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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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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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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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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上是自己的权利

   
   头顶上是自己的权利
   
   1999年8月27日《南方周末》的头版头条是“老百姓利益屡屡被侵害,熊国剑不顾安危鸣不平”,这则报道写的是一名小县城的中层干部、兼职记者为民请命的故事。
   报道主要描写了四个故事:“烤烟税”事件、拔秧事件、冰毒事件、砍树事件。在这四个事件中,熊国剑充当的都是“包青天”的角色——尽管他不具备包公的权力和威望,但是他却具有包公浩然的正气和无比的勇气。例如,在拔秧事件中,乡镇干部为了建成“中国香柚之乡”,推行稻田改种香柚,要打一场“香柚下水田的人民战争”。但是,这一措施没有得到村民们的支持,村民照样栽种水稻。在受到县里“工作力度不够”的批评后,镇领导下令强行拔掉长势喜人的秧苗。熊国剑得知这一惊人的消息后,愤然写下《秧苗何辜,遭此劫难》的文章,在1997年7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之后《湖南日报》连续4期在头版发表评论,指出个别地方政府任意侵害农民利益,是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源。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镇政府对被拔秧苗的农民作出道歉并赔偿了经济损失。然而,正因为熊国剑敢于说真话、敢于曝光阴暗面,在县城里被许多人像避瘟神一样躲开。他认为,“我违背了游戏规则”。《南方周末》的长篇报道对熊国剑的人格大加赞赏,称赞他“是一个把自己的饭碗看得不重,至少看得比老百姓的利益、比公平和正义要轻的人”。然而,记者同时也承认,“这样一个人,还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就已经是个奇迹”。

   熊国剑的故事是真实而感人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他的故事毕竟是一个“奇迹”。过度渲染“奇迹”,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要把“奇迹”普遍化,更是缘木求鱼。在我看来,比宣扬“奇迹”、树立典型更加重要的是探讨制度的建构和完善,以及对底层的老百姓进行权利意识、民主意识的启蒙工作。中国有十亿以上的农民,有四亿以上的文盲,当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总不能指望出现成千上万的熊国剑和熊国剑式的人物来为他们伸张正义吧。
   这则报道的两名执笔者都是我的好朋友。方三文是我的同班同学,而迟宇宙则是比我低一个年级的师弟。他们都跟我一样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度过了最宝贵的青春时代,并在青春时代里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和正义,坚持不懈地寻求民主和科学。毕业分配到《南方周末》以后,他们秉承着“五四”前辈的精神,在前沿阵地上冲锋陷阵,为百姓鼓与吹,为民众呐与喊,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承担着无边的压力,让身处校园的我深感敬重。但是,我对他们两人联合执笔的这则报道有着不同的看法。
   报道的第一部分是“有冤屈去找熊国剑”,开头是这样写的:1998年6月的一天,三位青年农民来到湖南省江永县交通局副局长熊国剑的家中,“扑通”一声跪在他的面前。他们是来找熊国剑反映他们抵制一次不合法选举后的遭遇的。在这则报道的中间,有熊国剑及关于他的新闻报道的大幅照片,其中有一则标题最显眼——“我下跪,只求选举合法”。显然,两位记者只是把这一场景当作凸现熊国剑本人在老百姓心目中地位的最有说服力的材料。但在我看来,它却从反面说明了农民们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薄弱,甚至熊国建本人也好不了多少。我注意到下跪的是三个“青年”农民而不是白发苍苍的老人。青年农民在人权意识和民主意识上,本该比他们的长辈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居然跟老人一模一样,一遇到冤枉事、一遇到有可能替他们伸冤的人,膝盖就发软,就情不自禁地下跪。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宣传的好事——农民从向皇帝下跪到向熊国剑下跪,难道是一种进步吗?而熊国剑在写报道时,也对农民的下跪大肆渲染。让我疑惑的是:依靠下跪得来的选举,难道可能是“合法”与“合理”的吗?对于这一情节,记者应当换一个视角。比表扬熊国剑的伸张正义更加紧迫的是,追问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下跪?
   根据我的阅读体验,我发现这则报道的基本思路还停留在人治时代。著名学者丁学良认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法统’观念是发展不完全的、单维的,它只强调道德的、心理的因素,忽视法律的、程序的要素。”由此观之,老百姓真正靠得住的是一整套法律制度和他们自身越来越健全、越来越清晰的权利意识。我们的头顶上从来就没有过青天大老爷和救世主,今天也不会有,将来更不会有。我不否认熊国剑们“星星之火”的意义,我也知道在民间有许许多多这样可敬的人在努力着。但是,我更坚信:即使“克隆”的技术盛行了,我们将熊国剑式的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献身精神的人物克隆千万个,依然不会最终解决中国的问题。依靠外在的力量,永远不可能建立起内在的自由来。我们每个人的解放,都得依赖于我们每个人内在的渴望和个体自发的努力。权利是不可能靠别人给予的,别人给予的东西就不是权利了。权利不是靠他人“伸张”来的,而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在人治时代,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人心”而不是法治。中国的政治哲学历来就宣扬“内圣外王”的理想,好的统治者号称是“以德治天下”。中国的政治文化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如何以道德来规范统治者,而极少考虑如何发展其它的方法来制约政治权力。中国的政治思维隐含着对政治权力和当政者的最高期望,相信权力不过是手中之“器”,不会改变使用它的人的品质;相信统治者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修养,能够大公无私,运用手中的权力为国为民谋福利。所以,如何让好的统治者有更多的权威、使政府更加有力和有效就成为中国政治思考关切的主要问题。这一思路依然笼罩着我的两位在北大受过最好的有关民主和自由的教育的好朋友,这无论如何都让我感到失望。以上的这则报道,折射了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假如我们大大小小的各级干部全都是具备了熊国剑式的人格和品质,那么中国的一切问题岂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还要法治干什么?还要权利干什么?这种“出发点很好”的思路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丁学良指出:“以权力的性善论为出发点的中国人数百年来专注于找到‘最好的’人君,但却极少碰上德才兼备的明主,经常碰上的倒是伪善而残酷的统治者。”
   相反,近代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思维是基于对政治权力和当政者的最低期望之上,即认为权力的本质是恶的,统治者易于滥用权力。因此,如何防止统治者运用权力作恶便成为现代西方政治思考关注的焦点。于是西方人设计出一套又一套的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它们的总和就构成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部分。正如丁学良所说:“以对权力的性恶论为出发点的现代西方人数百年来专注于防止统治者做坏事,结果他们得到的富远见、有作为的统治者显然超过中国人所得到的,而他们得到的坏统治者肯定远少于中国人得到的。否则,西方不会崛起和强盛起来。”
   权利是天赋的,权利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我们每个人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大大地发扬起来,权力才会受到有效的限定和制约。在我们的头顶上,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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