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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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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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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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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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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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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光

   
   耳光
   
   中国人有一句妇孺皆知的俗语:“树活皮,人活脸。”这里所说的“脸”,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实实在在的脸,二是指人的面子和人的尊严。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说,无论是具象意义上的“脸”还是抽象意义上的“脸”,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无比重要的。
   1999年6月11日的《蜀报》报道了一则看起来似乎不足挂齿的消息:4月8日,新疆尉犁县塔里木乡直属小学进行例行卫生检查,四年级(2)班的卫生区内有一根扫帚苗没有清扫干净,被学校扣掉一分。该班的班主任张天玲非常生气,把负责该卫生区的8名同学叫到一起质问,当他听说是其中的一名叫张永海的学生“不好好打扫卫生”时,大发雷霆。张天玲越想越气愤,立刻下令其余的7名同学每人打张永海3个耳光。7个孩子迫于老师的淫威,不得不挥手打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的耳光。当第三个同学开始打时,张永海已经失声痛哭,但是张天玲依然坚持让其余的同学把耳光打完。

   这一轮耳光打完后,张天玲还觉得不解气,把“肇事者”带进教室,下令全班同学每人打张永海3个耳光,这样才能消除张永海对班级体的“荣誉”造成的损失。在维护“集体荣誉”这一冠冕堂皇的旗帜下,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了。于是,张永海被迫流着眼泪走到每一名同学的面前,让同学们每人打自己三个耳光。前前后后加起来,张永海一共被打了90多个耳光,中午他没有回家。当晚上回家时,家长发现孩子的左脸肿得老高,马上把孩子送进了医院。5月12日,这名在心灵和肉体上都遭受到严重摧残的孩子才得以出院,他透露说:“从二年级起我们就开始挨耳光。有的时候是老师亲自打,有的时候是老师让同学之间互相打。这种事情真害怕,忘不了。”6月7日,当记者打通该校校长的电话时,校长表示,曾经被“停职反省”的张天玲已经于5月24日上班,而受害学生张永海还在家中修养。此事如何善后,依然还在协商之中。
   老师打学生或者老师让学生之间相互惩罚,许多人看来,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体罚的传统。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就曾谈到私塾的老先生对学生的体罚。老夫子的戒尺让孩子们心惊胆战,连到百草园里去玩玩也是心有余悸的。但是,尽管我早就知道在中国师长们对孩子的打骂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情况,我依然被这则报道震惊了。它让我在两个层面上引起了深思。
   第一个层面是:教师的这种举动,凸现了当代中国怎样的社会现实?
   一个社会的道德、法律和知识素质,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类人的身上:执法人员、医务人员和教育工作者。这三类人素质的高低,直接展示着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如果连这三种职业的人都缺乏基本的做人准则、职业道德、法律意识和知识素质,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已经处在“无法无天”的危险的边缘。然而,可悲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最没有口碑的恰恰是以上三类人。执法人员有法不依,知法犯法,贪污腐败,草菅人命;医生狮子大张口,吃回扣,收红包,对病人的苦痛漠不关心;教师对待学生如同狼入羊群,如同君王临朝,自以为拥有绝对权威而为所欲为。可以说,这三种职业者的职业道德,是整个社会最后的道德防线。如果连这三类职业者都丧失了最起码的职业道德,那么其余行业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具备他们各自的职业道德。
   张天玲的行径,让我想起《水浒传》里盛气凌人的狱卒,他们打囚犯的耳光如同家常便饭,不打人反而显得不正常;让我想起纳粹法西斯的集中营,集中营里的盖世太保比赛谁对待囚犯更加残酷无情,并以此获得升迁的机会;让我想起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写到的克格勃们,他们不仅剥夺犯人的生命还剥夺犯人的尊严;让我想起日本侵略者侵华期间的暴行,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多次写到善良温顺的北京人被日军打耳光的情节;也让我想起刚刚过去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令人发指的一幕幕惨剧,不过那个时候大多是学生打老师,现在却是老师打学生。张天玲的行径,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个案,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深刻的象征性。它就像是街道上的红灯,红灯一亮表明交通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它又像地震前夕的鸡飞狗跳,预兆着一场灾难的降临。
