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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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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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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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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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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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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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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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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当代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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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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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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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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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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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诗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读叶夫图申科《提前撰写的自传》
    暴风雨无论多么粗野以至残忍,都不可能改变文化的永恒的使命。
   ——勃洛克
    《提前撰写的自传》是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青年时代所写的自述。按照常理来说,刚刚走上诗坛的诗人是不应该写自传的,写自传是垂垂老矣的诗人才从事的工作。然而,叶夫图申科还是拿起了笔,写下这篇无法在国内发表的自传。这篇自传60年代初在欧洲发表,引起极大的轰动,而在俄罗斯正式出版则一直延迟到1989年,这个巨大的时间差本身就是一个黑色幽默。叶夫图申科描绘了俄罗斯诗坛璀璨的群星,对各个流派的诗人都有中肯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对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和俄罗斯的社会现状有精彩的分析和深刻的洞见。同样是一部千疮百孔的20世纪的历史,中国诗歌的天空是黯淡无光的,俄罗斯诗歌的天空却群星争辉,个中原因,从叶夫图申科的自传里也许能够品出一二来。

   诗人与斯大林
    文化暴君斯大林是所有俄罗斯诗人无法回避的一座大山。伟大而高尚的俄罗斯诗人们,要么成为叛逆者,被斯大林送进集中营;要么成为哈巴狗,在斯大林的脚下小心翼翼地啃骨头。前者如曼德尔斯塔姆,1934年因讽刺个人崇拜被捕流放,1938年肃反时再次被捕,惨死于远东一座劳改营。后者如马雅科夫斯基,他在斯大林的阴影下悲哀地宣布:“死去吧,我的诗,像一名列兵……”但最终还是承受不了良心的谴责,用手枪击碎了自己的头颅,用死亡来还自己以清白。年轻的叶夫图申科在斯大林时代成长并且开始创作,他自身经历了从愚昧到觉醒再到反思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自传里对诗人与斯大林之间微妙的关系作了深入的阐释。
