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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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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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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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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记忆


   捍卫记忆
   如果把人类的历史比作一艘航船,那么记忆就是航程中时隐时现的冰山。为了生存和更好的生存,遗忘也许是人类唯一的选择,“活着”与“记住”两者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对于灾难的记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对于痛苦的反刍,是一种更大的痛苦。当我阅读肖斯特科维奇的回忆录《见证》的时候,就好像看见一艘无畏的航船直直地向冰山撞去,沉没的恐惧深深地攫住了我的心。本世纪俄罗斯所承受的苦难,跟中国一样深重,但是俄罗斯人捍卫记忆的勇气却远远地超过了中国人。我们也有许多回忆录,从杨绛的《将饮茶》到巴金的《随想录》,从邵燕祥的《沉船》到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也曾令我们感动和思考,然而与肖斯特科维奇的《见证》相比,这些著作显得那样苍白和肤浅。不同的锄头,挖掘到的大地的岩石的深度也不同。一边阅读《见证》,我一边痛心地感到,经历了灾难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严重地失语了。曼德尔斯塔姆在他的一首诗中写到:“窒息之后/我的声音里/传出大地的声音/这是最后的武器”,同样,回忆录《见证》与肖斯特科维奇伟大的音乐一样,是大地永恒的声音。
   弱者
   当强者和弱者的区分被蒙上道德的色彩的时候,人们便不敢面对“弱者”的命名。而肖斯特科维奇却说:“我感到我自己并不像超人,并没有超人的勇敢,我是个羸弱的人……我强迫自己继续回忆,即使有些往事不堪回首。”假如“弱者”仅仅标示一种生存状态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天才都是弱者。在革命之后的新世界里,最难以生存的人便是诗人和具有诗性的人。当年歌唱爱情、花朵和其他崇高东西的诗人季尼亚科夫,只能叙述自己如何挨饿了。诗人坚决地说:“为了食物,一切卑鄙的勾当我都可以去干。”这位漂亮的诗人开始行乞了。他勇敢地站在列宁格勒热闹的街头,颈上挂着一块写着“诗人”的牌子,头上戴着帽子。他并不哀求,而是傲然索取。吃惊的过路人给了他钱。季尼亚科夫用这种方式得到了不少钱。这这个真实的故事还远远算不上时代的不幸和诗人的不幸。这是革命的初期,诗人还有乞讨的自由,市民也还有施舍的自由。以后呢,诗人们消失在古拉格群岛里。革命家说,让废物和寄生虫们劳动去吧。
   肖斯特科维奇不是殉道者,不是耶稣,不是普罗米修斯,他是一个除了音乐以外什么也不会的音乐家。如何在严酷的环境里生存、并且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创造力?他选择了“颠僧”的角色。“颠僧”是俄罗斯文化中一个悠久的传统,“颠僧”通过装傻来揭露不正义而保持相对的安全。“颠僧”通常是天生的,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自动加入这个行列,把这作为一种聪明的批评和抗议形式。关于肖斯特科维奇这个现代“颠僧”的日常生活,有很多有趣的传说,实际上,这一切不过是他的假面而已。与之相似的是,中国的士人则有优孟的“隐身”方法,从《庄子》中的人物到汉武帝时代的东方朔,从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到近代的汪笑侬,所谓“我优也,言无忌”,以佯狂获得存身,以疯颠获得宽容。肖斯特科维奇从某种内心的矛盾逃入了半说教、半“颠僧”状态的领域。他选择了自己的道路、目标、归宿和历史位置,也选择了自己的外观形象。一九三六年,苏联政府宣布要“改造艺术战线”。一月二十八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胡言乱语取代音乐》的文章,将肖斯特科维奇的歌剧《麦克白夫人》打入冷宫。谁都知道这篇未署名文章的背后是谁。全国所有的党组织都要学习这篇文章,人们在商店和地铁里排队时,都议论这个“可恶”的作曲家。劳动者和人民公敌一起,在无数的会议上一致痛斥这部他们谁也不了解的歌剧。但是,斯大林没有把肖斯特科维奇送进监狱,因为肖斯特科维奇是“颠僧”。
   扎米亚京说过:“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疯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反叛者、怀疑论者创造,而不是那些精明能干、忠诚的官员创造。”真正的音乐也一样,作为弱者的肖斯特科维奇,作为“颠僧”的肖斯特科维奇,却创造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激动人心的音乐。弱者也能成为大师,而强者并不一定是诞生大师的必要条件。最重要的是,要有健康的精神世界。木弓先生在一篇关于这本回忆录的读后感中写到:“我常常为那个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们所感动,也逐渐明白为什么在那个知识分子群体中,会出现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作品,也明白了知识分子将怎样以自己的方式为世界和人类作贡献。”(《方法》杂志一九九八年第四期)与此同时,我们面对自己的精神荒原,能不沉思么?
