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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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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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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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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背后

   名片背后
   
    对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老大帝国来说,接受崭新的事物总是不容易的。即使这种新事物是微不足道的小玩意,比如名片。名片在晚清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士大夫把它当作异端来看待,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断地对它进行攻击。
    汪康年在《汪穰卿笔记》里对当时人们喜欢用名片不以为然,他说:“以小白纸为名刺,非吾国制。留学外洋者或不得不如此,否则实不必用。若用之中国人无可为说,用之外人彼不过笑吾国人好学外人而已。”这里流露出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的自高自大的心态来。汪康年把学习外国看成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而且自以为是地想象外国人会嘲笑中国人的模仿。实际上,模仿正说明这个民族还有生命力,还有进取的勇气。回顾汉唐盛世,文化的繁荣正是由于善于学习东西南北各个民族的优长,所谓“百川归大海”也。而近代日本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比中国要晚,却迅速通过明治维新全面地学习西方,从而国势蒸蒸日上。相比之下,中国由于传统的负担过重,士大夫怎么也放不下自己的架子,使得中国学习西方的道路一直是一波三折,前进一步,后退三步。一个小小的名片也很难接受,只能说明旧式知识分子心理上有巨大的障碍。名片的优点就在于它的实用,正因为它的实用,所以才迅速地流行起来,而并不是人们为了赶时髦才用名片的。汪康年用一种二元的态度看名片:留学生在国外可以用,入乡随俗嘛;而一旦回国就不要用了——你一使用西方人就看出你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多丢脸呀!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自大心理。而这种文化的自大又来自于文化的衰微。自身越是衰弱,越是害怕阳光和雨露;而身体状况良好的人,尽可胡吃海塞也不怕消化不良。汪康年的心理状况表面看来是自信,其实却是极度的空虚和懦弱,他已然意识到自身的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只是不敢正面解决它而已。名片仅仅起到一种社交工具的作用,它不会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具有颠覆的作用,但士大夫们依然将它视为洪水猛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悲哀。连用名片也接受不了,他们还能接受什么新东西呢?
    名片的具体形制,笔记里也有所介绍。实际上,名刺这一玩意在中国古已有之,瞿兑之在《 庐所闻录》中有“名刺”一则说:“民国以前制度,名刺用红纸印姓名,字之大小约方二寸,居纸之中而略占右上。京官所用字稍大,外省则尤小焉。率请时下名手,写而刻之。”当时名片的制作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业,有了所谓的“名手”。有钱有权的人制作名片都请名手来操作,力求质量上乘。名片的制作有一定的约定俗成的规章,体现出森严的等级秩序。京官与外官的差别尤为明显,字的大小也是身份的象征,这也体现出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泱泱大国的风范来。瞿兑之说:“翰林官用大字名柬,其大几遍纸全幅。据《涌幢小品》,则明嘉靖以前尚只用蝇头小楷,后乃渐大。于是有为诗以嘲之曰:‘诸葛大名垂宇宙,如今名大欲如何。’又曰:‘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肃千秋。如今一纸糊涂帐,满面松烟不识羞。’”两句讽刺诗妙趣横生,是难得的好诗。名片被翰林们当作面子来看待,而面子不过是一个虚幻的肥皂泡。两则笔记同样是讲名片,瞿兑之讨论的是“名”与“实”的问题,与汪康年所关注的“中”与“外”有所不同。单单就名片而言,其中并没有汪康年所想象的那样强烈的文化冲突。汪康年强调说:“唯既用之则亦宜究其式。外国用名刺,大小亦若有限制,最小者乃娼妓所用,而吾国衣冠中乃用之,何欤?”我想,也不一定要死守所谓的“定制”,名片应用的时空环境在变化,名片本身也随之变化,这无可厚非。正如瞿兑之的记载:“清季,外国使领及传教师慕虚荣,亦用大字名刺。”可见,洋人自己也不是死守定制。洋人在中国也用中文大字的名片,他们倒是很容易变通的。在这样的小事上如此固执,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在国丧的时候,名片的使用也有讲究。汪康年说:“又国丧时用白纸名刺尤可怪,盖外人执丧,必于名刺四周用极粗之墨阑标识,平常之刺则吉服时所用也。今持国丧而用外人寻常之名刺,彼不笑我糊涂,必以为我不服国丧,此必然之理,不能以吾辈不解外人语遂付之不知也。”汪康年不自觉地露出了小小的尾巴:他刚才还口口声声地说要捍卫自己国家的“主体性”,现在却又站在西方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真让人啼笑皆非。既然我们有我们的规矩,又何必过多地去考虑外国人怎么想呢?汪康年前后的说法是矛盾的。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坚定的半截子的维新派人士,所以他的思想才新旧混杂,相对游离。
    一张小小的名片背后,却有一个大千世界。名片本身也是一种半西半中的玩意,因而它也就具有了复杂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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