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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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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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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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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在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中,“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崛起论”两种极端评价交替出现。最近这几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畸形繁荣,以及中国凭借廉价劳工和廉价原材料而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崩溃论”甚少有人提及,“中国崛起论”逐渐深入人心。于是,西方对中国的最大的期待便是:中国在崛起的同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然而,这个期望正在变成泡影。西方需要从这个难以实现的迷梦中被“唤醒”过来。

   天安门屠杀之后,大部分西方国家并没有严肃地对待中国越来越严重的人权问题,他们只是发现中国变成了一个最容易赚钱的地方。而中共当局非理性的统治方式与日益扩张的军力之间造成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国成为地区大国中最不可信赖的成员。作为最后一个庞大的、三心二意地奉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中共政权保持着当今世界最糟糕的人权记录,中国的外交记录也显示它仍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这一切似乎都被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制造的四处泛滥所遮掩了。大部分匆匆到中国游览的西方人所体验到的,是一个正在变得越来越像纽约、巴黎、东京和伦敦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西方化的中国。这是一扇魅力无比的橱窗,但仅仅是橱窗而已。

   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仅仅意味着半个冷战的结束,而不是冷战全部的终结。我并没有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所估计的那么乐观。我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一个至今仍然没有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以及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国家,一个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乃是分裂的中国:城市的中国和农村的中国是分裂的,沿海的中国和内地的中国是分裂的,富人的中国和穷人的中国也是分裂的。通常意义上,西方的外交官、记者和旅游者所观察到的,是城市的中国、沿海的中国、富人的中国,是“地上的中国”。这不是全部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

   中共当局是如何“自我美容”的

   在今天的中国,人权状况依然极其恶劣,人权状况的改善远远没有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天安门屠杀并没有结束、那些死难学生的母亲们处于不可接触的“贱民”的状态,母亲们每天都得面对凶手的监视、骚扰和恐吓。这是一个杀害了孩子又继续虐待母亲的政权。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练习者群体的镇压、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对失去工作的工人和被剥夺土地的农民的控制,对维权律师和独立知识分子的迫害,一直持续至今。在弹压广东太石村村民的维权活动时,武装警察悍然对民众开枪,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政府随意屠杀人民,在中国不是一个“过去时”。对于中共来说,屠杀不是一次“偶然”,乃是一种“常态”。

   另一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充分证明了“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的原理。尤其在苏丹和缅甸问题上,中国的做法越来越激起世界的公愤。苏丹独裁政权的种族屠杀,堪称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种族屠杀,西方国家早已对其实施各种形式的制裁。但是,中国仍然与苏丹独裁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苏丹所生产的石油有三分之二左右出口到中国。中国批评西方的外交瞄准石油,其实中国自己才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油老虎。而近期缅甸军政权再次大肆屠杀争取民主的民众,甚至连参与和平示威的僧侣也不放过,在全球激起了声讨浪潮。即便如此,中国仍然拒绝向缅甸施加压力,以促成冲突的和平解决。中国还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反对票,致使一份制裁缅甸的决议流产。中国对伊朗、北韩核试验的纵容,也使得其国际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中国自己是一个独裁国家,对别的独裁国家自然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再加之对经济利益赤裸裸的追求,更是完全漠视诸多国家之内存在的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中国厚颜无耻地盗窃西方的知识产权,中国的仿冒产品存在于从汽车到剃刀的每一个领域,让一向重视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的德国人瞠目结舌。近期的德国《明镜》周刊在封面文章中指出:“远东那儿的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的高速崛起首先是:一个粗暴的崛起,不在乎他人的感受与敏感问题,既不顾及双边关系又不顾忌国际条约。欧盟贸易委员彼得。门德尔松埋怨说,现在中国人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六年了,但这个国家仍然做出似乎刚处于该体系边缘的样子。”中国也将腐败带给全世界。中国的着名通讯公司中兴国际,为了与菲律宾签订一份三亿两千九百万美元的宽带网络合同,居然拿出一亿九千八百万美元来贿赂菲律宾的各级官员,从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到经济发展署署长等全部牵扯其中。菲律宾女参议员愤怒地谴责说:“中国人发明了贪污!”其实,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贪污,而是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将贪污发展成一种“潜规则”。

   中共的本质没有改变,但中共在“美容术”的学习方面却大有长进。在过去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共一直不知道怎样向西方展示自己的形象。近年来,中国政府迅速学会了如何以西方的方式作特别的“形象设计”。凶残的狼披上羊皮,可以暂时看起来像羊一样温柔可爱。案例之一是:最近,中国官方发表了由御用学者起草的《政治民主白皮书》,声称在中国存在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中国拥有不亚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有意思的是,这份文件首先以英文版本的方式发表,表明它是专门给西方人阅读的,用以欺骗外国人的。案例之二是:中国曾经与法国合作举办“中法文化年”,其中一个项目是用红布将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包裹起来,这一行为艺术背后显示出这样的事实——已经没有多少法国人记得红色所象征的血腥和屠杀了,他们也忘记了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年的庆典上,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是天安门广场幸存的中国流亡学生。案例之三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拿出巨额资金,雇佣华盛顿的顶级游说公司,向历来厌恶中共政权的美国国会展开公关活动。以前只有台湾懂得这种做法,美国国会中有一群台湾的支持者。现在,在此一隐秘战场上,中共与台湾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战争。

