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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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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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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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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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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反抗

   
   未完成的反抗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古往今来,多少铁一样的英雄都得面临这个严峻的问题。我在阅读《柏杨回忆录》的时候,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柏杨回忆录》,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年7月出版)
   柏杨的一生,有如黄河一般九曲回肠。从自幼丧母、饱受后母虐待的童年到追求自立、四处漂泊的青年,从以笔为刀枪的事业到高压下不幸的婚变,从漫长的牢狱之灾到晚年迟到的幸福,他的人生真像一瓶打翻的五味瓶,各种各样的滋味搅和在一起,再也分辨不出了。在这本回忆录中,柏杨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最为真切的回顾。他是悲情台湾扛着沉重的闸门的人之一。但他并没有以之为自豪,相反,他谦卑地、冷静地回忆着过去的一切。与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中的笑傲江湖、老而弥狂不同,柏杨的回忆录保持了一种较低的调子,正像他自己所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度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我相信,他的这种说法基本上是真诚的。

   柏杨既是杂文家又是小说家,他对自己的小说很得意,但无可质疑的事实却是:作为杂文家的柏杨比杂文小说家的柏杨成功得多、重要得多。杂文给柏杨带来声誉,也带来灾难;杂文使他家庭破裂,也使他成为台湾民主化的先行者之一。当惊涛骇浪过去以后,柏杨解释当年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写杂文:“杂文富于社会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条鞭子,它虽不是鲁迅先生所创的文体,但却由他发扬光大。它更是对抗暴政的利器,因为它每一次出击,都直接击中要害。”在50年代之后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在孤岛上实行严酷的白色恐怖,造成严重的后果:“在那个威权至上而肃杀之气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会如一潭死水。”恰恰正是这样的时刻,杂文成为公意的唯一表达。孤岛之内,几人有胆有识,几人坚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而柏杨当之无愧的是其中几个最坚贞的自由知识分子之一,“一遇到不公不义的事,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忍不住奋蹄长嘶”。
   柏杨在回忆录中再次揭露了调查局的残忍和凶暴。在极权主义横行的地方,秘密警察享有“治外法权”,是邪恶力量最集中的代表。由蒋氏父子直接控制的秘密警察,制造了罄竹难书的、比皇权时代更骇人听闻的文字狱。阿伦特说:“恐怖手段是极权主义政府管理的真正中介。”柏杨在书中谈到一个名叫沈源嫜的女记者的遭遇:她的全身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她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痛苦。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唯一剩下的声音, 就是:“我说实话,我招供,我招供……”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她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自己招供不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于是就在墙角上吊身亡。柏杨悲愤地说:“这个60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暴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头。”柏杨还涉及到当年亲自审讯、毒打自己的调查员刘展华。在解严以后,刘展华死不忏悔、百般抵赖,摇身一变成了保护民主人士的“好人”。有一次两人见面,刘展华春风满面,热情地握着柏杨的手,好像是昨天才分别的老朋友,夸奖柏杨气色不错。当柏杨的妻子质问他当年打人的经历时,刘展华忽然间紧靠柏杨,双手握住柏杨的手臂,微笑着说:“柏老,我们从来不做这件事,你说是不是?”面对他“坦荡无邪”的表情,柏杨不知道如何回答。刘展华身上的“人性”早已荡然无存,他完全沦落为极权主义的“螺丝钉”。他从属于体制,所以他是“无罪”的——当年也在为“真理”而兢兢业业地工作。对于秘密警察制度,柏杨有深刻的反思:“情治单位有存在的绝对必要,但运用不当时,也会凌虐人民,所以我希望,严防它成为维持一个人或一个党的权力的工具,必须在保护人性尊严的大前提下办案,使情治单位成长为国家必要的善。”而要实现柏杨的理想,根子在于摒弃极权社会,建立民主社会。英国学者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指出,在斯大林主义、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三个社会中,“系统地使用暴力与使用秘密警察网络是结合在一起的,秘密警察广泛而频繁地逮捕政治触犯者,这些现象与国家严格指导文化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国民党的独裁体制,正是融合了以上三个社会的“精华”,因此也就更加残暴、更加严密。
   在读这本《柏杨回忆录》的过程中,我多次被其中的细节所感动。在书中的柏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权和民主的斗士。然而,我在1999年5月台港的有关报刊上,却读到了另一个柏杨的形象。当李登辉出版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媚的《台湾的主张》时,柏杨积极主动地给“总统大人”抬轿子,亲自出席新书发表会,并与李登辉亲密地站在一起。难道他忘记了,李登辉是独裁的国民党的余孽,是无数的手上沾着鲜血的“刘展华”之一?李登辉仅仅抛出一个小小的诱饵——捐出《台湾的主张》典藏版两千本的版税,作为筹建人权纪念碑的资金。结果,柏杨就乖乖地上钩了。我纳闷:饱经沧桑的柏杨为什么看不出李登辉如此小儿科的手腕?筹建人权纪念碑诚然是好事,但为了崇高的目的也不能选择卑劣的手段——有些脏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要的。一旦要了,而且用于修建人权纪念碑,简直就有辱“人权”两个字。如此一来,柏杨自己一世威名也就毁于一旦。苦难没有打垮柏杨,他却在新时代里垮了下来。与李敖的决绝相比,柏杨晚年的妥协让我深深地失望。他的抵抗还没有完成,就丢盔弃甲了。柏杨这位半截子的英雄,既让我肃然起敬,又让我深深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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