   国歌
   现代国家的“恐龙化”,以国旗、国歌、国徽等神圣的象征物为标志。这些象征物是不能亵渎的,它们高高在上。象征吞没实存,个人的主体性不知不觉就被取消了。一般人对国歌都抱有一种虔诚的心理,在听到或唱到国歌的时候,往往涌现出一种宗教似的情感来。但在肖斯特科维奇的回忆录中,国歌却变成了一种极其可笑的摆设。肖斯特科维奇大胆地揭开了神圣的象征物表面厚厚的油彩,让它们显示出丑陋的真面目。
   二战中,苏联当局、其实也就是斯大林认为,再把《国际歌》作为苏联国歌是不宜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是错误的,斯大林自己又是神仙又是皇帝。于是写了新歌词:“斯大林培育了我们”。肖斯特科维奇被选中参加谱曲。经过没完没了的评比,他和哈恰图良合写的曲子成为五首入选作品之一。最后,斯大林来了,开始就国歌应是怎样的问题发表深刻的讲话。独裁者往往喜欢冒充全才,斯大林俨然以音乐大师自居,尽管他讲的都是陈词滥调,但他的亲信们全都小心翼翼地表示同意,那种气氛适于做宗教礼拜,用肖斯特科维奇的话来说,“好像要发生斯大林要生孩子的奇迹似的,每个跟班的脸上都是一副期待着奇迹的神情。”肖斯特科维奇很瞧不起斯大林身边的跟班,残忍的皇帝身边怎么可能有能干的大臣呢?那是一帮粗鲁无知的人,他们什么书也不读,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只对保全自己的脑袋和权力感兴趣。斯大林在这班人面前出出风头总是很容易的,何况他是导演,谈话怎么进行由他决定。他随时可以改变话题,也可以中止谈话;“洗牌时已经做了手脚,好牌全在他的手里。”于是,臣仆们和音乐家们都恭恭敬敬地陪着斯大林“打牌”,暴君一般都喜欢打牌,在打牌的时候探究臣仆的忠诚。
   最戏剧化的场面出现了,斯大林居然喜欢肖斯特科维奇的曲子。他真的有这么高的艺术修养吗?他真的感到“好听”吗?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他认为副歌应该作些修改,便问修改需要多少时间,肖斯特科维奇回答说五个小时。其实只需要五分钟就能弄好。不过,肖斯特科维奇想,还是“严肃”一点好,便把时间拖长了。斯大林吃了一惊,显得很生气:国歌是国家大事,你必须量上七次才下剪刀,可你居然说五个小时就能弄好!这样不严肃的人,怎么能成为国歌的作者呢?
   结果,他们的作品落选了。哈恰图良后来责怪肖斯特科维奇太轻浮:假如回答斯大林同志说需要一个月的话,就一定当选了。不过,肖斯特科维奇对此无所谓:既然上演的是一场喜剧,那么在喜剧里戴上的荆冠又有什么意义呢?斯大林选中了亚历山德罗夫的曲子,入选者欣喜若狂。肖斯特科维奇说:“国歌的音乐一定要蹩脚。”然而,就是这样一顶顶喜剧里的荆冠,人们却争得头破血流。他们把这当作最高的荣誉,殊不知,岁月无情,荣誉很快摇身一变成了耻辱。当帝国像纸房子一样倒塌的时候,帝国的国歌也就比淫词艳曲还要不堪入耳。因为,最神圣的东西产生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卑鄙和无耻的过程。决定国歌和国家命运的,往往是一群恶魔。巨轮的舵手往往是混上船的、一次航行经验也没有的小偷,他随心所欲地操纵着巨轮。乘客的心安理得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按照肖斯特科维奇的说法,他自己所创作的候选曲也是一首平庸之作。那么,过于善良的人们,换一双耳朵听国歌吧!
