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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摩罗是笔名,取自鲁迅先生的《摩罗诗力说》。
    “摩罗”这个词出自梵语,意思是恶魔。而最早被冠以这个称号的文人,则是以拜伦为代表的英国浪漫派诗人们。而今,一名中国青年自己把自己叫做“摩罗”,显然不是无意为之。在他的《中国文人》一文中,他这样解释自己使用“摩罗”这个笔名的原因:“我可以没有恩宠没有地位,可以没有名气没有桂冠,但我决不可以没有自我,决不可以没有独立人格。我一定要把自己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中国奴隶区别开来。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恶,倘若人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1986年我为自己取名为摩罗时,便是这番寓意。同时我知道,我的灵魂早被奴隶的气息所浸透,要完全摈弃奴性哪是一个中国人所能轻易做到的。我只有怀着战战兢兢的虔诚之心,按着自己的要求尽力去做。”从觉醒的那一刻起,他在日常生活中,在写作中,就将这种追求一以贯之,12年了,终于结晶出这本《耻辱者手记——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生命体验》。

    我认为,摩罗的文章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主旋律是欺人与自欺,文人由社会的进步力量退化成帮凶和帮闲,他们左手拉着鲁四老爷、右手拉着假洋鬼子,亲亲热热如同一家人。王蒙、刘心武一帮曾经为自由而呼吁的文人,开始高歌现在的生活太美好、连自由也似乎太多了;而谈歌、刘醒龙等自称关注底层的青年作家,也在告诫老百姓,忍着吧,面包总会有的。这时,摩罗出现了,摩罗说:“你们都在说谎,你们都在骗人!”他像中古时代的那个西班牙骑士堂吉诃德,荷戟独彷徨。他体验着中国人普遍习惯的黑暗,他咀嚼着中国人普遍麻木的耻辱,他渴望着中国人普遍忘却的尊严。
    摩罗是一个来自底层的知识者,他与中国农民艰辛的耕作生活息息相关。但他没有像路遥、陈忠实等乡土作家那样,把乡村浪漫化、神圣化、诗意化。相反,他看到了乡土中国的原生态,乡村不是都市人厌倦工业文明以后的一个栖居地,乡村是苦难中国的永恒象征,乡村是爱的对象也是批判的对象。摩罗秉承了鲁迅先生观照乡村的视角,而又有所超越。他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更开始了深层的思考:黑暗来自何处?黑暗是何以取代光明的?黑暗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黑暗的安之若素,可怕的是丧失了体验黑暗的能力和勇气。摩罗的这一思路从乡村拓展开去,进入到对“人”的意义上的“中国”的关怀之中。“中国”一向仅仅是一个地缘意义上的概念,80年代的启蒙知识分子前进了一步,把它深入到“文化”的意义上。80年代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就是对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系统认识和反思,而80 年代的局限也正在这里——把一切都归结到文化上面,似乎文化是一剂包治百病的良药。而在摩罗的眼里,“中国”更应是“人”的意义上“中国”,文化是由人来创造的,文化的优劣由人的品性的优劣决定。摩罗痛切地认识到,“人”的中国是不存在的,我们所拥有的仅仅是“奴隶”的中国。于是,摩罗的思考和写作,便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展开:怎样反抗“非人”的生存状态?怎样从奴隶的处境里跨入到真正的“人”的境界中?
    在一个不把耻辱当作耻辱的世界里,在一个把没有尊严当作尊严的世界里,摩罗的思考是对异端的权利的捍卫。茨威格说过,“对奴隶的定义就是——不仅不反对在自己的脖子上套绳索,反而伸出舌头去吻那双套绳索的手那一类人。”20世纪以来,“奴道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肆无忌惮地流行,并且被奉为生存的宝典。摩罗在文章中曾提及艾青和丁玲。他们都曾饱经患难,但当他们经过风浪重新“平反”后,却又利用手中的权杖对80年代的文学新人大加鞭挞,“玩起了政治阴谋,企图借助朝廷的拳头来惩恶除邪,一旦精神污染扫除净尽,他们便可欣欣然地照当名作家,照当权威泰斗。”我又联想到王蒙近年来的表现。王蒙在“人文精神”论战中,对当年“稀粥大战”时在道义上支持过他的年轻人冷嘲热讽,显得很不仗义。谢泳在《你到底要什么》一文里说得明明白白:“如果我们能早一点联系王蒙青年时代的经历及他有80年代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以前的许多言行来观察他,就会明白他本来就不是愿意自觉选择民间的立场的人,他后来的民间立场是被迫的,由不得他,实际上他也只是有一点民间色彩,而不是彻底的民间化。”井底之蛙拼命地叫嚷天空好宽广,天空真的有这么宽广吗?与那些“昏着”的文人针锋相对,摩罗写下了一系列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心灵史,这是一部走向卑猥、走向耻辱、走向与罪恶共舞的心灵史,这是一部洋洋自得地阉割自我、并且阉割他人的心灵史。面对这样一部心灵史,只有摩罗这样心灵健全、精神强悍的写作者才能保持不疯。
