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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杀,还是不杀
   ——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这是一段被湮没的历史。这是一段惊风雨、泣鬼神的历史。
   世纪之初的一代有志青年,面对暴虐的专制主义,选择了迅速而有效的斗争手段:暗杀。诗人菲多芬尝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死气沉沉的千年帝国第一次有了愿意为自由和民主而献身的青年。伍立杨先生的新著《鬼神泣壮烈——清末民初暗杀论》则第一次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全面的书写。

   翻开这本小书,当年那些生气勃勃的面容顿时晃荡在我的眼前。还是如花似玉的好年华他们就殒身不恤了。他们牺牲的时候都还是那样的年轻——陈天华30岁、吴樾26岁、陆皓东27岁、秋瑾30岁、熊成基23岁、邹容20岁、彭家珍24岁、史坚如21岁……今天他们的同龄人或者在卡拉OK厅里唱歌,或者猛背英语单词考托福,或者在单位里倾轧,或者唯钱是爱,谁还有前人的热血澎湃、慷慨激昂呢?从世纪之初走到世纪之末,一个民族的生命力竟然蜕化到了如此地步?
    暗杀不是最好的手段。然而,在那个专制严酷的时代,暗杀又是不得已的选择。当后世的庸人们打着“价值中立”的招牌,用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烈士们的所作所为的时候,往往会得出“暗杀无补于事”的结论。我直想往这些家伙的脸上吐一口唾沫——这是奴隶的逻辑,而英雄的价值焉能让奴隶来厘定?暗杀在当时所起的实际功效不亚于革命。首先,暗杀让专制者心惊胆战,以致于武昌首义,各地官僚纷纷依附革命。守旧官僚们当然不是出于真心拥护革命,而是出于对暗杀的恐惧:如果再与革命为敌,很可能就血肉横飞、命丧黄泉。其次,暗杀的行为唤起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和反抗专制政府的勇气。尽管有许多民众依然蘸着烈士的人血馒头吃,但是总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慢慢清醒过来。而更让人千秋万载仰视的是暗杀行为背后蕴含的精神力量。正如俄罗斯民粹党人在斗争纲领中所说:“生机勃勃的运动是扑不灭的。当知识分子被剥夺了为实现理想进行和平斗争的可能性,他们不得不采取政府所指出的斗争形式即恐怖手段。”这一代最优秀的中国青年放弃了“学而优则仕”的老路,那条路上有的是荣华富贵、金钱美女,有的是良田美宅、诗情画意。然而,他们选择了另一条不归路——“学而优则杀”。这是完完全全的舍身求仁,他们不为获得任何世俗意义的名利,仅仅是为了捍卫人格的尊严和生命的自由。杀少数人的目的是为救多数人,舍己之身的目的是为解放更多的生命。
    参与暗杀的许多人并非凶神恶煞似的人物。苏曼殊、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人都是以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而积极参与暗杀的。1905年,蔡元培先生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参加秘密小组研制炸药。在其《自写年谱》中有详细的记载:“我等仍继续筹制炸弹,炸药易制,而王君小徐遍访上海五金店,未有能代制精便的弹壳者。黄君克强及蒯君若木自东京来,均携有弹壳若干,装药后,由孙君少侯密送南京……”我想象着老校长长袍马褂制作炸弹的情形,为之而神往。我想,蔡元培先生制造炸弹的行为与他革新北大的行为是互为表里的。在实际价值上,办北大当然比制炸弹重要得多,但是在精神价值上,两者同样重要。蔡元培到北大就任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暗杀行为背后的精神支撑,同样是这一理念。杀死专制主义的代表人物,与启蒙千千万万青年的心灵,实质上是同一件事情。而杀死一个具体的人易,杀死千万人头脑中麻木、落后的因子难。蔡元培先生一生兼两者而有之,更难。同年,陈独秀与吴樾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其时吴樾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独秀答曰:“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者以待君。”吴樾立即北上赴义,时年25岁;而陈独秀一生奋斗不止,求索不止,没有辜负亡友的嘱托。
    无论如何,杀人都应该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杀人是最后解决的办法。热血青年们的杀人是有原则的。1911年广州起义败北,革命党人谋刺满吏张鸣岐、李准,年仅29岁的林冠慈自请为执行员。6月中旬,林冠慈在大路上向李准的卫队投掷炸弹,李仆地,随从死伤十余人。卫队枪弹如雨,烈士当场就义。就在跟踪的途中,林冠慈还生怕误伤街上的群众,反复选择角度。他放弃了逃走可能性较大的地点,因为人群密集,会误伤很多人。对此,伍立杨先生在书中将清末民初中国志士们的暗杀与俄罗斯的民意党人的暗杀作了对比:“1881年3月1日,俄国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连发两枚炸弹,第一枚从沙皇车队反弹到路边卖肉男孩身上,炸死了他。此前,党人在冬宫内策划暗杀,以烈性炸药埋在餐厅底层,当沙皇全家进餐之际,爆破手按好电键即迅速出逃,但剧烈爆炸并未伤及沙皇,反而使餐厅底下雇佣值班的芬兰警卫团50名士兵命丧黄泉。”清末民初的暗杀者们,既有侠客的勇决,又有儒家的仁义;既有佛家的悲悯,又有墨家的坚韧。在“杀”与“不杀”之间选择“杀”,能说不是悲壮的吗?而这悲壮的命运,必须由他们来承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
    而书中最精彩的一部分还是叙及革命者情史的篇章。立杨先生与前辈先烈们犹如伯牙与子期之间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晚清的革命者们大多是文人,是有情有义、情深意切的文人。林觉民烈士那封感人肺腑的《与妻书》,缠绵悱恻而英气冲天。“为千千万万人谋永福”犹如峰回路转之后的最强音,让人肃然起敬。书中写到与林觉民同在黄花岗起义中遇难的方声洞烈士,同样有一段柔情万丈的情史。方声洞的妻子王颍,在50多年以后撰文回忆丈夫时说:“声洞待我真是体贴入微,即生活琐事,也照料极为周到。当我们的儿子贤旭出世的时候,他守在我的身边三天三夜,好像是要替我分担一份分娩的痛苦似的。”方声洞瞒着深爱的妻子参加了起义并且以身殉国,王颍一改贵胄小姐的闺阁习气,不畏艰难困苦,将子女抚养成人。后来还修建了医院,仁心仁术,救人无数。侠骨还需柔情作为底子,没有柔情的侠骨是不存在的。那分人间关爱,许多年以后依然温润人心。
    《鬼神泣壮烈》一书,既有曲折的个案描绘,也有深入的思潮分析;既有中国传统的纵向梳理,也有西方文化的横向比较,所泣者何止是鬼神?我相信,每一位有良心、有感情、有血性的读者都会为先烈们前仆后继的丰功伟业而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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