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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11、《铁与犁》(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历史在这里徘徊
·第二章 近代的歧路
·第三章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第四章 大东亚之梦
·第五章 倾国之痛
·第六章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第七章 光荣与耻辱
·第八章 没有完成的审判
·第九章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第十章 寻找日本的良心
·第十一章 拒绝遗忘与捍卫尊严
·第十二章 祈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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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暧昧的邻居》(光明日报出版社)
·《暧昧的邻居》目录
·引子
·一:《日本管窥》与《日本人》•翻译老田•日本的“小”
·二:幸福的母亲•无人照看的“红富士”•花岗惨案旧址
·三:“拆碑会”与“护碑会”•护国神社•尹奉吉
·四:三根山•观音与战犯•丹羽庄
·五:东史郎•大江山•双语文学杂志《蓝》
·六:松冈环•两个老兵的回忆•中日文化交流的困局
·七:一个人的图书馆•天皇诏书•《无言的幽谷》
·八:在路上的王选•天皇的宫殿•对日索赔之难
·九:靖国神社•万爱花的下跪•日本人的募捐
·十:日本的外交目标•社民党的衰落•班忠义
·十一:生鱼片•曾经在地图上消失的“恶魔之岛”•广岛的红灯区
·十二:广岛原爆资料馆•千只鹤•吴港
·十三:本岛市长•电视中的石原慎太郎•侦探故事
·十四:两个原爆资料馆•出岛的荷兰商馆•长崎的秋祭
·十五:春帆楼•“李鸿章道”•长州炮
·十六: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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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光和光的背面:我的美国之旅》目录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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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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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南方日报》名牌记者朱德付最近撰写了一则关于神童“制造商”的报道。湖北省公安县十三岁的聂愿愿在一九九八年的高考中,以六百二十八分的高分考取的华中理工大学。整个公安县考分超过六百分的只有十一人,聂愿愿只比第一名六百四十五分少十七分。在该县考取华中理工大学的十几位考生中,聂愿愿成绩名列第二,一入校便获得该校二等奖学金。
    聂愿愿受的是他父亲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聂其文一九七九年考入武汉大学外文系,临近毕业前,从武大肄业,转到湖北省荆州教育学院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公安县闸口中学当英语老师。由于性格孤僻,教学方法又不循规蹈矩,聂其文在学校和领导的关系很僵,领导把他从讲台上赶了下来。于是,他辞职到深圳、海南闯荡了一年,然后回到公安,开始在儿子身上实践自己的教育方法。他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教学计划,将十二年的课程浓缩在四年内完成。他的方法突出一个“背”字,不仅要求儿子将语文、英语等课本背得滚瓜烂熟,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也要求一本一本地背诵。除了公式定理以外,还要背诵大量的例题。

    聂愿愿高考成功以后,聂其文名声大振,立即受聘为湖北省艺术学院附中的校长。他对记者侃侃而谈,表示:“我想在教学方面实践一下自己的教学思想,从学前班到高中的十三年,我准备用十年完成。只要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比其他学校成功,因为我节省了3年时间。”聂其文的女儿刚刚十二岁,也于四年以前退学回家,聂其文打算在她身上再做一次“神童”试验。“她今年已经学到高中课程,后年让她考大学。愿愿今年考大学时,周围的人百分之百地认为他考不上,考上以后,大家又说这是一个特例。当我的第二个孩子成功以后,我的教育方法才真正有说服力,那时我要把我的教育方法总结推广。”
    记者来到华中理工大学,采访了聂愿愿。当问及父亲的教育方法时,孩子毫不迟疑地回答:“爸爸的方法不好。其实他并不想这样做,主要是家里太穷了,他又自认为有学问,就自己教我。他只是拿几本教材让我背,其他什么资料都没有。爸爸每天都让我做功课,我又不想做,他动不动就打我。我对他恨得要死,每天都当家里的那堵墙是爸爸,对着打,打得手上都起了老茧。”聂愿愿接着描述了自己平时的生活情况:“我刚进高中时成绩很差,副科知识知道得很少。长江有多长,从哪里发源,在哪里入海,我都不知道。我每天早上五点四十分起床,晚上十二点才睡觉。现在想起来都害怕。”
    父亲洋洋得意,儿子惊恐不安;父亲打算推广自己的教学方法,儿子却对父亲所谓的“方法”恨之入骨。到底谁对谁错呢?社会上众说纷纭。
   《羊城晚报》上刊登了广州广雅中学关于“神童”的讨论。学生、老师和家长各抒己见,其中不乏发人深省的观点。
   孩子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的,初一学生刘茵说:“我与聂愿愿同龄,都是十三岁,比起他来,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因为我的童年是在父母的呵护下度过的。我到过广州各种各样的游乐园玩耍。我对童年有许多美好的回忆,而聂愿愿没有,除了读书,除了爸爸的打骂,他什么都没有。他十三岁就上大学了,我不羡慕他。始终有一天我会上大学的,而且上得比他快活。”而另一种则是支持的,初三的李志毅说:“聂愿愿能够成为神童,是因为有一点天生的聪明和更多的父亲严格的教育。可见,成功确实是来自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辛勤的汗水。”
