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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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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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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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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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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完的“五四”路——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


   走不完的“五四”路
   ——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
   今天,我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跟大家进行一次坦诚的、自由的交流和沟通。首先声明,今天我并不是来给大家作一个演讲或讲座的,我跟大家是同龄人——我是一九七三年出生的,今年刚好二十六岁,比在座的大家也就是大两三岁、三四岁而已。所以,希望今天能够多多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不要成为为一个人的“一言堂”。(鼓掌)前面我将作一个简要的发言,后面的一半时间大家可以提问、批评,我们一起来讨论。
   其实,以前我特别害怕在公共场合露面,尤其是面对这么多人讲话。也就是最近一年多以来,我才有一些机会到公共场合讲话。按照我自己的本性来讲,是一个非常内向、非常腼腆的人。看过我的书朋友,可能已经从我的文章中发现了这一点。我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叫《口吃的人》的文章,我从小是比较口吃的,口吃也成为我自卑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特别怕在这样大的场合、对着这么多人讲话。(众笑)不过,我认为,口吃更多的是心理原因,而不是生理原因,我告诉自己要勇敢一点、大方一点,我认为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口才不是最重要的,真诚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我愿意以最真诚的态度来面对大家,如果有人觉得我的话不真诚,可以自由地离开,我不愿意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掌声)
   我之所以愿意到这里来跟大家见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对自己的定位、二是广播学院的性质。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信息时代、一个传媒时代,而我今天来的是中国著名的广院,广院的学生将来都会成为中国传媒界的中坚力量。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不可能完全离开媒体这个中介。我非常愿意跟大家沟通和交流,而且也希望明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我有机会进入传媒中或者部分参与媒体的运作。
   为什么我有这么一种人生选择呢?这跟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背景和文化氛围,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从八十年代末年到今天,这十年来中国的文化生态与八十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化不断退却到社会的边缘,文化人不断收缩回自己的书斋,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与社会大众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膜。高等学校里面的著名教授们,他们在做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工作、他们在想一些什么样的学术问题,广大的老百姓不会去关心。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的苦难、自己遭遇到的不公正的事情。而老百姓面临的切实的难题,又没有几个学者主动去关注。这种状态这跟八十年代非常不同。在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跟大众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顺畅的,高等学校尤其起着社会的思想文化进步的火车头的作用。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高等学校却逐渐丧失了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反过来再把历史往前推,推到八十年以前,也就是五四运动前后。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个关键的转折点,当然它的很多意义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今天,我愿意从另一个侧面谈一下。我觉得,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达成空前的思想文化启蒙的成果,重要的原因在于:有大批的、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进入传媒之中,进入报纸和刊物里面。在此之前,这种现象从来没有出现过。
   第一个全身心进入报纸和刊物、并领导一个时代舆论方向的大知识分子,应当是梁启超。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的近代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这三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最近这段时间,我在准备硕士论文,我把梁启超作为一个上个世纪之交的“枢纽”式的人物来研究。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近代传媒业进入中国。在当时的传媒方式中,最重要的是报纸。梁启超是第一个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办报之中去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此之前,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瞧不起报纸、瞧不起传媒,他们或者“学而优则仕”,或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做非常专业化的学问。梁启超是第一个传统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叛逆者”。从他的青年时代、二十多岁起——在戊戌变法时他只有二十八岁,在此之后他流亡到日本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一直到他五十多岁去世,这三十多年间,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之中。梁启超对中国对社会的推动、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推动以及把西方的先进观念引入到中国来,可以说做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现在学术界对他有些批评,说他的东西比较浅薄、疏漏较多等等。我对这些看法不太同意。从纯粹的学术价值来讲,梁启超当然没办法同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的成就相比,但他对新闻工作的投入,起到了直接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就这一点来说,他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前面的几个学术大师。梁启超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学者,面对千疮百孔的时代,他更有一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之心。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我看重他的心灵的质量甚于看重他具体的学术成就和知识生产的水平。我认为,梁启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传媒知识分子的范例。
