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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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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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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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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三题


   谭嗣同三题
   谒谭嗣同墓
   正是在青山绿水之间,卧着一个年轻的灵魂。
   我来的时候,阳光灿烂,绿草如茵。我来的时候,一百年的岁月隔在我们之间,这个国度里,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许多东西依然如故。我是来祭拜一位烈士,他的受难,赋予中国近代第一次伟大的变革以纯洁的品格;我来探寻一方水土,这片土地,孕育出“扫荡桎梏,冲决罗网”般的中国自己的人权宣言。
   谭嗣同的墓在浏阳郊区,小山坡前面是肥沃的土地和千年不变的农家。再遥远的地方,是一脉连绵的山峰。墓正对着最高的山峰,当地民间传说,谭嗣同墓所面对的山峰,每年都在增高。与其说这是一种迷信,不如说是寻常百姓们表达对烈士敬仰的特殊方式。一路上,陪同我的是谭嗣同的侄孙谭恒旭先生。谭先生年逾六旬,精神却出奇地健旺。他是浏阳有名的眼科医生,一谈起谭嗣同,就激动不已,滔滔不绝。谭先生告诉我,由于谭嗣同墓地方偏远,一般旅游者不会前来,所以反倒还让主人拥有了一分宁静。我们的车行过好长一段颠颠簸簸的乡村公路,然后到了坑坑洼洼的基耕道前面。道窄不宜行车,我们只好下车步行。这样正中我意,以步当车,多少能够表达一点对烈士的敬意。
   半山坡上的烈士墓,造型不同于一般的墓地。上下两段圆弧状的石板组成眼睛状的围栏,拱卫着烈士的尸骨。墓的面积不大,其表面用指头大小的卵石一颗颗地镶嵌而成。百年风雨,卵石已经变成了黑土的颜色,远远看去,浑然一体,只有走到近处,才会发现个中奥秘。墓后是三块相对独立又合在一起的雪白的碑石。最右边的辅碑写着立碑的时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夏”。中间的主碑最为高大,上面写着:“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之墓”。最左边的辅碑则写着立碑人的姓名:“兼祧子谭炜立”。谭恒旭先生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三块碑石的情况。关于立碑的时间,是在烈士遇难以后的第三年。其实,在谭嗣同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谭氏家族就将他的尸骨收敛埋葬。但是,后党势力猖獗一时,对维新人士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为了避祸,谭家没敢立碑。直到1901年义和团之乱以后,清廷被迫更弦易辙,出现改革动向,谭家这才公开为谭嗣同立碑。主碑上的“中宪大夫”,是谭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职。虽然他在政变后被处死,但朝廷并没有剥夺他的官位,所以在立碑的时候,族人依然使用。而谭嗣同生前与妻子李闰并无子嗣,因此谭家决定让谭嗣同的侄子谭炜充当其“兼祧子”,为其继承香火。墓地两边的石兽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里的青草却尤其繁密,是否草亦有灵,自愿来点缀烈士的墓地,来安慰烈士的孤寂?
   谭嗣同就义的时候,据在现场亲眼目睹的一个老家人描述,死状极其惨烈。临刑前,谭嗣同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行刑手一连三刀都没有将头颅砍断。监斩大臣刚毅惊惶失措,命令将谭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行刑手又连续剁了几刀。那一年,谭嗣同刚刚三十四岁,正准备在维新变法中大展身手。下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多两银子雇了几个苦力,从刑场上将遗体抬回,放在浏阳会馆谭家后院的老槐树下。当人们缝合头颈的时候,发现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我在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三鞠躬,而谭恒旭先生在墓地右前侧向我鞠躬回礼。礼毕,老先生老泪纵横,情不能自已。率性为人,真情流露,真乃谭家人之遗风也。我与老先生谈及我最看重的谭嗣同遗著《仁学》,老先生大喜,说这本巨著长期被忽视,其实它堪称近代史上中国人自己的人权宣言。这部巨著“写出数千年之祸象”,鲜明地指出:“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几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与伦理感情巧妙地搅和在一起,导致了血淋淋的残暴被掩盖在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的面纱背后。在许多读书人的笔下,漫长的专制社会成了一曲怎么也唱不完了田园牧歌。继李贽、黄宗羲、戴震之后,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批判,这一批判远远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维新派思想家。他敏锐地触摸到中国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的脉搏,认为大病应下猛药,“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药也;拯天下垂绝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
   王船山所说的“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是对人的胸襟和气量的最高要求。自古以来,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人有几个呢?无疑,谭嗣同就是其中的一个。康有为曾经这样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仁,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然而,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偏偏容不下这样的天才和英雄呢?谭嗣同必须以自己的被杀戮来证明自己的正义,这又是怎样悲哀和荒谬的现实啊!这块墓地,既是我们的光荣,难道不也是我们的耻辱吗?
   我们缓缓走下山坡,心口像堵了一大块铁。回首墓地,它已经隐没在一户农家的白墙青瓦之后。
   大夫第里走出来的“叛徒”
   大夫第在浏阳的市中心。浏阳人说,到浏阳,不可不到大夫第。因为大夫第不仅是一座精美绝伦的明清古建筑,更是戊戌变法第一烈士谭嗣同的故居。
   大夫第建于明朝末年,在谭嗣同父亲谭继洵担任湖北巡抚的时候,得以大规模扩建。因谭继洵地位显赫,当地人称之为“大夫第”。现存的建筑仅仅是原来的一小部分,但也有近八百平方米。整座建筑坐南朝北,通高八米,有大小房屋24间,属三栋二院一亭砖木结构,具有典型的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的特点,又结合湖南的地理特色,作了一定的调整和改进。今天,外面的街道已经是现代化的闹市,而一走进大夫第的大门,就如同走进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历史时空。在雕梁画栋之中,在从天井射进来的丝丝柔和的阳光之中,还能不能寻觅到谭嗣同矫健的身影呢?