    同样,老师们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老师朱其凤说:“聂父这样教育孩子,无疑是粗暴残忍的,扼杀了孩子本来应该拥有的东西,如童年的乐趣、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同学的友谊等等。可以说,他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很可悲的。”另一位老师周圣凤则说:“棍棒下逼出一个大学生,说明: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关键在于没有挖掘出来。”
    而家长们一致都表示反对。家长宋群说:“聂父棍棒相压,无非是望子成龙,却令儿子磨刀杀父,这当然是可悲的。”家长裴国珍说:“把孩子关在家中棍棒施教,即使十三岁考上大学,方法也不能推广。在学校老师虽然精心教,未必能够考上大学,但教育符合规律,培养出来的正常人是成功的。”
   “神童”现象和“神童制造商”现象的背后,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聂其文在自己的事业上是一个失败者,他同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便把希望寄托到子女的身上。子女成名也就是他自己成名。儿女的成功是他改变自己耻辱的生存的唯一希望。于是,他不惜用严酷的手段来造就“天才”。他的遭遇当然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也许他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具有某些合理性的教学方法,但是却无法在僵化的现行教育制度下实施,因此被学校领导驱逐了。然而,他的处理办法难以让人苟同。他选择了走偏锋的方式,结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成功的背后却是子女心灵上莫大的痛苦。儿子和女儿付出了牺牲童年欢乐和幸福的沉重代价。小聂每天只有五小时又四十分钟的睡眠,比起夏衍报告文学《包身工》里所描写的童工还要辛苦。他成了父亲的囚徒。
   在实施自己的计划之前,聂其文有没有替子女本人考虑过?有没有想过子女本人的意愿?显然没有。子女在他心目中像是机器一样,他让机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起来,自己则像资本家一样收取最大的利润。他认为自己在爱子女,而子女对他却是满腔的“恨”,因为说到底聂其文是爱自己而不是爱子女。我想象着聂其文殴打儿子和女儿的情景,不寒而栗。我从中闻到了法西斯的味道。我反复读着小聂的话,他把父亲看作墙,把打墙假想成打父亲,居然打出了手上的老茧。这一细节更加令我直吸冷气。父子之间、父女之间,处于这种关系,难道是正常的吗?说不定某一天爆发激烈冲突,儿子真会奋起而反抗,后果不堪设想。
   聂其文的“成功”从反面揭示了现代教育体制的缺陷所在。最无理的方法,却最有效,这是极具讽刺意义的。难怪学生和老师们中间都有不少是聂其文的支持者。就像上面那位学生李志毅所说的那样,“父亲的严格教育”是孩子们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也像老师周圣凤的意见“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聂其文不是独辟蹊径,而是把现行教育的弊端发展到了极端,这叫“以毒攻毒”。这一招肯定灵。他不让儿子接触广阔的现实世界,而把孩子关在房间里,强迫背诵教科书。“没有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聂其文抓住了现行教育体制的症结所在,然后下猛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儿子终于从高考中脱颖而出。他可以笑傲当年迫害他的领导了:三年河东,三年河西,看谁笑到了最后?我至少在应付高考制度方面比你们更有能力。领导自然是无言以对,而高考的命题者们更是无颜以对:连长江的概况都不知道的小聂,却能够在高考中取得优秀的成绩,难道不正说明高考的巨大局限性吗?高考选拔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呢?高考的选拔标准是苍白无力的。
   在这个只看成功与否的时代,聂其文成了英雄,成了“神童制造商”,成了教育大师。从社会上的反映看来,聂其文的教育方式蛮有市场的——因为他“成功”了,因为他创造了“奇迹”。至于“成功”的后面有什么,“奇迹”的后面有什么,人们是不会关心的。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失败者和失意者,他们像聂其文一样把雪耻的希望寄托到孩子的身上,聂其文的方式是有效的,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跟救命的稻草。即使是法西斯的方式,他们也觉得也无可厚非:我们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上,“成功”是唯一的,手段则可以不加考虑。
   在这样可怕的现状下,鲁迅先生早年说过的“我们怎样做父亲”的命题,不仅还没有过时,还更有针对性了。而且,这一命题还可以扩展成为“我们怎样做老师”、“我们怎样做教育者”。谁能够问心无愧地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呢?上至教育部长,下到一个民办教师或者一字不识的家长?
   而我最担心的还是小聂的心理状态。在父亲的法西斯式的教育下,他的心理已经扭曲了。如何使自己的心理回到常态,对聂愿愿来说,是艰巨的工作和严峻的考验。如果他过不了这一关,他今后很难在人生路上有所作为。而且,心理不健全的天才是危险的。这样的天才我们已经有过好几个。前几年在美国枪杀几位科学家的博士卢刚,就是这样的天才。智慧超群,学问一流,但是心胸狭窄,易走极端,最后酿成震惊世界的惨剧。我当然不愿意看到再出现这样的悲剧。
   教育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位。任何不把人当“人”的教育都是我所反对的教育——包括聂其文这位“神童制造商”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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