   我的导师夏晓虹教授写过一本很好的书,是一本梁启超的传记,题目就叫《传世与觉世》。用“传世”与“觉世”两个概念来概括梁启超的一生,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梁启超的一生都在这两个东西之间挣扎,他承受着两者施加给他的巨大压力和引力。“传世”就是写大部头的、能够传世的学术著作,像钱钟书的《管锥篇》那样的;“觉世”是“觉醒”的“觉”,也就是启示、唤醒这个社会,作启蒙和宣传的基础工作。到底是在报刊上写“觉世”的时事评论、写通俗的启蒙文章好、写杂文好,还是写那种大部头的“传世”的学术著作好,在现代中国,每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以取舍的选择。梁启超的一生也时常在这两者之间波动。他一会儿选择这一个,一会儿又选择那一个。但是,最后他写得最多的还是“觉世之作”。
   同时,我也认为,“觉世”和“传世”这两种文体之间也在不断地发生转化。我可以举个例子,梁启超写的《少年中国说》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传颂一时,当然算是“觉世文章”。但是,这篇文章里体现出来的少年朝气、青春活力以及对“少年中国”的热切呼唤,百年之后依然魅力不减。这难道不也是一篇“传世之作”吗?显然,《少年中国说》比梁启超本人的一部大部头的著作更有可能成为“传世文章”。
   探究完梁启超所走过的道路,我再回过头来谈对自己的定位。我不愿在硕士毕业之后继续留在学校里,继续念博士,然后当讲师、当副教授、当教授、当博导。我没有兴趣走这条道路,我觉得,一个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把自己后半生的道路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众笑)我希望明年毕业以后能够进入“大社会”之中,跟传媒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传媒时代,我们不可能故作清高地拒绝传媒。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利用传媒,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不利用传媒、拒绝传媒,像古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写一部书稿出来,“藏之于深山、传之于后世”,在今天这个社会是不合时宜的。
   当然,知识分子和传媒要合作,在当下的中国面临着相当大的难题。首先,媒体的客观、公正和独立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其次,你在利用传媒时,传媒也在利用你,传媒对人的扭曲非常大。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先要想好:个体在媒体终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立场?个人要有一个底线、有一条人格的底线不能跨过,这就是不说违心的话。你可以在具体的运作中作一些妥协,但你自己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不能在跟传媒的合作中消亡。
   五四运动前后,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介入到传媒之中。比如鲁迅,办了很多文学性的刊物;像胡适,办了《每周评论》等政论刊物;像陈独秀,办了名震一时的《新青年》;像茅盾、邹韬奋、叶圣陶、张元济等人,也都是新闻出版行业中的翘楚。他们深深地介入到传媒当中,而且确实对当时的思想启蒙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据我所接触到的传媒界,优秀的人非常少。特别是高校里面的学者、教授,对传媒都抱一种轻视的态度。这个时代是浮躁的,而传媒又处在时代的最前线,所以传媒中体现出的浮躁更会令知识分子反感。于是,大家都不愿意介入到传媒中去,包括我接触到的很多第一流的学者们。他们都对传媒持很严厉的批评态度,好像与之不共戴天一样,声称决不跟传媒来往。我觉得,这种选择有一定的偏颇之处。正因为传媒里面缺乏优秀的人、缺乏第一流的人,所以传媒现在的状况才会很糟糕。也正因为传媒的状况很糟糕,才更需要有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加入进去,对它进行提升、对它进行改造。我认为,中国青年一代的优秀分子,应该更多地关注传媒问题。在座的各位,以后很多都要进入传媒,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携起手来,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尽自己的一分力量。(掌声)
   我对五四、对晚清有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不是钻故纸堆的兴趣,而是“以史鉴今”的兴趣。我认为,戊戌变法是五四运动的前奏,没有戊戌变法也就没有五四运动。但是,长期以来,戊戌变法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我最近刚完成一本名叫《尴尬时代》的、带有学术风格的随笔集,它跟我前期的几本书有比较大的不同。以前写的《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说还是不说》等,比较多地体现出我的社会批判的方面,而《尴尬时代》跟我的专业研究结合得比较紧密一些。在这本书中,我试图通过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也就是一百年以前的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国人的生命形态的转型,来透视我们当下社会的文化状况、思想状况和其他方面。
   我的研究材料是清末民初的笔记野史。鲁迅先生早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指出:中国历史的真相存在于中国的笔记和野史之中,二十五史只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已。我研究那个过渡时代,最能体现历史真相的是文人的笔记。通过对晚清文人的一百多本笔记著作的阅读和比较,我进行了一些粗略的钩沉,前后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然后,我从中提炼出很多细微的“点”来,就一个一个的“点”来作文章。
   为什么要从细部入手呢?我认为,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大家都喜欢谈大问题。我到北大研究生论文库里去看,很多人做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甚至做本科论文,一开题的题目就是中国文明、东方文明、乃至东西文明比较,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大而无当的。很多文章都是表面上说了很多话,实际上什么都没说,就像空对空导弹一样。(笑声)这不是真正做学问的好方法,也不是我喜欢的方法。我喜欢从细部的问题、也就是从具体问题出发,我非常欣赏胡适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我们要从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起步,就好像打一口井一样,必须集中精力,在一个地方一点一点地打下去,才能打出一口甘甜的井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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