不是“暧昧的日本”吗?声称“从来没有接近艺妓至一米之遥”的大江,对于川端康成笔下诗意盎然的艺妓生活艺妓以之为代表的日本传统文化持怀疑的态度。那并不是一种健康、美好的人性状态。
   大江反对天皇体制,认为天皇犯有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天皇生前虽然逃脱了惩罚,但他的这些罪行必须受到历史严厉的追究。当天皇颁发给他文化勋章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导致保皇分子在他家门口示威。同时,大江也反对极右翼分子的扩军备战政策,反对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国际诉求。他公开宣布:“我最大的敌人就是石原慎太郎。”这些观点使得他在日本成为“另类”,成为极少数有“左翼”倾向的作家。作为一名日本人,大江正视自己民族劣根性、并支持其他受害民族的正当诉求,他的勇气让人肃然起敬。
   大江正视日本的矛盾和暧昧。据说,在当年的侵华战争中,许多烧杀抢掠的日本士兵,背包里居然装着《源氏物语》和鲁迅的著作。“这种可怕的矛盾今天必须加以解决”,大江认为,处于“第四次闭关锁国”时期的日本,应当有更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发出正义的声音。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共生”是亚洲的希望。我理解他对中日关系的忧虑:“以后的日本作家,还能作为友好的客人来到中国、并受到热情的欢迎吗?”大江踏上曾经被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中国的土地,心中充满了和平的期盼。中国读者或许会被信奉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作品中扭曲的美所迷惑,但对大江健三郎其人其文充满的是由衷的敬意。中国不是一个被鲜血遮住视线的民族,中国人民愿意成为一切为和平而奋斗的人士的朋友。可惜的是,像大江这样有理性、有良知、有历史眼光的人士,在日本少之又少。他的许多呼吁在日本都成了“空谷回音”。
   “我不希望中日之间再发生战争,更不希望未来的日本士兵在背包中带上我的作品。”大江说这句话时,表情庄严而肃穆。文学能不能打破心与心之间的坚冰,达成沟通和交流呢?
   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应当试一试。
   为了我们的明天,为了我们的孩子。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