   其实,谭嗣同生前在大夫第居住的时间并不算长。他出生在北京,青少年时代大多陪伴父亲宦游在外。随着父亲任职地方的变化,他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回湖南老家几次,都是短暂的居住。但是,谭嗣同很喜欢这座老宅,他给自己的房间取名为“石菊影庐”。所谓“石菊”,也就是浏阳闻名全国的菊花石,因石头青灰如玉,有雪白的花瓣状似菊花,故名。谭嗣同的著作“旧学四种”之一便取名为《石菊影庐笔识》。他还喜欢使用菊花石制作的砚台,并写过多首砚铭,在友人之间唱和。其中一首为吴小珊作的《菊花石砚铭》云:“谓其顽而又觚,谓其逸不隐而文以华。墨之墨之当其无。浏阳者浏,曰惟厥家。噫信余不余畀,而以媵于吴。”这里很有几分夫子之道的意思,菊花石的纯洁和坚硬,不正是谭嗣同自己品格的象征吗?
   虽然经过了百年风霜的洗礼,大夫第的精美与讲究依然让人叹为观止。每一扇门窗上面都有细腻的木雕,鱼儿像在水里游动,鸟儿像在空中飞翔。遥想当年的街道上,除去这家豪宅之外,大概一般都是低矮、阴暗、破败的民房。大夫第内的主人,位居一品,当然是冠冕堂皇;大夫第外的世界,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不算贪官,一生保守而谨慎,但官位到了那一级,制度自然会给予他这样的房产和其他一切物质利益。作为谭家公子的谭嗣同,为什么不安安稳稳地享有大夫第里的醇酒美人,而毅然选择“叛徒”的身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呢?
   有关心灵的奥秘,是难于言说的。谭嗣同曾经跟随父亲在陕西赈济灾民,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见难民作种种状,悚然忆及去年家乡之灾。幸有人焉以维持之,不然,大乱一作,惨毒当不止此。版赈者真公德无量哉!又自念幸生丰厚,不被此苦,有何优劣,致尔悬绝?犹曰优游,颜之厚矣!遂复发大心:誓拯同类,极于力所可至。”这里,谭嗣同隐然具有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在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苦难对比中产生严重的“不安”心理,从而开始反思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我享有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应该承担的责任究竟有那些?这时候,一扇一扇的门次第打开了,光芒射得人睁不开眼睛。这也是一种“觉”和“悟”,与当年佛祖在菩提树下的顿悟相似。谭嗣同推开了大夫第的窗户,也推开了自己心灵的窗户。有一种等待是上苍专门为自己设定的,人的命运便是欣喜地向它奔跑过去。正像后来的黄花冈烈士林觉民在《与妻书》中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谭嗣同也是用生命实践了他的誓言。
   漫步在大夫第内,徘徊在石菊影庐前,寝具、书桌和笔墨犹在,而主人早已离去。老杜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谭嗣同不属于“朱门”,只有路上行人的饥寒,才让他感同身受。他与父亲的关系是微妙的,父亲忠于传统,忠于僵硬的专制秩序,却清楚地知道儿子惊世骇俗的才华和冰清玉洁的人格。谭嗣同虽然拒绝了父亲给他安排的平坦的仕途,却依然对父亲拥有那一份天生的血缘之爱。在他决定为失败的变法事业献身的时候,并没有忘记父亲。他模仿父亲的口吻,写了一封痛斥自己“不忠不孝”的信件,借以让朝廷日后在清查家属时,不至于连累父亲。这真是“怜父如何不丈夫”。而父亲呢?在儿子遇难以后,谭继洵被从轻处罚,提前退休回到浏阳,回到大夫第。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说明谭继洵的内心是雪亮的:一天,谭嗣同的遗孀李闰因为想念死去的丈夫,禁不在房中哭泣。谭继洵经过门外,听见哭声便止步劝说道:“媳妇不必悲伤,别看我是朝廷的一品大员,但我儿日后在青史上的地位,不知道比我要高多少倍呢!”
   阳光透过窗框,投射到青石板铺就的光滑的地面上,宛如顽童涂抹的小方格。多少人脚步,沉重或者轻盈,在这块地板上走过。许多年前,一个坚定的叛逆者,走过长长的天井,鞋底带着天井里的青苔。
   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侠之大者
   金庸的武侠小说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但是其中堪称“侠之大者”的唯有萧峰、郭靖两人而已。萧郭二人舍身取义,让人击节赞叹,尽管他们都是虚构的人物。而在血泪交加的中国近代史上,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此类“侠之大者”风起云涌、英才辈出。正因为有了大批英雄的出现,这一历史时期乃成为民族精神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时期。两千年专制体制严苛的压迫,两千年奴性文化持续的灌输,两千年阴谋权术深刻的熏染,将我们整个民族的人格、精神和质素都降到了一个低谷。到了清末民初这一王纲解钮的关键时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最黑暗的乌云之中窥见一道凌厉的闪电。谭嗣同正是这个时代走在前面的“侠之大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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