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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11、《铁与犁》(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历史在这里徘徊
·第二章 近代的歧路
·第三章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第四章 大东亚之梦
·第五章 倾国之痛
·第六章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第七章 光荣与耻辱
·第八章 没有完成的审判
·第九章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第十章 寻找日本的良心
·第十一章 拒绝遗忘与捍卫尊严
·第十二章 祈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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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暧昧的邻居》(光明日报出版社)
·《暧昧的邻居》目录
·引子
·一:《日本管窥》与《日本人》•翻译老田•日本的“小”
·二:幸福的母亲•无人照看的“红富士”•花岗惨案旧址
·三:“拆碑会”与“护碑会”•护国神社•尹奉吉
·四:三根山•观音与战犯•丹羽庄
·五:东史郎•大江山•双语文学杂志《蓝》
·六:松冈环•两个老兵的回忆•中日文化交流的困局
·七:一个人的图书馆•天皇诏书•《无言的幽谷》
·八:在路上的王选•天皇的宫殿•对日索赔之难
·九:靖国神社•万爱花的下跪•日本人的募捐
·十:日本的外交目标•社民党的衰落•班忠义
·十一:生鱼片•曾经在地图上消失的“恶魔之岛”•广岛的红灯区
·十二:广岛原爆资料馆•千只鹤•吴港
·十三:本岛市长•电视中的石原慎太郎•侦探故事
·十四:两个原爆资料馆•出岛的荷兰商馆•长崎的秋祭
·十五:春帆楼•“李鸿章道”•长州炮
·十六: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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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光和光的背面:我的美国之旅》目录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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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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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情与恐惧中穿行


   在激情与恐惧中穿行
   ——序张宇光《大学笔记》
   今年春天的某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电话那一端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比我还要年轻,他自我介绍说是北京师范大学八零级的毕业生张宇光,还说读过我写的东西,很喜欢,自己也写东西,并且相信我同样会喜欢他所写的东西。他的口吻很自信,说话也没有什么遮掩。然而,身处九十年代大学校园的我,浸淫在彬彬有礼的交往方式中很久了,已经不太习惯他的这种表达方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类电话我接到过很多,而对方刚开始的自信到了后来往往让我极度失望。于是,我便冷淡地告诉对方说,方便的话,把稿子寄给我看看。很快,我便把这个小插曲忘记了。
   几天以后,果然收到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打开一看,是一部长篇的打印稿。题目是《大学笔记》。我拿起来,随手翻看着。没有想到,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我从中午一直看到傍晚,匆匆地吃上几口饭,又接着看。夜渐渐深了,平时不熬夜的我,捧着稿子读到东方之既白。
   手上的稿子,我不知道它是小说还是散文,是纪实还是虚构,不知道该把它归入哪一类文体。我原有的文艺理论方面的知识,简直就无法用来界定这部作品。而我一向认为,最优秀的恰恰是那些难以界定的、打破边界的作品。当然,这部作品对我的吸引,并不仅仅因为它的“文体模糊”。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它所表现的是我所没有经历过的、却又渴望经历的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活。
   我是一九九二年考进北京大学的。那时,八十年代已经是“日暮众山远”,当年的风流人物或者金盆洗手,或者远遁他乡,或者宝刀老去,或者俯首称臣。于是,呈现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景:九十年代的北大,宛如一个失血过多的巨人,“大”却“无当”,连站都站不稳,只好跟中国其它不入流的大学一起“与狼共舞”。考托考G的海报和入党申请书满天飞舞,诗人们啃着海子的骨头,国学大师们领着洋人的基金。见钱眼开的教授和傍大款的美丽女生,剪刀加浆糊的毕业论文与抢破脑袋的留京指标,共同构成九十年代风尘仆仆的景色。九十年代的青春,没有爱憎,只有利益;没有激情,只有功用;没有恐惧,只有空虚;没有友谊,只有关系;没有理想,只有当下。我有时甚至想,九十年代,还有没有配称为“大学生”的这一个群体?
   九十年代及其之后的我们,无可奈何地、过早地成熟了。像一颗苹果,还没有经历过一段漫长的、青涩的岁月,就“大跃进”到了“红得发紫”的阶段。
   这样的苹果还有没有美妙的滋味呢?