   死后
   肖斯特科维奇在他的回忆录中,不断地谈到死亡问题。老师的死亡、朋友的死亡以及自己的死亡。他无比蔑视纪念碑和胸像,“无论是纪念碑还是胸像,当你想到它的时候,它代表什么呢?”在谈到老一辈音乐家格祖诺夫时,肖斯特科维奇说:“一个人死了,别人就把他端上饭桌喂子孙后代。打个比方,就是把他收拾整齐送上‘亲爱的后代’的饭桌,让他们胸前系着餐巾,手上拿起刀、叉着死者的肉吃。但是死者有个毛病,就是凉得太慢,他们太烫,所以就给他们浇上纪念的汤汁,让他们变成肉冻。可是死了的伟人体积太大,所以把得他们切开,鼻子装一盘,或者舌头另装一盘。这样,昨天的大师就成了煎制的舌头冻。”
   这段话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死后》。《死后》写于一九二五年,鲁迅四十四岁,正当盛年。这篇文章不是写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写死后被侮辱的无奈。生前的境况无论如何糟糕,自己总能控制某些部分;而死后的纪念无论如何荣耀,自己却再没有自白的可能。因此,最可怕的是死后发生的一切。在这一点上,鲁迅和肖斯特科维奇的认识惊人地相似。鲁迅写道:“我先前以为人在地上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却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现在才知道并不然,也很难适合人们的公意。”蚂蚁和青蝇在死者的身上爬来爬去,而死者一点也不能动,已经没有除去它们的能力了。生前的鲁迅辗转于明枪与暗箭之间,搏杀于元凶与走狗之中,疲倦固然疲倦,艰辛固然艰辛,却能将无物之阵了然于胸,将仁义道德一针见血;死后呢,他早就料到无边无际的羞辱要来临:他的文集成了红宝书的点缀,辱骂过他的狄克(张春桥)用他的文章来迫害同样辱骂过他的“四条汉子”(周扬、田汉、夏衍、阳瀚生)。而领袖说,鲁迅是我们阵营里的战士。鲁迅死后,他写下的手稿被他的弟子们恣意地篡改;他用过的匕首被他的敌人们握在手上。死者能够怎样呢?
   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肖斯特科维奇去世。官方的讣告中说:“共产党忠诚的儿子,人民艺术家肖斯特科维奇为苏联的音乐发展献出了他的一生,坚持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想……”美国《纽约时报》的评价是:“一位有时受到严厉的思想意识批判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就是他死后的遭遇。他早就预见到了。肖斯特科维奇在为一首写另一个时代俄罗斯天才普希金“体面的”葬礼的诗谱写了音乐:“如此殊荣,使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无法立足……左边右边,只见宪兵的胸膛和恶相,粗大的手垂在两侧……”在肖斯特科维奇的讣告下面第一个署名的是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下按字母顺序排列着秘密警察头子、国防部长等人的名字。八月十四日,在官方的葬礼上,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们群聚在肖斯特科维奇的灵床边。他们中的许多人,多年来是以罗织肖斯特科维奇的罪状为业的。肖斯特科维奇的一位亲密的音乐家朋友脸色苍白地说:“乌鸦聚会了。”是的,只有靠着一具庞大的尸体,乌鸦们才能可耻地生存下去。肖斯特科维奇就像鲁迅《墓碣文》中的死尸一样,“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他敢于设想自己死后的情形,这是一种大勇。自认为“弱者”的肖斯特科维奇的这种大勇,让那些自诩为“强者”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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