   中共政权采取这些“与时俱进”的作法,逐渐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最近几年来,同情和欣赏中国的西方人士日益增多,与中共有密切利益关系的西方人士更是数不胜数。不知不觉之中,这些西方人士中了中共的催眠术和麻醉剂。他们说,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能再采取非黑即白的冷战思维看待中国,而要充分地、正面地评估中国发生的积极变化。当然,与变化中的中国做生意、赚钱是最重要的,即便中国在很多时候根本不按规矩出牌。有一次,我在参加法国驻华使馆举办的国庆酒会时,法国驻华大使有一番赤裸裸的表白:“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越来越多的法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我们为什么不把赌注投到中国呢?”是的,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豪赌。但是,其结果真的如大使先生想象的那么皆大欢喜吗?

   西方政府、商界和知识界“与狼共舞”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在过去的历史里,西方民主国家在面对某些独裁政权的时候,曾经实行过可耻的绥靖政策,犯下过严重的错误。西方民主国家漠视希特勒政权的崛起,默许纳粹德国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他们的情报部门早已知晓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却长久而冷酷地保持沉默,仅仅因为战火还没有烧到自己身上。二战结束之后,美、英、苏三大国签署雅尔塔协定,民主世界居然同意将波罗的海三国和若干东欧国家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致使两亿以上的欧洲民众被共产制度奴役半个世纪之久。

   如今,某些西方国家又在犯同样的错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便是愚蠢。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便走在错误的最前面。为了在庞大的中国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他们试图游说欧盟解除一九八九年之后的对华武器禁运。他们轻描淡写地说,天安门屠杀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不必再提及了。幸亏法德两国政府更迭之后,新任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和新任德国总理梅克尔迅速将对华政策作了修正,没有让错误延续下去。澳大利亚政府在与中共的若干交易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据在澳洲政治避难的前中共外交官陈用林披露,澳大利亚外长唐纳曾向中共提供旅居澳洲的法轮功人士的信息。澳大利亚政府还批准了向中共出口铀矿的计划。其决策者辩解说,中共签订了严格的协议,保证将铀矿用于能源领域。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当局何曾遵守过任何一个国际契约?推动铀矿出口计划的官员们被金钱蒙住了眼睛。

   如果说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政府曾经对中国卑躬屈膝,那么在美国则表现为诸多跨国公司助纣为虐。雅虎、思科、谷歌、微软等高科技企业巨头,为中共的网络控制及迫害异议人士提供各种技术帮助。在其恶行被揭露之后,他们毫无反省,诡辩说技术是中性的,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在中共政府的影响下,香港特区政府下属的私隐公署判定,雅虎香港向中共公安部门提供师涛的IP地址,并不损害用户的利益。该决定固然让雅虎大大松了一口气,却激起舆论更大的反弹,香港舆论普遍置疑特区政府已经沦为北京的应声虫。

   日前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资深议员兰托斯严厉地谴责雅虎公司说:“我不相信全美最好、经营最亮眼的公司,必须在中国声名狼藉又残暴的政治压迫体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雅虎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杨致远在作证时,向因为雅虎提供的信息而被判入狱的两位异议作家的家人表示了道歉:“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坐在我后面的异见人士的家属们致以问候,我们将尽力使他们早日获得自由。我个人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属蒙受的不幸表示道歉。”然而,这些公司是否真的能够改变他们的中国的做法,还无法让人确信。

   另一方面,西方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以左倾立场来显示其“政治正确”的知识分子们,也在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很多学识渊博的西方知识分子,以赞美独裁者阿拉法特来显示对弱势民族虚伪而廉价的同情,却对被缅甸军政权长期囚禁的缅甸人权斗士昂山素季的境遇熟视无睹,对中国天安门母亲的处境关注甚少。昔日,他们是苏联“古拉格群岛”的吹鼓手;如今,他们转而为中共的独裁统治抬轿子。中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一个异数,它把政治专制与部分的“经济自由”如此奇妙地纽结在一起。中国成了令许多西方资本家垂涎三尺的、最有活力的市场,也成了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批判傲慢的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时候,一个可以援引的新的理想国。这些西方知识分子生活在书斋中,生活在真空中,被自己搔首弄姿的左派立场深深地感动了。

   根据我在美国、欧洲、日本及澳洲有限的一些观察,我发现即使在西方言论自由的环境下,“批评中国”也是许多西方媒体和西方知识分子不太愿意涉及的一个领域。某些西方媒体和知识分子,把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的热爱与对中共政权的批评对立起来,他们不知道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破坏最大的恰恰是中共政权本身。许多西方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由于需要与中国同类机构进行合作与交流——中共政权投资的“孔子学院”已经遍布西方各名校,由于他们的资助经费来自于那些与中国市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企业和基金会,所以他们的研究人员通常不愿发表任何批评中国的言论。这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言论和学术的不自由”状态,这种状况严重地腐蚀着西方世界独立自由的学术传统。今天,能像萨哈罗夫、哈维尔那样洞悉极权主义本质的西方知识分子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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