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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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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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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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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警察我怕谁”

   
   我是警察我怕谁
   
   
   

    一九九八年九月四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了山东泰安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例:以当地派出所所长为首的一帮民警刑讯逼供,致人死命之后竟然埋尸灭迹。这些公安人员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比起中世纪的残暴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让人难以相信是在20世纪末的社会主义中国发生的。司法机构的腐败是社会腐败一个最明显的象征。司法机构本来应该是社会正义的代表,然而当它蜕化为正义的对立面时,民众将对整个国家机构丧失起码的信任。
    一九九四年十月八日,张现春、张桂荣夫妇途经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乡大白峪村时,被误认为是偷自行车的小偷而抓进了徐家楼派出所。一进审讯室,警察就用铁棍、电警棍轮流殴打两人。张桂荣亲眼看见丈夫被打得满地打滚,一声声死去活来地惨叫。审讯张桂荣的是派出所所长马洪庆,他把电警棍开得冒着火花,电击得张桂荣嗷嗷直叫。他还十分下流地电击张的乳房和下身,把张踹倒在地用脚踩大腿根部。痛苦、恐惧、羞辱使这位32岁的普通农妇捣蒜似地向马洪庆磕头求饶,但马洪庆依然残忍地大打出手。第二天早晨,警察故意放松看管,让张桂荣逃走。张家上门询问儿子的情况,派出所的回答是:你儿子跑掉了。从此,张现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原来,当天派出所所张马洪庆、指导员张亚成、联防队员张某和段某对张现春进行了持续六小时的残酷拷打。因为张现春拒不承认偷了自行车,所以他们又将张带到院子里练摔跤,轮番摔打。马洪庆一伙摔累了,又强迫也是被抓到派出所来的村民邵某继续摔打。邵某刚刚被马毒打过,看到张现春的惨状,心有余悸。马狠狠地踢了邵一下,逼迫他下手。晚十一点,张昏死过去。值班民警宋某将张送到乡卫生院,医生发现张瞳孔放大,判断是颅脑外伤,建议送市中心医院抢救。马洪庆、张亚成一伙赶到医院,从医生处得知救活的希望很小,害怕张死在医院里,罪责难逃,便编造理由将张强行从医院里拉出,送到马的同学在郊区开的非法诊所。在不具备抢救条件的个体诊所,张现春于上午九时死亡。马洪庆为逃避罪责,在离派出所不远处选了一个大坑,先将张的尸体埋进去,然后安排二十多名联防队员,以上级检查卫生为名,命令他们将这个二米深、三十余平方米的大坑填平。张现春的冤魂就这样深深地被埋在了地下。
   案发之后,披着警服的歹徒们被送上了法庭,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审判呢?人们拭目以待。泰山区公安分局向受害人张桂荣赔偿十八万人民币。然而,她相亲相爱的丈夫再也不能复生了。《南方周末》在报道的标题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苍天有眼,他们的罪行暴露于苍天之下”。我对这种说法很不以为然。什么是苍天?我们难道寄希望于看不见、摸不着的“苍天”来主持正义?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应该对“苍天”念念不忘。苍天是靠不住的,苍天有“眼”的时候毕竟是少数,苍天所看到的罪恶也是少数,而苍天又有多少没有睁开“眼”的时候呢?没有被苍天看到的罪恶又有多少呢?与其把正义的裁判权赋予苍天,不如切切实实地进行法制的建设。苍天是保护不了我们的,从包青天的时代就是如此,今天也一样。中国人民的“苍天梦”做了多少年,至今还没有做完。
   其实,能够保护我们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是一整套健全的现代法律制度。制度不健全,执法者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自然会为所欲为,“我是警察我怕谁”成为执法人员的口头禅。一旦警察们认同“我是警察我怕谁”的观念,公民的权利就毫无保障地被拥有权力的人粗暴地践踏。依靠所谓的“苍天”,还是人治时代善良的幻想;只有依靠现代的法律机制,才能使我们走上真正的法治之路。关键在于,使警察有所“怕”——警察本身也应当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应当成为让他们“怕”的东西。可惜的是,如今的警察根本就不怕法律,因为法律掌握在他们手上,而不是掌握在所有公民的手上。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七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哈尔滨市呼兰县许堡派出所借“扫黄”为名,非法拘禁一百多个村民,榨取十五万七千元的恶性事件。呼兰县是天才女作家萧红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看到这个名字,我就想起了萧红的名作《呼兰河传》。本来这是一个让我仰慕的地方,但看到报纸后,我被震惊了:怎么还有这样的派出所、这样的执法者?他们跟旧社会的东北土匪有什么区别呢?他们比土匪还要卑鄙无耻下流,土匪是明火执仗、明枪明刀地抢劫、绑票,而派出所则是借用正义的名义和国家的力量来搜刮民财。这是对正义、对国家最大的侮辱。长此以往,如何使人民对国家、对法律产生信任感?国家权力机关的土匪化,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最不能容忍的现象。这些执法者将无辜的村民当作“嫖客”和“卖淫女”,成群结队地栓在一起强迫跑步示众。不消说他们抓的是无辜的村民,即使是嫖客和卖淫女,难道就能够任意侮辱吗?妓女和嫖客也有他们应当受到尊重的基本人权。
   记者在采访派出所所长付文广时,这个有警龄十六年的警官说,自己错了,对不起党多年的培养。可是说到具体错在那里时,他却哑口无言。他想了半天说:“为什么抓人,我也说不清。要说错,就是轻信了民警的报告,定性不准。”至于罚款的标准,付文广则说:“所里经费紧张,就想多罚点还帐。谁罚多,谁罚少,也没有具体的标准,富的人家多罚点,穷的人家少罚点,讨价还价都通过办案的民警进行。”言下之意,他还慈悲为怀,颇有关怀穷人的好心,这跟古代杀富济贫的侠客倒还一脉相承。有十六年警龄的警官,居然是这么样一个法盲,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事发以后,该派出所居然还通过县委宣传部新闻科某科长编造自我表扬的稿件,到党报上发表,并且以此来威胁上访的群众。
   以上两个典型案例说明,当今中国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是一件极其迫切的事情。当警察们都认为“我是警察我怕谁”理所当然的时候,法律也就成了执法者手中的玩物。说警察素质低、说人民素质低,都只是看到了表面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在全社会根植起一种真正的“法”的精神,一种“我们都是公民,我们都应该遵守法律”的精神。现在,人们很喜欢谈论“爱国主义”,我却认为,如果国家的法律不能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利,那么“爱国主义”只能是空中楼阁。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说:“法律不能重新点燃已经熄灭的信仰,但能使人民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法律能够唤醒和指导人们心中模糊存在的爱国本能,而在把这种本能与思想、激情与日常习惯结合起来时,它就会成为一种自觉的和持久的感情,……每一代人在一个国家出生时,是作为行将掌握立法工作的新人而出现的。”在中国,我们需要做的是,树立“天大地大法最大”的观念。对警察而言,不是“我是警察我怕谁”,而是:我是警察,我所做的一切受法律的约束;对民众而言,不是“我是百姓,我怕警察”,而是:我不违犯法律并且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有了这样的前提,国家才会变得可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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