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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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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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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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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石头——读史景迁《天安门》

   
   沉重的石头
   
   我是一个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儿歌长大的孩子。比我年幼的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也许不再拥有这种记忆与经验。但我想,那些比我年长的人们,大概都对这首歌曲耳熟能详。
   天安门不仅是童年的记忆,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近代以来中国最为重大的事件,几乎都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辛亥革命之后,皇帝逐渐从中国人的生活中隐退,但是皇帝所代表的权威却残留在了几经整修的天安门。天安门迎接过走马灯般变换的新主人——军阀、政客、日本人以及革命领袖。对于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来说,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天安门后面的深宫大院里所发生的一切,而是天安门前面的广场上所发生的一幕幕的悲喜剧,正如他在《天安门》一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天安门的前面,“成了政治活动家、学生和工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他们抗议徒有其名的共和政府在外国的侵略面前的软弱无能,却每每被棍棒和枪炮所驱散”。《天安门》这本富于激情的史学著作,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在改良与革命的选择中的心灵痛苦与内心冲突。

   治史的快乐就在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史景迁在描述中国那难以描述的二十世纪历史的时候,选择了天安门作为不变的背景和道具。在这一永恒的道具面前,变化的只是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演员。这一次,史景迁将主角与配角的位置作了调换:在其他历史著作中长期充当主角的政治领袖,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被他放在次要位置;相反,他将一批原来处于配角地位的文人推到了灯光之下。
   《天安门》以三个人物为主线:第一位是作为十九世纪末激进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康有为,匪夷所思的是,他在晚年居然成了保守派的象征;第二位人物是作为二十年代痛苦的大学生和农民的杰出代言人的鲁迅,他取得了中国现代文学最高的成就;第三位是作为新女性代表的、集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于一身的丁玲,她对自己的创造天赋同国共两党相继制定的艺术标准之间的巨大不和谐有着深切的感受。围绕着这三个中心人物,作者还为我们勾勒了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等著名知识分子的肖像。对于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史景迁用一种学者少有的伤感的笔调写道:“尽管这些有教养的中国人声音有时似乎太刺耳,他们的姿态有时似乎太过于形式化,可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仍拥有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早些死去。但无可否认,他们常常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已经看出来这种特殊剧目的潜在方向,明白了这决不是那种可以让置身场外的人平安无事的戏。”这些知识分子好像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把一块注定了要落下山的石头往山上搬。
   史景迁选择的都是文人气质浓重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以文学为职业或“准职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克服着“在不得不作出日常决定时所面临的困难”、“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值得敬重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他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社会的发展却与所他们期望的方向“南辕北辙”。他们企图充当诊断社会疾病的医生,却无法开出正确的药方;他们试图宣告已然朦胧感受到的真理,大众却“左耳进右耳出”,丝毫不把他们的言说放在心上。他们的道路究竟在那个地方迷失了?他们的思想究竟受到了哪些扭曲?
   史景迁以若干文人的命运生动地向我们说明:在整个中国的二十世纪,文学和文学家的意义,被无限地放大与夸张了。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学和文学家并不具备我们以前所设想的那种决定性作用。比伟大的作家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另外一些类型的知识分子,诸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乃至宗教学家等等。但是,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之内,后者几乎完全被忽略。专家受到文人的蔑视,而就整个社会氛围而言,专家还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怀疑和不信任。相反,在文人的身上保存着传统文化中“巫师”或者“祭师”的角色。他们被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共同要求,应当对同胞的生活负责;他们被一种他们个人无法胜任的期许折磨,应当同时从事文学之外的事业。
   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牺牲品。在义无反顾地赴死之前,他写下了不被党内同志理解的《多余的话》,声明自己“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担任一党党魁是“历史的误会”。他对经济学没有一点兴趣,也没有读过《资本论》,最喜爱的还是俄罗斯文学。正像史景迁所指出的那样:“瞿秋白把自己的一生比作一出‘滑稽剧’,他在剧中扮演了太多肤浅的角色,当过党的领袖、大学教授、翻译家、丈夫、初等教育家。”这种错位,不是瞿秋白个人造成的,而是现代中国社会进程中的难以避免的“张冠李戴”。由于缺乏受过完整的政治理论教育与严格的政治实践训练的职业革命家和政治家,文人被迫披挂上阵,甚至冲锋在最前面。最终酿成了他们个人的悲剧,也酿成了他们国家的悲剧。开不出药方倒还罢了,如果开出一张错误地药方,那么带来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显然,“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在我们这里还应该大大地拓宽。它不应仅仅是指作家、文人,同样,它也应当包括那些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单一的职业者,如律师、教师、经理、工程师、政府公务员等等。如果忽视他们的意义、压抑他们的价值,社会将难以持续地、平稳地发展。而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里,文人将不再承受被夸张的命运,其角色定位将更加单纯,并逐步从繁杂的身份中剥离出来。同样,普通的中国人也必须走出纠结了一个世纪的“天安门”情结。假如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即使是自己的陋室也比辉煌的天安门还重要,那么诞生真正的公民意识就有希望了。
   搬运沉重的石头固然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悲剧美感,但是,假如我们换一种角度思考:没有了那块石头,我们是否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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