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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龙飞九天
·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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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序:一面破碎的镜子
·“人”为何物?
·出洋相
·法律第一
·股市狂潮
·关注东北
·韩国亡国
·沪上美容术
·假照片:第三十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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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缝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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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学的反思
·民间话语
·末路不可怜
·素足天成
·秀才与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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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想飞的翅膀》目录
·《想飞的翅膀》自序:寻觅表达的可能性
·致钱理群老师的一封信
·北大与哈佛
·谁在打孩子的耳光?
·送你们回雍正朝
·头顶上是自己的权利
·靖国神社:为谁招魂?
·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重走“五四”路
·“另类”原是大多数
·旧瓶与新酒
·来自民间的生命力
·鲁迅的柔情
·读柏杨回忆录:未完成的反抗
·在激情与恐惧中穿行
·心灵的隔膜
·托尔斯泰给沙皇的信
·怀想梅克夫人
·那片森林
·三个俄罗斯医生的故事
·事关“国家尊严”
·心灵的维度
·永远的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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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爱与痛的边缘》目录
·“龙椅”为谁而设?
·九十年代的“红宝书”
·从尼克松到克林顿:被羞辱的总统
·官官相杀
·“鬼才”遇“鬼”记
·轿车不如轿子说
·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
·贪官的金蝉脱壳之计
·从日军细菌战档案说起
·城市边缘的挣扎
·发现我们自身的匮乏
·读《触摸历史——五十人物与现代中国》
·胡适:既开风气又为师
·密西西比河的月光
·山坳上的中国教育
·读克里玛:生活在布拉格的三种方式
·生命是忧伤的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真
·读《第四种权力》
·谁来主持正义?——读《基督山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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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背后

   名片背后
   
    对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老大帝国来说,接受崭新的事物总是不容易的。即使这种新事物是微不足道的小玩意,比如名片。名片在晚清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士大夫把它当作异端来看待,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断地对它进行攻击。
    汪康年在《汪穰卿笔记》里对当时人们喜欢用名片不以为然,他说:“以小白纸为名刺,非吾国制。留学外洋者或不得不如此,否则实不必用。若用之中国人无可为说,用之外人彼不过笑吾国人好学外人而已。”这里流露出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的自高自大的心态来。汪康年把学习外国看成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而且自以为是地想象外国人会嘲笑中国人的模仿。实际上,模仿正说明这个民族还有生命力,还有进取的勇气。回顾汉唐盛世,文化的繁荣正是由于善于学习东西南北各个民族的优长,所谓“百川归大海”也。而近代日本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比中国要晚,却迅速通过明治维新全面地学习西方,从而国势蒸蒸日上。相比之下,中国由于传统的负担过重,士大夫怎么也放不下自己的架子,使得中国学习西方的道路一直是一波三折,前进一步,后退三步。一个小小的名片也很难接受,只能说明旧式知识分子心理上有巨大的障碍。名片的优点就在于它的实用,正因为它的实用,所以才迅速地流行起来,而并不是人们为了赶时髦才用名片的。汪康年用一种二元的态度看名片:留学生在国外可以用,入乡随俗嘛;而一旦回国就不要用了——你一使用西方人就看出你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多丢脸呀!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自大心理。而这种文化的自大又来自于文化的衰微。自身越是衰弱,越是害怕阳光和雨露;而身体状况良好的人,尽可胡吃海塞也不怕消化不良。汪康年的心理状况表面看来是自信,其实却是极度的空虚和懦弱,他已然意识到自身的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只是不敢正面解决它而已。名片仅仅起到一种社交工具的作用,它不会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具有颠覆的作用,但士大夫们依然将它视为洪水猛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悲哀。连用名片也接受不了,他们还能接受什么新东西呢?
    名片的具体形制,笔记里也有所介绍。实际上,名刺这一玩意在中国古已有之,瞿兑之在《 庐所闻录》中有“名刺”一则说:“民国以前制度,名刺用红纸印姓名,字之大小约方二寸,居纸之中而略占右上。京官所用字稍大,外省则尤小焉。率请时下名手,写而刻之。”当时名片的制作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业,有了所谓的“名手”。有钱有权的人制作名片都请名手来操作,力求质量上乘。名片的制作有一定的约定俗成的规章,体现出森严的等级秩序。京官与外官的差别尤为明显,字的大小也是身份的象征,这也体现出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泱泱大国的风范来。瞿兑之说:“翰林官用大字名柬,其大几遍纸全幅。据《涌幢小品》,则明嘉靖以前尚只用蝇头小楷,后乃渐大。于是有为诗以嘲之曰:‘诸葛大名垂宇宙,如今名大欲如何。’又曰:‘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肃千秋。如今一纸糊涂帐,满面松烟不识羞。’”两句讽刺诗妙趣横生,是难得的好诗。名片被翰林们当作面子来看待,而面子不过是一个虚幻的肥皂泡。两则笔记同样是讲名片,瞿兑之讨论的是“名”与“实”的问题,与汪康年所关注的“中”与“外”有所不同。单单就名片而言,其中并没有汪康年所想象的那样强烈的文化冲突。汪康年强调说:“唯既用之则亦宜究其式。外国用名刺,大小亦若有限制,最小者乃娼妓所用,而吾国衣冠中乃用之,何欤?”我想,也不一定要死守所谓的“定制”,名片应用的时空环境在变化,名片本身也随之变化,这无可厚非。正如瞿兑之的记载:“清季,外国使领及传教师慕虚荣,亦用大字名刺。”可见,洋人自己也不是死守定制。洋人在中国也用中文大字的名片,他们倒是很容易变通的。在这样的小事上如此固执,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在国丧的时候,名片的使用也有讲究。汪康年说:“又国丧时用白纸名刺尤可怪,盖外人执丧,必于名刺四周用极粗之墨阑标识,平常之刺则吉服时所用也。今持国丧而用外人寻常之名刺,彼不笑我糊涂,必以为我不服国丧,此必然之理,不能以吾辈不解外人语遂付之不知也。”汪康年不自觉地露出了小小的尾巴:他刚才还口口声声地说要捍卫自己国家的“主体性”,现在却又站在西方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真让人啼笑皆非。既然我们有我们的规矩,又何必过多地去考虑外国人怎么想呢?汪康年前后的说法是矛盾的。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坚定的半截子的维新派人士,所以他的思想才新旧混杂,相对游离。
    一张小小的名片背后,却有一个大千世界。名片本身也是一种半西半中的玩意,因而它也就具有了复杂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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