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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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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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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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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之狼


   俄罗斯之狼
   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经常提到“狼”的形象,许广平在她的回忆录中曾写道:“他不高兴时,会半夜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他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至少或者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伤的狼,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者卧倒。”无独有偶,俄罗斯作家中也有这样一匹孤独的“狼”,他就是《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作者布尔加科夫。布尔加科夫一九三一年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狼毛的狼也罢,怎么也不像一只狗。”这匹“狼”的生前是寂寞的,他无声无息地从世界文坛上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甚至研究苏联文学的专家也不知道他为何许人也。当布尔加科夫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的时候,历史的天平终于称出了他真正的重量,他终于获得了崇高的声誉。
   布尔加科夫面容削瘦、眼睛近视、文质彬彬、气态闲雅,从表面看怎么也不像一匹“狼”。他的父亲是一位神学教授,母亲在文学和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在家庭的熏陶下,他自小就喜爱音乐、戏剧、小说,尤其嗜好阅读果戈理的作品,畅饮俄罗斯批判主义文学传统的琼浆,年轻的布尔加科夫养成了耿介不阿的性格和敏锐独到的眼力。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俄罗斯延续了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倾覆了,近千年的以东正教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也崩溃了。地老天荒、沧海横流之际,敏感的布尔加科夫发现了新旧更迭、青黄不接的尴尬和荒谬,旧的不可爱,新的也不可爱,他便退回自己的纸上世界。在那个自足的世界里,他的想象力宛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
   一九二三年,布尔加科夫开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卫军》,一九二四年脱稿。然而,一直到四十二年以后这部作品才得以在俄罗斯本土出版,这时,作家已经逝世二十六年之久。《白卫军》最为成功的地方在于塑造了一批白军中的知识分子军官的形象。从普希金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就有从军的传统,但是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国际、国内战争频繁,军队成了一部无人能够控制的杀人机器,由荣誉的象征变为血腥的代名词。一旦加入军队,除了屠杀与被屠杀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正如《白卫军》中在缝隙里挣扎的瓦西利萨所说:“在我们俄国,在这个无疑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里,革命已经蜕化成为一场普加乔夫式的造反,要知道现在都在干些什么,我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失去了任何法律上的支撑点,失去了我们的人权和公民权保障。”契诃夫笔下的“多余人”现在被迫进入历史进程之中,扮演他们无法胜任的角色。革命强迫“多余人”成为“有用的人”,连“多余人”的那一丁点生存空间也被取消了。这种情形,恐怕连契诃夫也难以想象到。突如其来的死亡,使一颗颗敏感的心麻木了;漫无目的的等候,使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暗淡了。
   战争无所不在,战争已经内化到参与者和他们亲人的精神生活中。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里写到:“前方和后方的界限早晚会消失,血海的波澜会触及每一个人,任何人想苟且偷安,想躲避,都躲不开这股潮流。”对于这股潮流,布尔加科夫保持了外在于伟大历史之外的个人叙事。所谓正义与邪恶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所有人都是被协裹者。对伟大事件的寻根究底也是没有意义的,恰如帕斯捷尔纳克所说,“这就像家庭中的争吵,一吵起来,就互相揪头发,摔喋子摔碗,弄不清是谁先动手的。”但帕斯捷尔纳克依然试图拼合历史的碎片,通过对日瓦戈医生一生的描述,给出一个完整的俄罗斯的“苦难的历程”。相比之下,布尔加科夫则缓缓伸出手去,在无尽的流沙中,掬起自己的那一捧沙。正象他在《不祥之蛋》中所揭示的那样,一群巨蟒式的爬行动物主宰着我们的历史,思想和思想者不断地被这样的历史所吞噬、所扭曲。