   叶夫图申科是在对斯大林的狂热崇拜中长大的。小时候,父母带他上街游行,为了见到斯大林,他恳求父亲把自己举得高一些。他睁大孩子的眼睛,在人群上面挥舞着小旗的时候,他甚至觉得斯大林在看着自己,因此无比自豪。小叶夫图申科眼睛里的斯大林“漂亮的胡子下,流露出甜美的微笑”。他渐渐长大了,以一颗诗人敏感的心灵逐渐意识到俄罗斯历史上最可怕的危机正在逼近,这种危机是“表面的生活和内心的生活的不相适应”。而造成这一不相适应的是谁呢?
   叶夫图申科开始了诗歌创作,有一首关于五一节的诗要发表,编辑把他叫到编辑部,对他说:“主编急了,你的诗里没有一句提到斯大林……”叶夫图申科问:“怎么办呢?”编辑说:“为了不让你受罪,我自己替你补了四行。”叶夫图申科快活地说:“好吧,您就写吧,有斯大林还是没有斯大林,对我来说都一样。”很快他就一清二楚了:诗歌要发表,必须有几行写斯大林。于是,以后的诗他不需要编辑动手,自己就把那几行写好了。对斯大林的卑躬屈膝就是对专制主义的卑躬屈膝,赞美斯大林就是歌颂黑暗。这样的诗句只能用来作为文学院和作协的敲门砖。这样的诗句与伟大的爱情无关,与人们的忧患和痛苦无关。这些诗句的作者只能被称为“写诗的人”而不配称为“诗人”。因为“在俄罗斯,所有的暴君都把诗人看作死敌。他们惧怕普希金,在莱蒙托夫面前发抖,害怕涅克拉索夫。”害怕暴君的人,能够成为诗人吗?真正的诗人,是那些使暴君害怕的人——暴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消灭他们的肉体,但暴君依然会在他们永恒的精神和灵魂面前战栗。
    1952年,叶夫图申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在书店里,他发现自己的书没有人买,一个工人翻了翻,又放下,对女售货员说:“这些东西难道叫诗——是鼓声!”叶夫图申科听到这句话,惊呆了。在路上,他孤单单的,穿过灯火,漫步着。街上走着一些下班的、疲倦的人们,手里提着面包和盒装的饺子。那一瞬间,叶夫图申科意识到了他该写什么、意识到了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诗人:“那建设和战争的时代,那伟大的胜利和伟大的欺骗的时代,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悲惨的影子。在他们的疲倦的眼神里和压弯的脊背上,存在着一种不可能理解什么的意识。他们需要的是完全另外一种东西,而不是我的这些漂亮的韵律。”在那个时代,被流放的青年诗人纳•科尔扎文是唯一敢于写作反对斯大林的诗歌并且公开朗诵的诗人。科尔扎文的诗句让叶夫图申科终身难忘:“在莫斯科那里,在黑暗的深渊,/一个冷酷而又残暴的人威严出现——/他体现着一个冷静的时代,/他根本不理解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篇。”在对自己全面的、痛苦的否定之后,叶夫图申科向“诗”靠拢。
    而使叶夫图申科彻底觉醒的事件是斯大林的葬礼。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叶夫图申科的感受是:“我几乎不相信他已经死了——他简直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广场上人山人海,人们都朝斯大林的灵柩挤过去。惨剧发生了:就在诗人的身边,一个小姑娘脆弱的骨头在柱子上撞得粉碎。21岁的青年诗人不敢看女孩那疯狂地睁着的充满稚气的蓝眼睛。混乱中,更多的人被挤倒、被踩死,身边处处是尸体和鲜血,末代沙皇加冕典礼上的惨剧又一次重演。那一刻,叶夫图申科对童年时代崇拜的偶像充满了仇恨:“人们正是因为某人的愚蠢而牺牲了性命。就在这一时刻,我第一次怀着仇恨想到我们就要埋葬的这个人。”与斯大林的关系,是衡量俄罗斯诗人思想“含金量”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尺。脱离斯大林阴影的叶夫图申科像断奶的婴儿一样跌跌撞撞地走向自由。跟在集中营里沉思的索尔仁尼琴相比,生活优越的叶夫图申科觉醒得有点晚了,但是他毕竟觉醒过来。从此,叶夫图申科真正开始了诗歌创作;从此,叶夫图申科真正拥有了“诗人”的名称——尽管很多年以前他就已经戴上了这个桂冠。
    斯大林及其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体制,是诗和诗人的对立面。专制是一时的,而诗与诗人却永恒。对诗和诗人的肯定,也就是对斯大林的否定。在俄罗斯,斯大林的水晶棺早已被抛出辉煌的陵墓;而在中国东北的许多城市里,却依然保留着以“斯大林”命名的街道和广场,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看,这都是中国的耻辱。庞然大物的斯大林不可能扼杀源远流长的俄罗斯文化传统,诗和诗人在面对枪杆的时候是无力的,但坦克和子弹不可能覆盖整个俄罗斯的大地,而诗歌却能像风一样在广袤的大地上代代相传。
   诗人与公民
