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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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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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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与民生

   物价与民生
   
    晚清物价的情况,在正史里没有详细的记载,而我在笔记里却发现了宝贵的资料。徐珂之《康居笔记汇函》谈物价的部分有十多则,既谈到物价在时间坐标上的涨跌,又涉及物价在空间坐标上的差异,落脚点依然在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上,这些文字集学者的谨严、史家的如实和文学家的深情于一体,是晚清笔记的精华之一。
    徐珂先谈及晚清物价指数的变迁,“三十年前之物力民生”一条如是说:“光绪二十六年以前,夏剑丞奉母家居,岁入为恒产之息金,书院之膏火,可银币六百元,裕如也。庖人供膳并薪米,以每月计之,每人出制钱一千五百文。其母夫人给以房用银二两,房中给事之女佣,工价月五百文,即取给与此二两中也。时银一两兑制钱一千二百文,官此可知三十年前之物力民生,大异于今矣。”他从一家人日常生活的开支中看出三十年来物价的变化,满清帝国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恶化,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笔记里谈到的夏剑丞还是一名士大夫,生活相对优越,如果是贫苦人民家庭,其变化更加明显。
    就宣统辛亥和乙丑年间物价的变化来看,也是触目惊心。徐珂列出一个详尽的数字单子:“昔者,辛亥也;今者,乙丑九月也。皆以制钱计,铜币一枚,合制钱十文。物价之以升计者,米昔六十,今六百;苞谷:昔三十,今四百。以斤计者,麦面:昔二三十,今四百;园麻:昔七八十,今九百;煤:昔一文零一二,今八;盐:昔六十,今六百;火酒:昔四十,今七百;桐油:昔五十,今六百;菜油:昔七八十,今五百;红糖:昔三四十,今五百;牛肉:昔四十八,今四百四十;猪肉:曰‘和身滚’,昔七十四,曰‘净肉’,今七百四十,曰‘带头’,今六百四十;鸡,昔四十八,今六百。……锄头及其他铁器:昔九百,今一千二百。……至于银价,昔之每两易制钱一千五六百,今五十二千。……”物价的涨幅是惊人的,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也是惊人的。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所表达出来的是一幅惨痛的图画。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就具体的地域而言,徐珂记录了滋阳县和济南的物价情况,在滋阳“寻常百姓食物之调料,盐而已,不易得酱油也。”而当时的济南,是北方的上海,商务颇盛,但一般民众的生活极为艰难,徐珂转引了朋友钱子清从济南的来信,信中说:“盖就丁卯腊月言之,民不聊生,烟苗遍野,生活程度之高,甚于沪也。又言津浦铁路,等于破产,所谓救国救民者,如是而已。”

    徐珂久居沪上,对沪上的物价尤为了解,如沪上的地价不断攀升,“地价日昂,继长增高,未有已也”。当时的许多地主通过卖地获得巨额收入,然后招摇过市,挥霍一空。丙寅年的冬天,沪上非常寒冷,蔬菜都冻死了,公共租界的蔬菜价格之高,几近空前。“斤以铜币计,价青菜二十枚,腊月下旬倍之,塌枯菜则尤贵,须铜币一百十二方得一斤。准以一银币二百五十枚之价,则塌枯菜贵于猪肉,盖猪肉二斤半,尤仅值一银币也。余家近曹家渡,物价较廉,一银得猪肉四斤,六十铜币得塌枯菜一斤,若青菜则铜币十六枚或二十枚。”中国的士大夫一般对生活琐事不放在心上,例如什么菜多少钱一斤,他们向来是一无所知的。他们所关心的是吟诗作画,而油盐酱醋这些俗事岂能近之?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生存能力弱的标志之一。徐珂身上的近代色彩就是他很关心这些形而下的领域,肉多少钱一斤,菜多少钱一斤,他谈得津津有味。这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在“曹家渡物价较廉”一则,徐珂更细致地描述了种种物品的价格,看来他是一个很会精打细算的人。
    徐珂对沪上的拜金主义热潮和高消费所带来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他用四个字概括“物贵国奢”,其价值取向十分明显。他介绍了一户“中人之家”的生活形貌,举的例子是他的朋友汪颂阁一家的消费。“颂阁刻于己而丰于人,家仅八口,且有宫室,而民国十五年份出款,银币乃逾四千。见其支出清帐,有七大别:家用(伙食零用及眷属之应酬,曰家用,其主妇主之)二千一百九十元,杂用三百七十元四角,医药二百零七元九角,教育费(女一、孙一)二百二十九元九角,书籍、衣物三百四十五元,酬应六百十二元九角,帮助族戚友朋三百三十二元四角,综七项计之,都凡四千二百九十三元五角,尚无特殊之用款也。”
    徐珂身在大都市,却仍然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在笔记里也多此提到“暗荒”与“谷贱伤农”的情形,跟叶圣陶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里的描述很相似。“丁卯秋冬之交,江浙以岁稔闻,米价渐落,然以绍兴言之,实歉收也。九月霜重,秀而不实,村农之谓暗荒。而米价不腾踊者,则日本今亦丰收,无待华米。且干戈相寻,交通梗阻,壅而不出,于是有‘谷贱伤农’之叹。”平静的叙述背后,实际上有很深沉的感喟在其中。这不仅仅标举一种姿态,而是展现出一种宽广的人文情怀。
    徐珂在讨论了国内的物价之后,还有一则小小的材料,是讲巴黎物价的,与谈国内情况的文字相映成趣。“吴景直尝居巴黎,谓巴黎生活程度,非皆甚高,出四佛郎可就餐于小饭肆,面包之外,有一汤、一肴、一冷碗、一冷盘,殿以水果,且红酒、荷兰水,亦可任择其一。”近代较优秀文化人已然开始注意西方人的生活状况,将西方与中国并列起来,比较、对照和评析。
    物价既与自身生活密切相关,又跟民生的疾苦一脉相连。从专制帝国内部纯粹的“政治动物”转而成为有独立人格的现代知识分子,是士大夫走出的一大步。徐珂脱离官场,靠卖文为生,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不再依赖官府的薪水来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使他必然关心物价的状况。仅仅从自己一家“过日子”出发,也得成为半个“经济的人”。对于一个心理健全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钱并没有臭味。而这一观念的转变,在中国士大夫中间极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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