    盐碱地上长不出参天大树来,这是铁的定律。盐碱地的质地没有改变,无论播下多少种子,都是徒劳的。淤泥里只能生长肮脏的泥鳅,而诞生不了飞上九天的蛟龙。摩罗最好的文章是《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近现代以来,跟中国一样承受了重重苦难的俄罗斯,诞生了一大批群星灿烂的巨人,而我们却除了一堆侏儒以外一无所有。在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俄罗斯都拿出了令整个世界仰望的伟大成就来,而我们却为自己的一穷二白而感到无比骄傲。摩罗深情地写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第一个动身去西伯利亚,追随他的英雄丈夫并死在那里,之后有无数的俄罗斯女子走上了这条漫漫不归路。在给车尔尼雪夫斯基执行象征性死刑的刑场边上,一位少女把一束鲜花递给了这位囚徒。在随后奔赴西伯利亚的途中,一个马车夫用这样的话跟车尔尼雪夫斯基道别:“谁拥护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土地上,不仅没有那样的贵妇人、那样的少女、那样的马车夫,反而有的是看客和不甘当看客而伸出手去在夏渝的鲜血中蘸人血馒头吃的人们。秋瑾是被她的叔父所出卖的,而士兵们将徐锡麟的心肝炒来下酒吃。遇罗克被宣判的时候,所有人都向他吐口水;黎九莲决不放弃思考的头颅倒在血泊之中,原因竟是她的男朋友的告密;顾准的子女与他断绝了亲缘关系,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躲避父亲……一个没有文化理想和历史良知的民族,是不可能诞生精神巨人的民族,因为“越是精神强大的人,越是需要拥有最丰厚的精神资源。……任何一个伟大的人都是凭着他的族群并代表他的族群成为伟大的。”就摩罗自己而言,具备了成为巨人的天赋,却无法成为真正的巨人——我们所依托的是一种溃败的文化氛围,我们所吮吸的是一种有毒的文明乳汁,我们所承受的一种无物之阵的压迫。有成为巨人的天赋而成不了巨人,这样的痛苦是椎心的。在摩罗的文字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切肤之痛,一种当代文学里久违的切肤之痛。这种切肤之痛,正是当代文化走向舒生的希望所在。
    不久之前,一位少女通过种种途径打听到我的住址,她知道我是摩罗的好友,向我询问摩罗的情况,希望能够与摩罗见上一面。女孩跟我一见面就说:“我发现摩罗是中国的别林斯基。”其实,她仅仅读过摩罗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的几篇文学评论文章,摩罗更多更好的文章她还没有读到。但是,仅仅凭这几篇文章她就敏锐地感受到了摩罗文章的内核,那充盈的底气、博大的关怀力,在当代文学批评界是独一无二的。摩罗对鲁迅、巴金、汪曾祺、张炜、刘震云、王晓明等作家、批评家的解读和阐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是那些只会玩弄百十个新潮的西方文论术语的所谓批评家所望尘莫及的。他在评价王晓明时,指出王晓明的文章里有一种中国批评界少有的“正常的感觉”,其实他自己的文章也一样。这种“正常的感觉”是指“对生命尊严、精神价值的推崇,对正义、道德、善良诸般伦理观念的信守,对一切反尊严、反正义、反自由的负面因素的敏感与抵抗。”摩罗的生存是艰难的,因为长久以来他都被叛卖、轻蔑、嘲讽和冷漠所包围,他在岩石的夹缝中伸展出绿色的叶子,向着茫茫的天宇;摩罗的生存是崇高的,因为他在一个无所信的时代里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当理论不足以支撑的时候,他依赖的是人格的力量;摩罗的生存是孤独的,因为他纯洁的过客之爱早已被残酷的现实雨打风吹去,他所爱的女子成了别人的妻子;摩罗的生存是无望的,因为他那冷冽的声音被铁板挡在外面,听不到一点微弱的回音,只好成了自言自语;摩罗的生存又是幸福的,因为他在与黑暗、与耻辱、与残忍搏杀的过程中,体验到了生命的快感,体验到了灵魂的升华,这是一般人所没有的高峰体验。
    在摩罗的文章里,我与那么多伟大的心灵不期而遇——微笑着饮下毒芹汁的苏格拉底,在火刑架上歌唱的布鲁诺,对自身罪恶进行忏悔的卢梭,临死也不宽恕敌人的鲁迅……;在摩罗的文章里,我也与那么多卑微的心灵不期而遇——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被凌辱者,被黑暗席卷而去的范爱农,文革中像狗一样互相撕咬的文人,以及摩罗身边的乡亲父老……无论对伟大的心灵还是对卑微的心灵,摩罗凝视他们的眼光都充满了大悲悯、大悲哀、大悲痛。有大悲悯、大悲哀、大悲痛的文章才是真正的“大文章”。读这样的文章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考验。那些卑劣的心灵无法面对摩罗的文章,摩罗的文章可以看成是心灵的探测器。摩罗的出现,是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幸运,更是中国思想界的幸运。摩罗从江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来到上海,然后又来到北京郊外一所小小的工科院校,教着一群他并不满意的学生,仅仅为了糊口。这样一位优秀的思想者,却还得为糊口而挣扎,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
    热内曾经说过:“天才,是绝望中的自恃。”摩罗是一个自恃的人,他的自恃使我想起了尼采。关于自己的处境以及所有天才的处境,尼采写过一首诗:
   你停下来,呆若木鸡,
   你回眸远视,任凭时光流逝,难道你真的丧失了理智,
   要在冬天来临之前,将这个世界回避?
    这个世界犹如一扇开启的大门,
    门外却是无限的荒寒大漠。
    那个和我失去同样东西的人,
    已经无法找到立足之地。
    你停下来,面如土色。
    你注定要在这寒冬中迷失方向。
    如同那直上的炊烟,
    在不停地寻找更加寒冷的空间。
   摩罗也在寻找更加寒冷的空间,我愿与他同行。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没有路的路。这是一条心灵救赎的路。我们并着肩往前走,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从我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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