    俄罗斯大诗人涅克拉索夫说过:“你可以不是诗人;/但你必须成为公民!”自有俄罗斯诗歌历史以来,公民意识便成了它的优秀传统。而这恰恰是中国诗歌传统所匮乏的。诗人勃洛克说:“我们这些作家,应当充当俄罗斯异常敏感而又非常重要的感官。我们不是她的盲目的本性,而是她的内心的痛苦,是她的思想和意志,是她的意志的冲动。”而谢浦琴科是为俄罗斯农奴乃至全世界所有受压迫的人们的痛苦而写诗,谢浦琴科在伏尔加河航行的轮船上听到一个俄罗斯小提琴手的演奏后说:“你那把可怜的小提琴奏出了一颗受凌辱的农奴心灵的悲咽,它和千百万颗农奴心灵的悠长、忧郁而又深沉的悲咽汇合在一起。”叶夫图申科为自己而写诗,他自己就是一个公民;叶夫图申科更为同胞而写诗,为地球村的所有公民而写诗。缺乏这一公民意识,写不出伟大的诗歌来。现代汉语诗歌穷途末路地走进了死胡同,根本原因正在于缺乏起码的公民意识、缺乏宽广的人文关怀和悲天悯人的胸襟。他们不把自己看作是普通的“公民”,自认为是有神性的“巫师”。在他们的眼里,大众简直就像蚂蚁一样微不足道。民众的生存状态统统与他们无关,他们躲在小屋子里写自己的梦魇。他们老是嫌自己所言行不够怪僻,心思全都用在如何让自己与众不同上面。于是,诗歌离他们远去。他们在乱交与吸毒中保存最后一丁点空虚,这最后一丁点空虚则成了他们“创造力”的源泉。这样,在当代汉语里“诗人”成了一个可疑、可耻甚至让人厌恶的词语。至少我自己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心里就像吞进一只苍蝇一样恶心。
    我理解叶夫图申科在这里所用的“公民”一词的特殊含意。这里的“公民”显然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而是文化和宗教意义上的“公民”,即怀有“众生平等”情怀的人。这是成为诗人的前提条件。从表面上看,叶赛宁一生花天酒地,但他在骨子里却是一个极其善良的人,叶夫图申科设想在叶赛宁的纪念碑上镌刻这样的诗句:“我为此而感到幸福——/我吻过女人,揉碎花朵,躺过草地,/我从未拳打过野兽的头,/就好像对待我们的小兄弟。”能够爱野兽,当然也就能够爱所有的人。把拥有公民身份当作自我最大的光荣的俄罗斯诗人们,为故乡的麦穗和星光而写诗,为自己民族被摧残的却依然生机勃勃的文化而写诗。叶夫图申科在写到他所尊敬的前辈诗人鲁勃佐夫的时候深情地说:“他的诗也像野花儿一样,穿透灰色的柏油马路面而生长出来,为了让我们记住有时候被我们忘记的事物。”从前有一个老太婆塞给鲁勃佐夫一大块面包在路上吃,并对他说:“你要听我老太婆的话!恩德无量的,面包会自己走路。”我读到这里时,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面包象征着所有普通人的劳动和苦难,面包是劳动和苦难的结晶,诗歌也一样。面包会走路,诗歌也会走路,正如叶夫图申科说:“诗歌在大地上也是不胫而走,因为它是大地抚育的。”
    俄罗斯诗人的基本观念是:要做诗人,首先得做公民;而中国当代“诗人”的观念则是:要做诗人,首先得放弃做公民,仿佛诗人是不用对历史和现实尽任何义务的人。叶夫图申科还写到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与世隔绝的、孤独的诗人。当然,他有孤独的时候,但他更多的是与周遭的人们其乐融融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瓦匠一大早跑来见帕斯捷尔纳克,从衣袋里掏出一瓶伏特加和一根腊肠,说:“去年我替您修过屋顶,但当时我不知道您是谁。现在好心的人们告诉我,您是保卫真理的人。所以我要同您大喝一顿。”俩人一起大喝起来。接着瓦匠说:“引导我们吧。”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听懂对方的意思,就问:“要把你引到哪里去呢?”瓦匠坦然回答道:“引向真理啊!”帕斯捷尔纳克感叹说:“多么古怪的念头!我从来不想把人引向什么地方。诗人好比是株大树,枝叶迎风沙沙地作响,可是没有能力引导任何人……”尽管如此,这个小插曲也说明了诗人与普通人之间的血肉联系,诗人就是普通人中的一员。在俄罗斯,普通人的心中都有诗性,诗人则能够在世俗的生活里发现最伟大的美。从普希金以来的俄罗斯文学的创建者们开始,俄罗斯的诗人们都感到对同时代人心灵的思想状态、道德状态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一直致力于与压抑人的制度抗衡,在几百年里特别是在近一百年里,他们实际上成了人民灵魂的保存者和守护者,并且在对人民灵魂的保存和守护中体验着自己的生命。他们在一种“超越个性的激情”之下写作。俄罗斯诗歌中深深的忧伤,是诗人们对生活和艺术深邃的思索和体验,是他们的泪水和伤口,是灵与肉的彻底投入,是雨打风吹之后的印痕。而某些中国当代“诗人”,偏偏丧失了这份“公民”的普普通通的人间关爱。在北京边缘的几个所谓的艺术村里,居住着从全国各地来北京流浪的“诗人”们。村里的原住民对这帮“诗人”深恶痛绝之。“诗人”们整天喝酒打架,裸露着身体在村子里走来走去,还时不时地偷村民的鸡鸭吃。不必看他们的“诗”了——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诗”。他们能够写出布洛克的诗句来吗:“在饥饿的和痛苦的煎熬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什么时候庄稼才能抽穗,忍受屈辱的人们才能松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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