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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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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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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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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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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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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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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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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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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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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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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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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吏•士——解读《史记•酷吏列传》


   君•吏•士
   ——解读《史记•酷吏列传》
   《酷吏列传》在整部《史记》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从表面上看,《酷吏列传》仅仅是关于十个酷吏的白描式的传记,而实际上它却是西汉鼎盛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史料。司马迁写作《酷吏列传》,不单是为了揭露酷吏们罄竹难书的罪行,更是在探究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约束。后人评论说:“一篇之中,感慨悲愤,汉廷用人之非与酷吏得报之惨,具见于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所以致惓惓垂诫之意,不独为十人立传也。” 《酷吏列传》反映了汉代君王、胥吏和士人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同时在对现实的激烈批判中寄托了司马迁对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的向往。
   《酷吏列传》短短数千言,描画出十名酷吏的形象。十名传主都具有共通性,即以“酷”为施政手段,以残暴来获取升迁的机会。“太史公传酷吏十人,皆以严峻为能事,至今读之,犹使人不寒而栗。” 今天我们已然能够感觉到,在司马迁描写酷吏的文字里,有着一种超越时空的寒气。对于酷吏的事迹,司马迁既能“现”又能“隐”。所谓“现”,是指司马迁有史家之胆,毫不隐讳地揭示出酷吏斑斑的劣迹。他触及的是一般史家不敢触及或者很少触及的题材“禁区”。这一点,后人也极为叹服:“想太史公落笔时,哀惨填胸,虽事属本朝,而讳不胜讳,故随笔直书,善恶自现。” 对本朝的历史秉笔直书,在专制时代非同寻常。所谓“隐”,是指司马迁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采取了比较冷静的笔法来处理那些让人很难冷静的材料。一篇之中,要把十个人写活,要把十个行径相差无几的酷吏各自的性格差异鲜明地表现出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写法上以一木见森林,取各自的典型事件来表现。《酷吏列传》全文如女子绵密的针脚,针针相连、环环相扣。此篇文字与其它篇目有明显的不同,这一点后世很多读者都注意到了:“《酷吏列传》别是一种笔墨,立格用意以短悍为主,奥字峭句,隐然有阴惨之气。其刻深次骨处,往往如老狱断狱。太史公可谓文中之酷吏也。” 文章分风格与内容可以说得到了完美的统一。《酷吏列传》的阴惨冷峻,与《刺客列传》的慷慨悲歌、《游侠列传》的潇洒流丽对照鲜明,让人如同进入深幽的山洞,同时感受到视觉上的黑暗与触觉上的寒冷。
   以片言只语而能胜过千言万语,《酷吏列传》堪称一字千金。如写酷吏周阳由:“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一个“挠”之,一个“取”之,周阳由的形象呼之欲出。法律在他的手里简直就是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写酷吏宁成:“宁见乳虎,无值见宁成之怒。”从侧面来烘托,虽然是虚写,却笔力千钧,让人感受到“猛于虎”的苛政的压力。写酷吏温舒,杀人如麻,还感慨国家规定的执行死刑的时间太短,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亦!”这一句话就让一个酷吏“活”了起来。这一句话的背后,又有多少的冤魂!《酷吏列传》中的十个酷吏,被司马迁写得如同剥茧抽丝。他们的行径辗转相效,而又“青出于兰胜于兰”。酷吏残酷性的加深,也正说明汉代政治专制的加强。后一个酷吏常常是以前一个酷吏为老师:“治效郅都”、“治效于禹”、“声甚于宁成”、“治仿尹齐”、“治于宣相仿”、“治大仿张汤”、“酷甚于温舒”……这种写法,不露生色,而褒贬自现,同时将似乎各自独立成篇的传记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篇章,“略以年代之先后为次而十人之出身进用废黜死率本末,分合错综,贯串穿插,总成一片文字,盖有不得然者,非故为此钩连缨搭之奇也” 。整个篇章的“有机化”没有任何人工的痕迹,自然天成。
