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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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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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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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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
·赖斯访华,我失自由
·世界公园变动物庄园?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写在奥运边上
·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百姓为何痛恨警察?
·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李鹏连说谎的自由都没有了
·警匪联袂的江湖
·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鲁迅与当代文坛
·七十年代人,仅仅是同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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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警察我怕谁”

   
   我是警察我怕谁
   
   
   

    一九九八年九月四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了山东泰安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例:以当地派出所所长为首的一帮民警刑讯逼供,致人死命之后竟然埋尸灭迹。这些公安人员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比起中世纪的残暴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让人难以相信是在20世纪末的社会主义中国发生的。司法机构的腐败是社会腐败一个最明显的象征。司法机构本来应该是社会正义的代表,然而当它蜕化为正义的对立面时,民众将对整个国家机构丧失起码的信任。
    一九九四年十月八日,张现春、张桂荣夫妇途经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乡大白峪村时,被误认为是偷自行车的小偷而抓进了徐家楼派出所。一进审讯室,警察就用铁棍、电警棍轮流殴打两人。张桂荣亲眼看见丈夫被打得满地打滚,一声声死去活来地惨叫。审讯张桂荣的是派出所所长马洪庆,他把电警棍开得冒着火花,电击得张桂荣嗷嗷直叫。他还十分下流地电击张的乳房和下身,把张踹倒在地用脚踩大腿根部。痛苦、恐惧、羞辱使这位32岁的普通农妇捣蒜似地向马洪庆磕头求饶,但马洪庆依然残忍地大打出手。第二天早晨,警察故意放松看管,让张桂荣逃走。张家上门询问儿子的情况,派出所的回答是:你儿子跑掉了。从此,张现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原来,当天派出所所张马洪庆、指导员张亚成、联防队员张某和段某对张现春进行了持续六小时的残酷拷打。因为张现春拒不承认偷了自行车,所以他们又将张带到院子里练摔跤,轮番摔打。马洪庆一伙摔累了,又强迫也是被抓到派出所来的村民邵某继续摔打。邵某刚刚被马毒打过,看到张现春的惨状,心有余悸。马狠狠地踢了邵一下,逼迫他下手。晚十一点,张昏死过去。值班民警宋某将张送到乡卫生院,医生发现张瞳孔放大,判断是颅脑外伤,建议送市中心医院抢救。马洪庆、张亚成一伙赶到医院,从医生处得知救活的希望很小,害怕张死在医院里,罪责难逃,便编造理由将张强行从医院里拉出,送到马的同学在郊区开的非法诊所。在不具备抢救条件的个体诊所,张现春于上午九时死亡。马洪庆为逃避罪责,在离派出所不远处选了一个大坑,先将张的尸体埋进去,然后安排二十多名联防队员,以上级检查卫生为名,命令他们将这个二米深、三十余平方米的大坑填平。张现春的冤魂就这样深深地被埋在了地下。
   案发之后,披着警服的歹徒们被送上了法庭,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审判呢?人们拭目以待。泰山区公安分局向受害人张桂荣赔偿十八万人民币。然而,她相亲相爱的丈夫再也不能复生了。《南方周末》在报道的标题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苍天有眼,他们的罪行暴露于苍天之下”。我对这种说法很不以为然。什么是苍天?我们难道寄希望于看不见、摸不着的“苍天”来主持正义?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应该对“苍天”念念不忘。苍天是靠不住的,苍天有“眼”的时候毕竟是少数,苍天所看到的罪恶也是少数,而苍天又有多少没有睁开“眼”的时候呢?没有被苍天看到的罪恶又有多少呢?与其把正义的裁判权赋予苍天,不如切切实实地进行法制的建设。苍天是保护不了我们的,从包青天的时代就是如此,今天也一样。中国人民的“苍天梦”做了多少年,至今还没有做完。
   其实,能够保护我们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是一整套健全的现代法律制度。制度不健全,执法者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自然会为所欲为,“我是警察我怕谁”成为执法人员的口头禅。一旦警察们认同“我是警察我怕谁”的观念,公民的权利就毫无保障地被拥有权力的人粗暴地践踏。依靠所谓的“苍天”,还是人治时代善良的幻想;只有依靠现代的法律机制,才能使我们走上真正的法治之路。关键在于,使警察有所“怕”——警察本身也应当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应当成为让他们“怕”的东西。可惜的是,如今的警察根本就不怕法律,因为法律掌握在他们手上,而不是掌握在所有公民的手上。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七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哈尔滨市呼兰县许堡派出所借“扫黄”为名,非法拘禁一百多个村民,榨取十五万七千元的恶性事件。呼兰县是天才女作家萧红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看到这个名字,我就想起了萧红的名作《呼兰河传》。本来这是一个让我仰慕的地方,但看到报纸后,我被震惊了:怎么还有这样的派出所、这样的执法者?他们跟旧社会的东北土匪有什么区别呢?他们比土匪还要卑鄙无耻下流,土匪是明火执仗、明枪明刀地抢劫、绑票,而派出所则是借用正义的名义和国家的力量来搜刮民财。这是对正义、对国家最大的侮辱。长此以往,如何使人民对国家、对法律产生信任感?国家权力机关的土匪化,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最不能容忍的现象。这些执法者将无辜的村民当作“嫖客”和“卖淫女”,成群结队地栓在一起强迫跑步示众。不消说他们抓的是无辜的村民,即使是嫖客和卖淫女,难道就能够任意侮辱吗?妓女和嫖客也有他们应当受到尊重的基本人权。
   记者在采访派出所所长付文广时,这个有警龄十六年的警官说,自己错了,对不起党多年的培养。可是说到具体错在那里时,他却哑口无言。他想了半天说:“为什么抓人,我也说不清。要说错,就是轻信了民警的报告,定性不准。”至于罚款的标准,付文广则说:“所里经费紧张,就想多罚点还帐。谁罚多,谁罚少,也没有具体的标准,富的人家多罚点,穷的人家少罚点,讨价还价都通过办案的民警进行。”言下之意,他还慈悲为怀,颇有关怀穷人的好心,这跟古代杀富济贫的侠客倒还一脉相承。有十六年警龄的警官,居然是这么样一个法盲,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事发以后,该派出所居然还通过县委宣传部新闻科某科长编造自我表扬的稿件,到党报上发表,并且以此来威胁上访的群众。
   以上两个典型案例说明,当今中国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是一件极其迫切的事情。当警察们都认为“我是警察我怕谁”理所当然的时候,法律也就成了执法者手中的玩物。说警察素质低、说人民素质低,都只是看到了表面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在全社会根植起一种真正的“法”的精神,一种“我们都是公民,我们都应该遵守法律”的精神。现在,人们很喜欢谈论“爱国主义”,我却认为,如果国家的法律不能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利,那么“爱国主义”只能是空中楼阁。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说:“法律不能重新点燃已经熄灭的信仰,但能使人民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法律能够唤醒和指导人们心中模糊存在的爱国本能,而在把这种本能与思想、激情与日常习惯结合起来时,它就会成为一种自觉的和持久的感情,……每一代人在一个国家出生时,是作为行将掌握立法工作的新人而出现的。”在中国,我们需要做的是,树立“天大地大法最大”的观念。对警察而言,不是“我是警察我怕谁”,而是:我是警察,我所做的一切受法律的约束;对民众而言,不是“我是百姓,我怕警察”,而是:我不违犯法律并且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有了这样的前提,国家才会变得可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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