    一九二六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突然搜查了布尔加科夫的住处,没收了小说《狗心》的手稿和他的日记。从此,布尔加科夫开始受到漫长的批判和封杀,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等待他的是“贫穷、流落街头和死亡”,在他的抽屉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放着一把手枪——一把只可能对自己使用的手枪。然而,他挺住了千钧压力,像一只孤独的狼一样,对着茫茫旷野,发出凄烈的呐喊。在布尔加科夫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写下了十九部作品,小说《莫里哀》、《剧院情史》、《大师和玛格丽特》、《死者手记》,戏剧《亚当和夏娃》、《极乐之地》、《最后的日子》、《彼得大帝》等。其中有三部只要他按照当局的意思作修改,就能获得出版或上演,但是他坚决不改变自己的创作意图和创作原则。像猫一样聪明的中国作家们是无法理解布尔加科夫的:为何不作一点妥协呢?为了名、为了利,小小的牺牲算什么呢?能够出版,不管怎样总比锁在抽屉里要好吧?猫和狼是没有共同的逻辑的,猫所享受的舒适的生活是通过它的献媚取得的,而狼只适宜于在无边的旷野里风餐露宿、独自嚎叫。布尔加科夫的不被理解,正如鲁迅的不被理解一样。布尔加科夫的原则是:“如果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学是可耻的。”这句话掷地有声,代表着人类诚实、善良、坚韧的天性,代表着一种优秀、高贵、有尊严的文学传统。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最匮缺的恰恰是这种元素。文学历来就被我们作为一个金饭碗,而没有任何人觉得这种做法有什么可耻的。于是,根本性的差异在这里产生了。
    一九三七年,斯大林对苏联文艺界的清洗达到了一个高潮,先是对肖斯塔科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等第一流的艺术大师进行严厉的批判,然后将中央主管文化的领导人、也就是迫害大师们的打手们送进集中营。当局邀请布尔加科夫参加一次对作协前领导的批判会,布尔加科夫坚决地拒绝了:“我不会去迫害以前的迫害者。”这一立场,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宽容的姿态,而是对迫害本身的蔑视和反抗。狡猾的专制者试图实施这样的计划:让狗去攻击狼,再让狼去狠狠地咬它所痛恨的卑鄙无耻的狗。狗听从了主人的命运并且被主人无情地抛弃了,而狼则看透了对方的伎俩,偏偏不按独裁者的意志行事——狗是根本不值得去对付的敌人,对狗的攻击只会把自己降到跟狗同样的层次上。迫害者连被迫害的资格都没有,迫害者面临的应该是正义的惩罚。布尔加科夫对于昔日的迫害者,一个白眼也不给。
   布尔加科夫不是神,他也有自己的痛楚和弱点,他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时代的潮流。他晚年被遗传的肾硬化折磨得奄奄一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让他艰于呼吸和视听。他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丈夫“又不敢独自一人上街了”,可见他与恐惧终身交战仍然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一家人和朋友们在一九三七年夏天那“难以忍受的酷热天气里”去莫斯科河划船,很难想象这是一种娱乐。这种缓解恐惧的方法只能增加恐惧。六月六日,莫斯科艺术剧院院长阿尔卡耶夫被捕了,布尔加科夫的好朋友、剧院美工德米特里耶夫一边古怪地大笑着,一边讲述契诃夫的遗孀契诃娃没有勇气说出这件事、只是匆匆地把刊登了有关报道的报纸塞给他;布尔加科夫则学着契诃娃怎样难过地搓着双手,这位具有演员天赋的作家表演得维妙维肖。对枪决感到恐惧的只有十九世纪的老式妇女,如契诃夫的遗孀,而像布尔加科夫这样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则选择了“笑”。布尔加科夫和《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魔鬼沃兰德一样,在竭斯底里地笑着。这一笑声,比哭还要让人毛骨悚然。在这种笑声里,包含了这个时代仅存的真实。
   所有的暴君全都说人民渴望的黎明已经到来,而且总是在他这个暴君的统治下到来的。布尔加科夫在昏暗的黑夜里,构思着白天的喜剧,这些作品“只能用来填塞写字台的抽屉”。在《狗心》里,著名的外科医生把一个死去的青年的大脑移到一条狗的身上,这条狗变得比它原来还要野蛮和粗暴了,绝望的医生不地不作一次还原手术,使这条狗回复到犬齿动物类。从医生的失败中,布尔加科夫看到:“人的本性只有通过怜悯和仁慈才能改变;恐怖、强制和各种各样的暴行,无论它们是红的、棕的还是白的,都无济于事。”当生活本身的戏剧化程度超过了戏剧的时候,象征的世界就显得比实际存在的世界更加真实。布尔加科夫笔下的莫斯科、匪夷所思的莫斯科、魔鬼沃兰德横行的莫斯科,跟官方报刊上的莫斯科和编年史里的莫斯科,哪一个更让人信服呢?
   早在二十年代,布尔加科夫就开始了魔幻的、黑色幽默的写作,比拉美的作家们早了数十年。就艺术成就和思想深度而言,在我看来,他的作品也比风靡中国的拉美作家要高得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侧重表现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命运,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则对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善恶之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而更具有空间的超越性和历史的穿透性。他是在绝望中为绝望而写作,在灾难中为灾难而写作,在痛苦中为痛苦而写作。人们在论述中国作家时,常常用“中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普希金”这一类说法,我却说,布尔加科夫是“俄罗斯的鲁迅”。与鲁迅一样,布尔加科夫青年时代也是学医的,后来转行当了职业作家,可他们终身都没有放弃“医生”的使命。病人所麻木的苦难,做医生的他们却感同身受,疼痛得辗转反侧。布尔加科夫的出现和鲁迅的出现都是不可思议的,而“大师”和“狂人”的出现更加石破天惊。“大师”和“狂人”都被送进了疯人院——疯的究竟是谁呢?他们都发现了历史和现实的荒谬,正是这一发现使他们丧失了全部的自由。而《大师和玛格丽特》跟《狂人日记》相比,还尚存了一分温馨:大师拥有爱他的玛格丽特,而狂人则一无所有、孤军奋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文明是一种缺乏“爱”的文明,鲁迅比布尔加科夫还要不幸。
   布尔加科夫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写了一本关于斯大林青年时代的剧本《巴统》。这件事让他颇受诟病,因为与他一生的立身行事大相径庭,所以后人把它当作“一个猜不透的谜”。为什么到了最后的时刻他反而坚持不下来了?《斯大林秘闻》的作者拉津斯基曾经与布尔加科夫的遗孀叶列娜谈到过此事。叶列娜说,剧本是在七月份开始讨论的,布尔加科夫提出阅读格鲁吉亚的档案,当他们正在路上的时候,收到了“上面”发来的的电报:“此行已无必要。”斯大林宣判了剧本的死刑。拉津斯基认为:“布尔加科夫的致命错误恰恰在于他想看档案文献,想跳出官方材料的条条框框。一旦他有了这种想法,结局必然是剧本的死刑。作者被历史的流弹击中,布尔加科夫得了病,死了。”拉津斯基的叙述语调充满了俄罗斯人特有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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