   汉代的酷吏,当然不止《酷吏列传》中详细描述的这十个人。这十人只是酷吏中较有典型性的代表而已。司马迁在结尾处写道:“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减棰成,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可见,酷吏之多,已经到了数不胜数的地步。两个“何主数哉”的感叹,说明司马迁已然意识到酷吏的泛滥不仅是人的品质的问题,而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是当代政治体制的问题。他作为一个有历史良知的士人,紧紧抓住当代的问题,对当下的现实发言。晚清的郭嵩焘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太史公之传《酷吏》,不上及于战国暴秦之时,其旨微哉!” 从战国开始,酷吏就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在秦朝胥吏取得了对士人的绝对胜利。但是,司马迁不是着眼于对前代的反思,而是注重对本朝的针砭,所以他笔下的酷吏全部是汉代的,尤其集中在武帝一朝。由此可见,太史公更加看重“当代史”。他的“问题意识”集中在当代。
   在汉代初年,酷吏的力量并未彰显。秦朝的教训让新的统治者引以为诫,同时新兴的王朝采取修养生息的政策,以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当时,君主的权力相对较弱,胥吏的权力自然也就更弱,也就导致了士人有较大的活动空间。此时,君主、士人和胥吏的关系是相对均衡的。司马迁在描述这段时期的状况时说:“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他是十分赞同汉文帝、景帝的政治的。而到了汉武帝时代,政治方略有重大的改变。一方面,武帝竭力统一、整合社会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方面任用大量的胥吏,对社会个阶层进行严厉的管理。从表面上看起来,两种措施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其实正体现了中国专制时代政治的核心思想:儒表法里。汉武帝把儒家思想作为招牌,却不给儒生以管理国家的权力,反而任用并不信奉儒家观念的胥吏来进行残酷的治理。
   这个时候,在君、吏、士三者的关系当中,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君主的力量凸现,而吏正是君权的直接体现。这样,士人的空间就变得极端仄迫。在酷吏杜周当道的时候,“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责问他说:“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可见,君主与酷吏是亲密无间的。酷吏能够坚决地贯彻君主的意志,因为酷吏背后没有儒家理念的支撑,他们只是相信权力,所以能够对君王的命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相反,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士人,背后有一整套价值观念,不时与君主的立场产生冲突。士人与君主进行合作的时候,不会像胥吏一样毕恭毕敬、惟命是从。于是,专制君主更倾向于选择胥吏作为合作伙伴。对士人来说,严酷的法令只是教化之外的辅助手段;而对君王和酷吏来说,严酷的法令则是巩固帝国的根本。这正是太史公所揭示的君王与酷吏的“切合点”。对此,唐顺之论述道:“酷吏十人,行多相类,而叙不同,笔力极其变化。太史公语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清浊之源’,一篇大纲。说到‘奸伪萌,上下相通’,即借法为欺。未尝不依法行从事,而无情实,故至于不悔。乃此时,非酷吏收止,安能偷少顷之快!” 司马迁对严刑酷法的作用有着清醒的体认。酷吏表面上的“大治”隐含着深重的危机。
   君权的扩张,带来酷吏势力的扩张。同时,原有的贵族大臣和正统的士人则遭到沉重的打击。在杜周当权的时候,“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臣权衰落,吏权乃大张。“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至十万余人。”司马迁对此是相当忧虑的。他希望文官制度能够得到保障,能够通过士人的价值立场对君王的权力起到制衡作用。这种制衡对老百姓来说也是有利的。许倬云在讨论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的时候说:“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文官制度是国家与社会斗争中的制衡角色。中国的文官制度不是工具性的结合,而且有儒家意念参和其中。” 司马迁看重的,正是这种“儒家意念”。
   相反,酷吏往往都是缺乏起码的儒家意念的人。从他们的出身和所受的文化教育就可以看出来。如酷吏义纵“为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酷吏王温舒“少时椎埋为奸。已而试补县亭长,数废。为吏,以治狱为廷吏。”显然,他们都是一群以儒家经典无缘的人物。《酷吏列传》中,张汤是一个典型中的典型。关于张汤小时候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这一细节好似一出精彩的戏剧。仔细分析这则材料,可以发现张汤所受的教育是“刀笔吏”的教育,他对儒家经典是陌生的。他掌握的是断案的“技术”,而隔膜于一种终极性的观念和信仰。他这样的胥吏,“能力”来自于“实践经验”,当然会用实用主义的立场来处理所有的事务。
   在君王和酷吏的权力高张的时刻,士人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取得了最大的交集。太史公对张汤有两种评价,一个评价是“国家赖其便”,另一个评价是“张汤死,而民不思。”两相对照,让人深思。国家,是君王的国家,张汤的所作所为,当然是对君王的专制有利,对王权的畅通有利;相反,民众是深受其害的,又怎么会哀悼张汤呢?君王对张汤之流的酷吏的态度与民众对他们的态度迥然不同。太史公是站在民本主义的立场上下结论的,而写《汉书》的班固则百般为张汤掩饰,因此明代学者杨慎说:“太史公谓‘张汤死,而民不思’,一语至矣。班固及称其推贤有后,力雪其酷吏之名,异乎太史公之直笔矣。班马优劣,此矣可判。” 司马迁基本上是站在民众与士人的立场上,而班固更多的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所以,在明代对专制主义政治有着相当清醒的体认的杨慎,从这一细节处发现了司马迁和班固的优劣。
   批判酷吏是远远不够的,形成酷吏现象的根源在于专制君主。太史公敢不敢把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皇帝呢?《酷吏列传》可以说就是武帝朝政治黑幕的大曝光。在写酷吏赵禹时,司马迁说:“上以为能”;在写酷吏张汤时,司马迁说:“于是上以为能”;在写酷吏义纵时,司马迁说:“上以为能”;在写酷吏王温舒时,司马迁说:“天子闻之以为能”;在写酷吏尹齐时,司马迁说:“上以为能”;在写酷吏杨仆时,司马迁说:“天子以为能”;在写酷吏杜周时,司马迁说:“天子以为尽力无私”……司马迁写酷吏,笔在此而意在彼。这里,反反覆覆出现的“上以为能”,直接点出汉武帝是酷吏的后台老板,史家秉笔直书的品格表露无遗。后世细心的读者自然能够读出太史公的心思:“故行其酷者酷吏也,而成其酷者天子也。太史公深慨焉,故于诸人之传,一则曰‘上以为能’,再则曰‘上以为能’。……太史公大书特书,屡书不一,书其垂诫,岂在郅都诸臣哉!” 司马迁在这一系列平静的叙述里,充满了对汉武帝政治的深刻谴责和嘲讽。经过自己的观察和检讨,司马迁一眼看出了酷吏横行的根源——“张酷吏之威者天子,流酷吏之害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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