   我曾经在孔庆东的《四十七楼二零七》中读到他所描绘的八十年代大学生的生活状貌。我自己有幸也住进了编号为“四十七”的这座北京大学研究生楼。然而,在我到四十七楼之前,它早就变得平淡无奇、乏善可陈了。四十七楼仅仅是一个丑陋的火柴盒式的建筑——楼本身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楼里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孔庆东笔下的“有趣”的人们今天安在?真个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现在,我又在张宇光的《大学笔记》中读到了另一群八十年代大学生的生活情状。
   张宇光所描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八十级的一群大学生的生命历程。他们进入大学的时候,刚刚比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早了整整一轮。其实,我自己算是赶上了八十年代末班车的一个特例。一九八九年,我刚好初中毕业,那时我已经不求甚解地阅读了大量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我的精神世界深深地被八十年代那种磅礴大气、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激情和杞人忧天、惶恐不安、担心被开除“球籍”的恐惧所笼罩。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没有在八十年代度过最宝贵的青春期的“八十年代人”。这一精神源泉,使得我跟我的同代人格格不入、而与比我年长的八十年代人异常亲近。自然,也使得我如此热爱孔庆东的《四十七楼二零七》以及张宇光的这本“莫名其妙”的小说。
   我的师兄王枫博士曾经批评我说:因为没有在八十年代生活过,所以不免把八十年代美化了。这确实是我的偏颇。然而,同样真实的是,九十年代末的北大里,在更年轻的一批学子当中,再也没有像王枫一样在元旦的夜晚狂喝滥饮,醉倒在静园厚厚的雪地上的孩子了。张宇光的笔下,八十年代不仅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而且理所当然的是阴暗多于光明、龌龊多于美好、失败多于成功、彷徨多于奋进。八十年代是如此,九十年代也是如此,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如此。但是,张宇光的文字里透露出一种九十年代不可能拥有的鲜活和真诚,这恰恰是八十年代最值得骄傲的地方。“说起时代,那还是个衣服样式色彩单一,连性别都有些模糊不清的时代。我很难通过衣服记住哪一个人,除了刘春波和他的美国运动短裤。即便是女孩子,她们的衣着也几乎完全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只剩下一些还算熟悉的面孔。……现在回想起来,我方才深知几十年前的往事已成为历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九十年代大学里的衣着无比鲜亮,名牌服装争奇斗艳,姑娘的裙子越来越短,小伙的牛仔越来越脏,但拥有这些依然无济于事,在灵魂深处,这些姑娘小伙们是如此的千篇一律——就个性而言,个性只属于张宇光笔下的大学生和他们的同代人。
   主人公和第一叙述者林城,总是让我联想起未曾谋面的张宇光本人在电话里的声音。那是一种带着孩子气的声音,那是一种甚至能够让话筒另一端的人感受到它的温度的声音。林城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但他的叛逆既不同于《家》、《春》、《秋》里青年们的叛逆,也不同于崔健的叛逆和王朔《动物凶猛》中的叛逆。林城从遥远的昆明刚到北京的时候,去瞻仰童年就开始憧憬了很多年的天安门。他得到了这样与众不同的印象:“头一眼见到天安门我便大失所望。那个在中小学课本及无数宣传画片上总是金光闪闪、巍峨雄伟的清代城楼,到我亲眼所见时竟然是如此的低矮土气,和一座高大些的旧城门没什么区别,更别说匍匐在一旁的大会堂和不远处那个奇丑无比的纪念堂了。……此后,我甚至连长城和天坛都没有去过。我讨厌强加在它们上面的那些言词的意义,那些意义让我无法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眼前的事物,它们无时不刻不在强迫并威胁着我,使我既厌恶又不知所措。”
   我从这段话里发现了林城,不,张宇光本人基本的文化立场。并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将终身坚持这一基本立场。这里所说的“美”和“丑”,内涵和外延都远远大于美学意义上的美和丑。林城的判断是独断的、直觉的,因此也不容他人讨论。所以,那些所谓“中庸”、“客观”、“宽容”、“价值中立”的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此是轻蔑且嘲笑的。他们“公正”地说,这就叫“偏激”。而“偏激”的张宇光却洞见到恐惧来自何处:“以后每到一地游玩,我总爱去荒僻无人的地方,那样好歹可以躲过非要你聆听不可的有声或无声的意义解说,能够安安静静地与身边的一切相处,不用受因虚幻的词义而引发的混乱情绪的折磨。