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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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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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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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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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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谁招魂?


   为谁招魂?
   1999年8月15日,在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里再次上演了一出为军国主义招魂的丑剧。
   这一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的5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本应当是这个民族进行深刻的战争反省的最佳时刻;这一天,本应当成为这个民族现代史上一条隐隐作痛的伤疤;这一天,本应当被定为这个民族向当年受过它的侵略的邻邦谢罪的日子。然而,这一天却被日本当成“报仇雪恨”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和纪念“民族英雄”的最佳方式。

   在溽热的天气下,靖国神社院内举行热火朝天的帐篷集会,发出“首相应参拜靖国神社”、“大东亚战争是圣战”、“反对中国干涉日本内政”之类的鼓噪。一些日本右翼团体的队伍,公然打出写着上述内容的巨幅标语,喊着口号,迈着军步,气焰嚣张地举行盛大的游行。在拥挤的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队“皇军”打扮的旧军人,他们“老当益壮”地挎着战刀,抗着步枪,在凄厉的军号声中迈着正步走向靖国神社的正殿。
   8月9日,日本政府通过确定“太阳旗”为国旗、《君之代》为国歌的法律。这一举措让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大受鼓舞。在“皇军”队伍中,79岁的侵华关东军军官根本吉男直言不讳地表示:“我对那些反对太阳旗和《君之代》的日本人感到恶心!自打我出生的那天起,我就伴随着太阳旗和《君之代》长大。只要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愿意看到有任何人反对新的国旗和国歌法!”这个来日无多的前关东军少佐尽管站都站不稳了,但一身行头引人注目——卡其布黄色夏季作战服,腰上左边别着佩剑,右边别着手枪和子弹。当有记者问起他当年侵华的经历时,这个老少佐嘴角抽搐了半天,最终还是回避开了这个敏感问题,转而回答说:“几十年来,我年年来靖国神社,为当年死去的同事的和平精神祈祷。”
   对于像根本吉男这样的家伙,我的家乡有一句歇后语可以形容“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要求他有悔过之心,比登天还要难。绝大多书日本人都是如此。那些屠夫们,用刺刀挑死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屠夫们,强奸70岁的老祖母的屠夫们,用活人做细菌实验的屠夫们,活埋受伤的战俘的屠夫们,居然还有“和平精神”!强盗的逻辑比强盗的行为还要可怕。强盗说,我杀了你,我强奸了你,我焚烧了你的家,我蹂躏了你的国家,而我是爱你的,我是来寻求和平的!我们的目标是“共荣”,我们是多么崇高啊——不仅自己要繁荣昌盛,而且还要来带动你们繁荣昌盛!
   根本吉男对那些反对将带着浓重的军国主义色彩的太阳旗和《君之代》分别定为国旗、国歌的同胞感到“恶心”,殊不知,真正“恶心”的是他自己。然而,由此我也可以发现那“一小撮”忏悔的日本人在日本的处境是怎样的艰难!他们在一个非人的国家里想向“人”的生活靠近,而“非人”们则拼命不让他们这样做。发表《东史郎日记》的东史郎,本该成为日本精神更新的楷模,却在日本成为“过街老鼠”,被告上法庭并且惨遭败诉。而丑恶的行径却横行霸道,获得一致的喝彩。这说明问题不是出在少数人身上,而是整个民族身上。
   扶着老家伙的是他年轻的孙子野口吉男。这个25岁的年轻人以近乎崇拜的目光注视着他的爷爷和爷爷的同辈人们。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的野口现在正在东京一家大贸易公司里从事对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多次到过美国和中国。然而,他对爷爷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闭口不谈,只是一再表明他很“敬重”爷爷当年的“勇敢精神”。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老少佐最后补充的一句话:“我真感谢亚洲国家对当年日本战争行为的抗议,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抗议的话,那么日本的政客们就会忽视他们为日本崛起而努力的精神了!”祖孙两人的想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孙子毕业于东京大学——日本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在日本堪称“人上人”。野口是日本青年一代中的精英分子,而他对日本历史的认识居然保持在这样一个水平上。可以想象,一旦中日之间有事,他会效仿爷爷当年的“勇敢精神”,跨着刀、带着枪,雄赳赳、气昂昂地冲向前线,在别人的土地上丧心病狂地杀戮。那时,他所受的高等教育会变得毫无用处——理性在他的身上不会体现出应有的力量来。一个对自身历史不作清理的民族,不可能拥有理性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意义来看,日本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是愚民的教育,是掩盖历史真相的教育,是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对立的教育。他们居然把亚洲各国正义的声音当作自己经济腾飞的“动力”,并为此而洋洋得意,真是“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他们所持的是这样的思路:你们越骂我们,我们越发展,你们奈何得了我们?
