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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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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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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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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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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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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的忠诚

   
   牛虻的忠诚
   
   苏格拉底的死亡意味着西方古典世界的终结。作为一名优秀的公民,他却被同胞剥夺了生命。苏格拉底曾经把祖邦比喻作牛,把自己比喻作叮在牛身上的一只牛虻,他说:“我的职责便是要不断地刺激它,以使这头高贵的牛不至于昏然入睡。”社会学家丁学良很欣赏前贤的这种精神,在他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从“新马”到韦伯》的时候,便在序言的最后这样写道:“集良知与热血于一身,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高贵的牛身上的忠诚的牛虻。”丁学良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灾变和苦难尝了个够。他出生于一个乡间牛郎中家庭,当过在车床上劳动的工人,并且在做工时因事故失去了一只手的大半截手指。今天的丁学良,已经是云游世界各大知名学府的杰出学者,用他自嘲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际非盲流”。他献给自己祖国的第一本随笔集《不敢恭维——游学世界看中国》(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正是这样一部牛虻式的著作。
   我一向对海外学者保持相当的警惕,这并不是说我对他们有什么成见,而是看过了太多的海外学者,归国以后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地发表大量言不及意的高蹈见解。他们中的某些头面人物,来来往往于国际航线上,以结交权贵富豪为荣。在国内,他们挟洋自重,摆出高等华人的傲慢;在国外,则以中国精英阶层的代表自居,处处显示所谓的“民族尊严”。其实,他们永远也融不进西方主流社会,同时也与本国同胞的冷暖格格不入。这类“香蕉人”式的学者,名气如雷贯耳,见识却不如三岁小儿。他们当中,有赞美“文革”中所谓“大民主”者,有主张光复儒学以对抗西方文化者。这些奇谈怪论,如同具有“民族特色”的猴戏班子,在西方倒也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眼光。与这些“江湖艺人”迥然不同,丁学良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有着切肤之痛,而且师从美国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在哈佛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不会因为发现西方社会的弊病而对中国的现状盲目乐观,也不会生硬地搬运西方文化到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来。他在行走的状态中,拥有了动态的观察视角,在不断的比较中获得“此山还望那山高”的见地。在一篇访谈中,丁学良表示,自己最关切的问题永远是中国的。而中国的问题,并非如某些所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既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代表,又曾经照搬苏联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和全能政治。要解决今日中国的危机,就必须有机地结合这两大背景。那种“就中国来看中国的”的心态,常常会封锁思路,限制眼界,增加解决中国问题的决策成本。因此,丁学良倡导,中国人不应该是“中国心,中国观”,而应是“中国心,世界观”,即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性的。

   《不敢恭维》一书谈及的若干问题,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展开的。最“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是作者对民族主义的反思。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飙升有三个高潮:一是世纪之初的义和团活动,二是五六十年代的闭关锁国,三是世纪末的再度招魂。每当中国国内问题严重,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危机纽结成一团乱麻的时候,某些人便耍出掩耳盗铃的把戏,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转移国民的视线。而民族主义一旦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则有可能让整个民族都陷入迷狂状态,丧失起码的思辨和比较的能力。这样,不仅自我断绝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再次利用“民族”、“国家”、“集体”等宏大的概念来取代了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幸福。因此,丁学良通过研究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爱国主义:它的前提是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缺陷和弊端;清醒地明了自己的落后在哪里、已经落后到何种程度;清醒地了解强敌的优势和实力。爱自己的祖国不爱到无知和热昏的地步,恨敌人恨对手不恨到拒绝学习对方长处的地步。处于优势时不乐观,处于劣势时不绝望。”用丁学良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成熟的爱国主义”,其实也就是哈贝马斯在反思德国现代史之后所倡导的“宪政爱国主义”。而它的反面则是“盲目的爱国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建立在“无知”的前提上:或是自己不愿去了解敌之长、我之短,或是阻止他人去谈论敌之长、我之短。这种爱国主义集愚昧和脆弱于一身:在尚未与强手交锋前,文过饰非、“老子天下第一”;一旦被迫睁开了眼睛、看清了现实,就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盲目的爱国主义”从晚清以来就根深蒂固于我们的情绪之中。晚清政坛活跃一时的“清流”,即是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们既不清楚中国底层的现状,也不知道西方一鳞半爪的情况,只是激于满腔的“忠义之气”,便叫嚣着对列强开战。他们辱骂李鸿章等务实派“卖国”,申引传统的文化资源作为支撑,终于获取了中枢权力。“清流”的代表人物张佩伦,在中法战争中被朝廷派去督师福建马尾。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西方现代战舰的翰林,在轰隆的炮声中屁滚尿流,头上顶着铜盆,仓惶逃窜。最后南洋海军全军覆没。今天,张佩伦式的人物在我们身边依然比比皆是;张佩伦式的思维在主流媒体上依然能够博取大声的喝彩。对此,像丁学良这样有良知和远见的知识分子无不忧心忡忡。按照我的理解,这也正是他的书命名为“不敢恭维”的原因。
   丁学良的足迹遍布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对于不同国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有切身体悟。近年来,他多次往来于大陆、台湾和香港,在对两岸三地的比较和审视中,得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见解。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大到根治腐败、改革教育这样一些全局性的命题,小到中国菜在海外的推广、超市在中国城市的发展等日常生活琐事,他在书中都有出乎常人意料、却又让人心悦诚服的意见。丁学良一心想当那只忠诚的牛虻,只是,那头庞大的牛能不能体察他的一番苦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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