一切的麻烦都出语言这个东西上,一经官方确定了某些词语所表示的意义,它居然就能取代实物,成为超越于实物之上的不可动摇的实在,并排斥着所有别的与之不同的描述和解释,不管你是否有什么其它的原因和理由。”我觉得,这段话应该是全书一个汩汩的“文眼”。读到这段话时,我不禁想起了对我的思想有重大影响的法国思想家福柯。我不知道张宇光是否研读过福柯的著作,但这并不重要。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张宇光的一种生命的顿悟与自觉。他在一个奇特的灵魂的维度上,发现了与福柯相同的真理。他发现了语言与暴力之间共谋的关系。他与他的朋友们,开始了“于天上见深渊”的挣扎。为了抗拒“大词”——换一种说法,也就是正在无可抗拒地衰败中的文明——的统治,为了寻找真正能够“安身立命”的宗教,林城最好的朋友陈恒一个人步行去了西藏,并且葬身在皑皑雪原之中。而后来林城毕业分配的时候,也毅然选择去了西藏,一呆就是整整八年(在西藏的经历,张宇光在另一部长篇《拉萨的月亮》中有极其精彩的讲述)。
   林城披散着满头长发走在残叶纷飞的校园中,“我将听凭自己内心的冲动去做我想做的事,我将开始在生活中真正的冒险,而不只是读书和手淫。我精神振奋,充满希望,一会儿像一个身心纯洁的天使,一会儿又想象着最为淫秽的图景。”纯洁的一面,使我想到了赫塞的《情系青春》;而狂乱的一面,又使我想起了凯鲁阿克的《在路上》。当然,张宇光笔下的人物,纯洁比不上赫塞笔下的基督徒,狂乱也比不上凯鲁阿克笔下的嬉皮士。但正是这种不完全的纯洁、不完全的狂乱以及纯洁与狂乱的杂揉,使得林城、陈恒、刘春波、李山、老武、赵晓东等一干人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虚伪的辅导员和冷漠的女孩子又与他们“同舟共济”,所有颜色的混合,导致了什么颜色都是,又什么颜色都不是。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林城写过一首题为《疯子之歌》的长诗,开头的几句是这样的:
   我赤身裸体在旷野中奔走
   我披头散发在山岗上大叫
   我最疯狂 我最放荡
   我诅咒一切并且热爱一切
   我纯洁无瑕又肮脏透顶
   我最疯狂 我最放荡
   爱情与诗歌,是青春最好的发泄孔道。人成为爱情和诗歌的工具。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和骑士精神的混合物,在林城的身心中油然而生。“那种通过目标明确的自治和自律,带来道德上的优越感,及对自身可能达到的理想境界的痴迷,是我自以为早就烟消云散却不知它已悄然融入了我的血液的因子。一旦这因子被某种权威性和具有权威性和诱惑力的外力所引发,它又将重新在我体内如火如荼地生长漫延开来。它能使我无视现实中所有的艰难险阻、明枪暗箭,绕过所有的龌龊之物与难言之隐,迅捷而光彩地直抵终极。眼下,共产主义理想是如此自然、顺当而又妥贴地和欧洲浪漫诗人的追求合二为一,甚至与所有宗教的极致境界并无大异……”这是张宇光对同代人精神结构的深入剖析。这一剖析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它没有遮蔽什么,也没有扭曲什么,它不试图批判,也不试图概括。所以,它真实。
   林城一个人,从开头说到了结尾。即使是人物的言行和心理活动,也通过林城来转述。在十多万字的“四不像”式的作品中,我找不到一个引号,也就是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人物对话。我相信,显然不是作者不会写人物对话,而是有意为之。不管这一尝试成功与否,我对作者尝试的勇气向来都抱以热切的赞赏。在作品的某些地方,也许存在着“议论”压倒“叙事”的缺点,从整部作品来看,细节也稍稍显得不够。但是,有一个细节却让我久久难以忘怀。那是八十年代初北京的一个“无可救药”的冬天,元旦节,林城他们全宿舍的人都到北京同学余明家中过节。午饭从下午三点开始做起,两个多小时后,刚包出来的两三百个饺子便不见了踪影。晚上再吃涮羊肉、炒菜,喝二锅头和啤酒,一直闹到半夜。回到宿舍,最后一个项目是抽烟聊天。“星星点点的红光在穿堂而过的寒风中闪动着,那天晚上大家聊了很多,大都是酒后的醉话,有一句没一句的,又没有固定的话题。”这一段也许是全书中最动情的文字了。不知道宇光兄自己是不是这样认为的,反正我是被深深地打动了。“我之所以开始用‘我们’这个词,是因为当时我在同宿舍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感受到了一种友谊和信任,这是前所未有的。从那时起到毕业,那间号码为‘三三一’的混乱而拥挤,一共住了九个男生的宿舍,一直都给我一种温暖如家的感觉。生活在屋子里的九个人,也从未再欺骗、背叛过对方,包括刘春波和赵晓东在内。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我们’、‘集体’、‘大家’和‘同学’这几个词的含义。它们所表示的意思与过去别人告诉我的完全不同,而我也只能在真正感受到它们时才能正确地使用它们。或许对每一个汉字及词语,我都必须自己重新去认识并定义,尤其是在我写作的时候。”这是作品中最亮的亮色。尽管在文字背后依然渗透着浓浓的伤感。这样的时刻,一夜足矣。十多年之后的大学宿舍里,已经流行“君子之交淡如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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