   当天,在靖国神社的周围,还有为数众多的右翼分子摆摊设点,兜售和散发宣扬侵略有理的材料。靖国神社管理机关本来设有告示牌,明文规定“未经允许禁止在神社内集会、宣传、示威和贩卖”。但是,就是在牌子下面,右翼分子们明目张胆地在集会、宣传、示威和贩卖。由此可见,这些活动显然是经过神社有关机关批准的。为数众多的右翼分子,外面穿着黑色西装,里面穿着白衫衣,也在周围目空一切地游弋着。几十辆大卡车拉着大喇叭不停地放着疯狂的口号。几个警察无精打采地站在一旁袖手旁观。
   在同一天,曾于8月初被日本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将甲级战犯灵位移出靖国神社”事件,也悄无声息地草草收场。由日本66个宗教团体组成的“日本宗教组织联盟”向日本首相递交了抗议信,最终迫使内阁官房长官野中广务不得不灰溜溜地说:“政府无权干涉宗教事务。”我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纯粹的“宗教事务”,但我至少可以设想,假如在德国纪念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们,会招致什么样的结果。绝大多数德国对战争狂人是深恶痛绝的,对自身的罪行也有深深的忏悔。德国人把一小撮狂热的光头党看作整个社会的耻辱,而在日本纪念当年的“英雄”却是全民族深入人心的“骄傲”。日本人以恶魔为骄傲,以战犯为荣耀,这种扭曲的心态,必将危机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年受害最大的中国,却对此熟视无睹。
   在8月14日和8月15日,日本现内阁有9名大臣和54名现任国会议员前来参拜靖国神社。我们有必要记住他们丑陋的名字,其中9名内阁大臣的名字是:厚生省大臣宫下创平、劳动大臣甘利明、农业大臣中川昭一、环境厅长官真锅贤二(以上是以公职身份参拜),运输大臣川崎一郎、邮政大臣野田圣子、总务厅长官太田诚一、金融厅长官柳泽伯夫(以上是以一般身份参拜),建筑大臣关谷胜嗣(以上是以个人身份参拜)。这些内阁大臣和国会议员都是日本社会的最精英人士,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状况在日本极具代表性。他们确实很珍视自己同胞的生命,半个多世纪以后,还念念不忘当年战死的同胞。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别国人民的生命也是宝贵的,被他们的“英雄”同胞屠杀的别国人民的数量又何止靖国神社中牌位的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日本人是特殊的“两脚动物”,其他民族都不是!这群流氓曝光到世界人民的面前,西装革履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的张牙舞爪和阴暗狭隘。
   在一个比靖国神社显得略微低调的地方——东京武道馆,日本政府举行了“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隆重悼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死难者”。当然,他们所悼念的死难者仅仅是自己的国民和士兵,绝不包括被他们杀害的异国的人民和士兵。日本明仁天皇、首相小渊惠三等官方人士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战殁者家属和各界代表7000多人出席了今天的追悼仪式。仪式开始以后,全体起立,高唱国歌《君之代》。这是日本人战后54年来首次在追悼仪式上高唱国歌《君之代》。这首蕴含着浓郁的军国主义情调的国歌,让好战分子们热血沸腾,回想当年的辉煌并“雄心万丈”地勾画今后的辉煌。
   日本天皇明仁在致辞中说,回顾历史,深切希望战争悲剧不再重演。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很符日本人一贯的作为——他只是说“战争悲剧”,而不说谁对谁错,仿佛悲剧是大家造成的,侵略者与被害者的界限被模糊了,而日本也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之一。我们也死了这么多人,我们有什么罪过!我们还遭受了原子弹的打击,我们难道不惨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倭寇们自古就很会玩这样的戏法;黑白颠倒、指鹿为马,鬼子们现在的魔术手段更是变本加厉。善良的人们稍不注意就被迷惑了,转而去同情他们了——有的中国作家居然写文章谴责美国投原子弹,绘声绘色地描述广岛、长崎的受害者有多悲惨。然而,如果没有那两颗原子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们,不知还要在中国制造多少滔天的罪行。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就忘却了南京大屠杀呢?对待丧心病狂的凶手,不说两颗,就是二十颗原子弹也不算多。
   天皇陛下所表示的“希望”缺乏起码的真诚,也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样,经不起任何的考验。他的父亲就是侵略战争最高统帅,应当算着“超甲级战犯”,却因为种种原因逃脱了历史的惩罚,继续当着天皇直到死去。父亲的“奇遇”,自然导致了儿子的心安理得。他可以对过去的罪恶视而不见,空中楼阁般地大谈什么“亚洲美好的未来”。他所谓的美好的“希望”,不是建立在对自我全面的、深切的反思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想方设法地掩盖和遮蔽的基础上。对历史真相、对自身罪恶的掩盖和遮蔽,已经内化为一种深层的民族心理,融合在日本人的血液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对日本采取了过分的“宽恕”政策。这种宽恕,不仅没有促使日本民族正视历史、清理历史,反而使他们有理由认为“正义”在自己一边——不然,假如我们真的有罪,对方为什么不惩罚我们呢?对方不惩罚我们,就说明他们内心有愧,就说明我们没有任何罪过!这就是典型的小人的逻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当然会是这样的结果。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史证明,中日之间关系宛如东郭先生和狼的关系。东郭先生对狼越好,狼越要加害东郭先生。在最近的报纸上,我看到了一则关于历史的报道和另一则关于现实的报道。两则报道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
   关于历史的那则报道是:侵华日军手记暴露大秘密,日本曾向我空投植物病菌。这一事实是日本法政大学第二高中教师渡边贤二从两名日本旧军人留下的手记中发现的。当年负责这一项目的原技师在其回忆录《研究所内的秘事》中记载说,该研究所从1939年开始研究以北美粮仓地带的小麦和水稻为目标的病原菌,并于1940年培育出大量的小麦条斑病菌和可使水稻在不倒的情况下枯死的“小粒核病菌”。后来,他被任命为在中国空投“小粒核病菌”的负责人,并接受了到中国进行实验的任务。1942年5月,他们将带有这种病菌的稻草人装入约20个铁罐运至上海。同年6月30日,载着原技师等人的日本97式轰炸机在轰炸长江岸边的常德、桃源后,将约20罐带病菌的稻草撒向附近的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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