   中国的许多问题并不是单纯由制度所引起的,而是根植于中国人低下的道德和知识素质。正象著名的社会学家丁学良所说的那样,“在今日中国,问题的症结并不纯然是‘上面’(当政者)折磨‘下面’(老百姓),而是人人折磨人人。普通的平民百姓从其他同样普通的平民百姓那里受到的虐待,决不少于他们从当政者那里受到的虐待。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每一个人又都是害人者。当他(或她)是别人的服务对象的时候,他是受害者;而当他为别人服务的时候,立刻就变成了害人者。”再回过头去看张天玲老师,他在向学生施暴的同时,未尝不是受害者之一。也许他的工资被拖欠了很久,家里的经济状况一团糟;也许他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被他的另一名同行虐待,他满腔的仇恨无处发泄;也许他到政府机关去办事时,人们把他这个微不足道的“臭老九”当作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也许当年的邻居小混混、今天的黑社会老大,开着奔驰车超过他骑的破自行车,留给他一身的泥水……太多的“也许”,早就令这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心里窝了一肚子的火,这火能够向谁发呢?向妻子,当然不敢;向领导,更加不敢。于是,只好向学生发了。哪管学生还是十岁的小小年纪,还是“祖国的花朵”。
   张天玲扭曲的心态,不仅是某些教师所特有的,在中国各个阶层、各个社群当中,都极其广泛地存在着。作为老师,今天他们只能打打学生的耳光;作为服务员,今天他们只能发发顾客的脾气,作为政府公务员,今天他们只能刁难刁难前来办事的百姓……但是,这种破坏性极强的“痞子气”,一旦时机成熟,将对社会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我十分同意丁学良对未来中国的预感,那将是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也将是一个恶势力愈加横行的社会。“任何对中国人做坏事的能量和创造力的低估,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
   我思考的第二个层面是:在天天被打耳光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会是身心健康的一代人吗?中国的未来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中国将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最糟糕的生活不是贫困的生活,而是没有尊严的生活。穷并不可怕,作为一个穷人,如果还保存着对生活的渴望、对美的渴望,那么他还具有与命运抗争的能量。余华在《活着》中写福贵一家,在贫困潦倒之中,依然十分爱干净,福贵进城去看女儿,特地把鞋子上的泥土擦干净。这个细节让我深受感动。我因此相信福贵绝对不会变成一个恶人。因为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并知道别人也有尊严。尊严是一种源于内心的感觉,是一种人生而有之的本能。但是,在后天的生活中,它有可能被淡化、被取消、被剥夺。
   一个天天被老师或者家长打耳光的孩子,必然一天天地丧失掉他的尊严,同时也丧失掉对他人最基本的尊重。我认为,受害者也不仅仅是张永海一个孩子,而是每一个被迫参与这一事件的孩子。被打耳光的孩子丧失了尊严感,而被迫打别人耳光的孩子同样也丧失了尊严感——他们一旦被赋予了打别人耳光的权力,便会对这种权力产生病态的迷恋。这时,再想向他们收回这一权力却已经不可能了。这就像是人接受毒品的过程一样。而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一个自身没有尊严感并且不尊重他人的孩子,一旦拥有权力和金钱,对社会的破坏力将是惊人的;即使他无法拥有权力和金钱,他也会用非常手段去攫取。他们在屈辱中长大,冷漠取代了关爱,仇恨战胜了善良,疯狂压倒了理性,他们将以加倍的屈辱来回报整个社会曾经给予过他们的屈辱。一切关于真、善、美的说教,都在一记又一记的耳光中烟消云散;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沟通和交流,都在一记又一记的耳光中荡然无存。若干年以后,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打起别人的耳光来,一点都不比他们的老师逊色,而只会“青出于蓝胜于蓝”。许多人对文革中的暴行感到不可理解,在我看来,如果从这个角度进入,文革的暴行简直就是一种必然。许多人认为文革早已远去,而我读到这则报道时,顿时感到文革“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对中国的未来并不抱乐观的态度,这是我根据我自己对中国目前教育状况的深入观察而作出的有理有据的判断。而有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仅仅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堆数据和如雨后春笋般林立的高楼大厦,就得出“二十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结论来,这是一个颇为美丽的、升上高空中的氢气球。想想我们的孩子接受的是怎样的教育吧——与“耳光事件”类似的报道,在当下的媒体上简直就是汗牛充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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