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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朱健国:为余杰说几句话
·朱健国:试看余杰再批鄢烈山
·翟鹏举:纯情与色情——读两本爱情小说
·美国《今日基督教》专访:中国新一代基督徒中人权活动人士
·北村、余杰获得二零零六年度汤清基督教文艺奖
·朱健国:余杰新评余秋雨与魏明伦
·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评余杰《香草山》
·怀想余杰
·秦晋:余杰、王怡访问澳洲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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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与冰》(经济日报出版社)
·《火与冰》再版目录
·《火与冰》再版序言:文字的破冰船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七十二周年祭
·薄酒与丑妻
·父亲的自行车
·那塔,那湖
·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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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边的故事
·牵手
·屠杀的血泊
·少年气盛说文章
·布罗茨基——诗歌与帝国的对峙
·龙性岂能驯——纪念陈独秀
·玩知丧志
·晚年悲情
·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
·流亡者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
·太监中国
·民主化进程中的旧俄、台湾知识分子比较
·卡拉OK厅中的男人和女人们
·钱穆:大师还是奴隶?
·人间世
·失落的“五四”
·军训的回忆——他们的世界
·读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叛徒们
·黑色阅读
·皇帝的新衣——剖析张承志
·今夜飞雪
·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勇敢者”游戏——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舟的遐想
·思想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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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目录
·《铁屋中呐喊》修订版序言:铁屋子与窗户
·不可救药的理想者
·残缺之美
·赤足之美
·激越之爱
·九种武器
·绝望之爱
·口吃的人
·谁是白痴?
·欲望号街车
·张楚:一个躲着布道的布道者
·为抽屉而写作
·反读《通鉴》
·“铁哥们”蒙博托?
·反叛之后
·孤独的蔡元培
·鲁迅三题
·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文人与人文
·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向死而生
·新《子不语》
·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陈寅恪的诗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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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教育杀人
·魔鬼学校
·“我们就是法”
·是在读书,还是在坐牢?
·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孩子的书包有多重?
·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我见过的林庚先生
·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我是警察我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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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思忆文丛》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
   
    厚厚三卷本的《思忆文丛》,汇集了一批北大右派的坎坷人生。在《思忆文丛》之《六月雪》卷中,收入了新华社老记者戴煌的一篇文章《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葛佩琦的命运是右派分子一代人命运的缩影。从他一个人的命运里,我看到了那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葛佩琦是一位在三四十年代的左倾思潮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他是一名功勋卓著的中共地下党员,一九四九年后到人民大学教授物理。在一九五七年春的整风运动中,葛佩琦天真坦率地发表了许多尖锐批评共产党的意见。他指出,今天的共产党与一九四九年以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作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欢迎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在一个拥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说这样激烈的话是不用担心有什么后果的,真正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在一个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的社会里,说这样刺耳的话,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葛佩琦被敲门声惊醒,带枪上门的警察向他出示了逮捕证,罪名是“反革命”。在狱中,他受到了白黑连夜的非人道的审讯。一年多的时间,分两个阶段来审讯,前一阶段的审讯多达三十六次,后一阶段则多达三十次。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北京看守所的五年里,他不断便血,肋骨结核,血色素最低时降到三点五克。右脚拇趾的毒疮未能及时治疗,留下了腿脚麻木的后遗症。
   “文革”开始后,葛佩琦被装进闷罐火车送往山西。一九六八年,他患上了青光眼,而狱方不肯对他进行治疗,后来让不懂眼科的医生动手术,留下了白内障后遗症。一九七四年秋,经过多次力争,葛佩琦被送到第二附属医院。手术期间,狱方不给他眼科消炎针、消炎药和降眼压的药,疼了,只有一般的止痛片;再疼了,就打一针青霉素,用治疗皮肤病的四环素药膏代替点眼药水。一九七六年,葛佩琦被释放时,视力只有零点一,几乎就是一个睁眼瞎。奔波一年,他才次第解决了户口和每月二十八斤粮票、十八元生活费的问题,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搬进了北京东城交道口大街九十六号大杂院。十多年以前,他的妻子就已经跟他离了婚,孩子们也纷纷离他而去,他孤单单地一个人住在一间八平方米的破旧小屋里。
   那一代人中,有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与葛佩琦相似,有许多人的命运比他还要悲惨。仅仅因为要“表达”,他们丧失了青春、爱情、家庭、自由、尊严和生命。用“悲剧”来解释轻若鸿毛。戴煌的文章有这么几个小标题:“苍天可鉴:他成了‘党外人士’!”、“苍天可鉴:他成了‘党的敌人’!!”、“苍天可鉴:他被抓进了‘党的监狱’!!!”、“苍天可鉴:他被党判了无期徒刑!!!!”。从一个逐渐增加到四个的感叹号,生动地呈现了一九四九年以来政权“专政”的残酷性。我也发现,戴煌对历史的反思仍然有较大的局限性。他的心目中供着一个所谓的“苍天”,他希望苍天站出来为民作主。实际上,从古到今,苍天都是不存在的。正如国际歌所唱的那样“从来没有救世主”。
   能够拯救我们的,是制度的建设和观念的树立。没有一整套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即使苍天忠实地为鉴也没有任何意义。在中国刚刚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明确规定:“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制度、法律和公约比苍白的“苍天”要可靠得多。
   而更加重要的还是观念的树立。美国著名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在《权利时代》一书中指出:“人权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美德,是邪恶尊敬的唯一美德。这就意味着,当今的政府不能无所顾忌地宣扬它们的一贯主张。它的意义还在于,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一直在准备着接受人权规范,承认违反人权是不正常的。”每个人的权利需要每个人去认识、去体验、去捍卫。当观念形态的东西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难道还需要苍天吗?观念树立起来之后,还应当进一步内化到我们的精神生活之中、泛化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有这样,葛佩琦的悲惨命运和那一代人的悲惨命运才可能永远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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