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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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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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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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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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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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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不情愿的失败之旅

   
   沈葆桢:不情愿的失败之旅
   
   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溯,其实都呼应着现实处境的凹凸;每一次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其实都联结着对当下变迁的思考。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步履蹒跚,根子还在于近代化的先天不足。然而,多年来,我们苛刻地评价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近代化的努力,对于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洋务派人士缺乏一种“理解的同情”。我们一味地指责他们的失败,这种轻率的指责无助于我们从历史中获取思想的资源。失败不是可耻的,如果将失败置之于漫长的历史阶段之中来看,它毕竟为后人提供了不可重复的经验与教训;而就失败者个人而言,他们的求索、奔突、妥协与前进,也赋予了他们的个体生命以复杂的意义。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洋务运动的关键时期;此时艰难拓展的福州海军船厂,则是洋务运动的标志性事业。其间,作为洋务派地方要员之一的沈葆桢,恰恰担任着福州船政大臣的要职,并将自己的后半生投入到了组建中国近代海军的事业之中。沈葆桢以他失败的事业,向后人展示了近代知识分子变革的勇气,以及这一勇气所能够达到的限度。洋务运动的开展,得力于处于中央枢纽的恭亲王和文祥,以及地方上的三名大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关于这五个人的研究,目前已经比较充分。但是,像沈葆桢这样的重要性略逊一筹,而在变革的实践中却走得更远的官僚,长期以来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

   出生于香港的美籍学者庞百腾教授所著的《沈葆桢评传——在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以详尽的史料和精到的论述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深入地探讨了洋务派领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洋务运动自身无法克服的困境。正如历史学家陈绛在序言中所说,这本专著让我们“看到了沈葆桢忧国忧民的深情溢于言表,也看到了他思想上承受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几经挫折、几经蹉跎的负担是何等沉重”,这种“沉重”今天同样存在于那些有志于变革中国的人们的身上。
   沈葆桢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他科场顺利,十九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他的才华与人品被舅舅林则徐看中,将其招为女婿。而沈葆桢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还是因为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成功地守住了江西省重镇广信府。庞百腾教授指出:“保卫广信使沈葆桢变成传奇人物,集中儒家一切美德的典型,只有在最伟大的学者和官员中才能找到。”更重要的是,沈葆桢在军旅生涯中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经过曾的推荐,他很快升任江西巡抚,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他的升迁的速度,即使在同代人中也是罕见的。
   然而,在服完母丧之后,沈葆桢出人意料地接受了船政大臣的职位。本来他可以谋求更为高级的职务,一个大省的巡抚甚至辖制几省的总督。但是,他几乎是抱着牺牲仕途的决心,选择了这份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中央和地方给予的支持有限,则对他的行政管理是严重的冲击”。
   他将把自己的有生之年,奉献给中国当时最大近代国防企业之一的福州马尾船厂,
   当沈葆桢真正从左宗棠手中接过庞大的船厂时,他发现要胜任这一职位,所需要调动的知识和能量远远超过了他昔日的想象。仅仅是协调两名在船厂任职的法国军官的敌对关系,就面临着法国领事治外法权的干涉。他意识到,光有先进的军舰而没有近代化的海军官兵是不行的,于是他开设了船政学堂,希望培养出第一流的海军人才。后来,从这所学堂走出来的有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和甲午海战的英雄邓世昌。但是,在学堂刚刚开办的时候,却很难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年轻人们还是汲汲于科举考试,企图实现“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梦想。只有像严复这样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才不得已地进入船政学堂。许多学生无法接受崭新的训练科目和思维方式,一名外籍教官在回忆录中写到:“学员们不乐意于体力劳动,害怕弄脏了手。有时派他们爬上桅杆顶上,他们却是一幅可怜的样子。”技术差异的背后,更加坚硬的还是观念的内核。这层内核是沈葆桢难以突破的。
   沈葆桢知道,只有一所船厂不足以建立起近代化的国防体系来。他在四个领域企图拓展中国近代化的基础,这就是:培养新型海军人员和组织福州舰队、促进学科学、建设近代煤矿和铺设第一条电报线。
   在煤矿、电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领域,他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在改革教育制度和财政制度这些更为关键的方面,他却遭到了无法避免的惨败。显然,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
   就改革科举制度来说,虽然沈葆桢仅仅提出在考试内容中增添数学,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这一修订将引发严重的连锁反应。庞百腾教授分析说,这一微妙的变化“将迫使修正科举制度的哲学基础,改变自理学兴起近千年以来被认为是学者和官员应有的基本品质”。同时,“这也会损害学者和士绅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皇帝坚决地否定了沈葆桢的建议。如果科举制度的取消,不是在三十多年之后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的时刻,而是在沈葆桢这批洋务派当政的、颇有“中兴”气象的时刻,清王朝的命运会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呢?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人们正是在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的假设中,不断地获得严峻的思索与丰厚的智慧。
   同样,沈葆桢改革财政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得以实践。依靠一套中世纪式的、中央与地方职权不明晰的、充斥着贪污腐败的财政税收制度,不可能支撑起耗资巨大的近代国防工业。学者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分析清廷落后的财政制度与巨大的现代军备开支的矛盾时指出:“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拨款,总要延期打折扣。其次当时皇家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福州船政局从建立起,一直就面临着资金的困难。晚年的沈葆桢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到了筹款上,依靠他的声望和官职只能暂时有效,更何况这种办法也陷入到了“人治”的怪圈之中。
   沈的去世对于船厂来说,不亚于一场“地震”。就在他去世之后的第五年,也就是一八八四年,他苦苦经营的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沈葆桢在这之前去世,究竟是一种幸运呢,还是一种不幸?
   沈葆桢失败了,但他已经作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所能够作出的最大的努力。他的悲剧仅仅在于他诞生在一个过渡时代。庞百腾教授在本书的结论中意味深长地说:“历史属于那些为自己社会带来变革的人们。过渡人物就是这样的人。沈有能力同过去决裂,然而没有放弃它。但是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如果说他没有能力使中国变革到他所要求的程度,但他毕竟在引导中国向晚清改革的最后阶段靠拢。”历史不总是以成败论英雄。
   那么,同样是处在艰难的改革中的我们,有必要向沈葆桢这位不彻底的、也不可能彻底的改革者,表示我们作为后来者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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