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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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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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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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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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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的忠诚

   
   牛虻的忠诚
   
   苏格拉底的死亡意味着西方古典世界的终结。作为一名优秀的公民,他却被同胞剥夺了生命。苏格拉底曾经把祖邦比喻作牛,把自己比喻作叮在牛身上的一只牛虻,他说:“我的职责便是要不断地刺激它,以使这头高贵的牛不至于昏然入睡。”社会学家丁学良很欣赏前贤的这种精神,在他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从“新马”到韦伯》的时候,便在序言的最后这样写道:“集良知与热血于一身,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高贵的牛身上的忠诚的牛虻。”丁学良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灾变和苦难尝了个够。他出生于一个乡间牛郎中家庭,当过在车床上劳动的工人,并且在做工时因事故失去了一只手的大半截手指。今天的丁学良,已经是云游世界各大知名学府的杰出学者,用他自嘲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际非盲流”。他献给自己祖国的第一本随笔集《不敢恭维——游学世界看中国》(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正是这样一部牛虻式的著作。
   我一向对海外学者保持相当的警惕,这并不是说我对他们有什么成见,而是看过了太多的海外学者,归国以后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地发表大量言不及意的高蹈见解。他们中的某些头面人物,来来往往于国际航线上,以结交权贵富豪为荣。在国内,他们挟洋自重,摆出高等华人的傲慢;在国外,则以中国精英阶层的代表自居,处处显示所谓的“民族尊严”。其实,他们永远也融不进西方主流社会,同时也与本国同胞的冷暖格格不入。这类“香蕉人”式的学者,名气如雷贯耳,见识却不如三岁小儿。他们当中,有赞美“文革”中所谓“大民主”者,有主张光复儒学以对抗西方文化者。这些奇谈怪论,如同具有“民族特色”的猴戏班子,在西方倒也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眼光。与这些“江湖艺人”迥然不同,丁学良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有着切肤之痛,而且师从美国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在哈佛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不会因为发现西方社会的弊病而对中国的现状盲目乐观,也不会生硬地搬运西方文化到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来。他在行走的状态中,拥有了动态的观察视角,在不断的比较中获得“此山还望那山高”的见地。在一篇访谈中,丁学良表示,自己最关切的问题永远是中国的。而中国的问题,并非如某些所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既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代表,又曾经照搬苏联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和全能政治。要解决今日中国的危机,就必须有机地结合这两大背景。那种“就中国来看中国的”的心态,常常会封锁思路,限制眼界,增加解决中国问题的决策成本。因此,丁学良倡导,中国人不应该是“中国心,中国观”,而应是“中国心,世界观”,即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性的。

   《不敢恭维》一书谈及的若干问题,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展开的。最“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是作者对民族主义的反思。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飙升有三个高潮:一是世纪之初的义和团活动,二是五六十年代的闭关锁国,三是世纪末的再度招魂。每当中国国内问题严重,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危机纽结成一团乱麻的时候,某些人便耍出掩耳盗铃的把戏,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转移国民的视线。而民族主义一旦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则有可能让整个民族都陷入迷狂状态,丧失起码的思辨和比较的能力。这样,不仅自我断绝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再次利用“民族”、“国家”、“集体”等宏大的概念来取代了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幸福。因此,丁学良通过研究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爱国主义:它的前提是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缺陷和弊端;清醒地明了自己的落后在哪里、已经落后到何种程度;清醒地了解强敌的优势和实力。爱自己的祖国不爱到无知和热昏的地步,恨敌人恨对手不恨到拒绝学习对方长处的地步。处于优势时不乐观,处于劣势时不绝望。”用丁学良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成熟的爱国主义”,其实也就是哈贝马斯在反思德国现代史之后所倡导的“宪政爱国主义”。而它的反面则是“盲目的爱国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建立在“无知”的前提上:或是自己不愿去了解敌之长、我之短,或是阻止他人去谈论敌之长、我之短。这种爱国主义集愚昧和脆弱于一身:在尚未与强手交锋前,文过饰非、“老子天下第一”;一旦被迫睁开了眼睛、看清了现实,就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盲目的爱国主义”从晚清以来就根深蒂固于我们的情绪之中。晚清政坛活跃一时的“清流”,即是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们既不清楚中国底层的现状,也不知道西方一鳞半爪的情况,只是激于满腔的“忠义之气”,便叫嚣着对列强开战。他们辱骂李鸿章等务实派“卖国”,申引传统的文化资源作为支撑,终于获取了中枢权力。“清流”的代表人物张佩伦,在中法战争中被朝廷派去督师福建马尾。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西方现代战舰的翰林,在轰隆的炮声中屁滚尿流,头上顶着铜盆,仓惶逃窜。最后南洋海军全军覆没。今天,张佩伦式的人物在我们身边依然比比皆是;张佩伦式的思维在主流媒体上依然能够博取大声的喝彩。对此,像丁学良这样有良知和远见的知识分子无不忧心忡忡。按照我的理解,这也正是他的书命名为“不敢恭维”的原因。
   丁学良的足迹遍布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对于不同国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有切身体悟。近年来,他多次往来于大陆、台湾和香港,在对两岸三地的比较和审视中,得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见解。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大到根治腐败、改革教育这样一些全局性的命题,小到中国菜在海外的推广、超市在中国城市的发展等日常生活琐事,他在书中都有出乎常人意料、却又让人心悦诚服的意见。丁学良一心想当那只忠诚的牛虻,只是,那头庞大的牛能不能体察他的一番苦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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