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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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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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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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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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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与哈佛


   北大与哈佛
    1998年6月2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向北大图书馆赠书的仪式上,致词说:“参议员阿卡卡说一些人把北大看作中国的哈佛,而我想说,所有没有去过哈佛的美国人可能正在想哈佛是美国的北大。”这种说法,让骄傲的北大人腾云驾雾一般,继而以热烈的掌声回报总统。
    然而,北大真能够与哈佛相提并论吗?北大与哈佛之间有多大的可比性?北大与哈佛有哪些差距?这些问题,是许多只会鼓掌的北大人不会思考的。

    对整个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来说,北大无法与哈佛相比。除了五四时代北大的学生运动切实推动的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外,在其他的时段里,北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在大多数时候,北大充当的是在野的角色。而哈佛则是真正的“在朝”。
   哈佛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她建立于1636年。350年以来,美国有6位总统、32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美国500家大财团中三分之二的决策经理们从这里走出。仅仅阅读一下哈佛的校友名单,人们除了能够感受到350年的历史潮流是如何激荡人心,还能感受到哈佛影响校外世界的力度、实际分量和范围。美国的教育界、学术界、政府部门、法律界、医学界、企业界和文学界都感受到哈佛对他们具有莫大的魅力。说美国被控制在哈佛人的手里,是毫不过分的。而北大则从来就没有掌握过中国。北大是中国的游离体。
   多年以来,哈佛形形成了一种学术标准,对真理的认真探索以及道德水准的提高至今仍然是这一标准的核心,也是其他学校一直努力仿效的。这些比较深刻的特性也许可以追溯到创办这所学校的清教徒身上。而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则是一批老练的官员,一批缺乏理想的、热衷于权力的官员。创办京师大学堂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而缺乏纯粹的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态度。
    哈佛的另一个影响则没有这样一目了然。这就是哈佛的社会势力,它由现实和想象中的各种派系、关系网和社会名流之间的联系组成。在里根政府中任国防部长的哈佛校友温伯格就曾愉快地承认自己对哈佛毕业生有一种亲切感。他还补充说,他努力不让自己盲目地偏袒这些人,但上过哈佛“肯定不会对他们有碍”。
    哈佛的学位依然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声望,上过几年哈佛可以使人具备各种有价值的资格,结识许多有用的人。这一点每每会使其他名牌大学——这些学校很可能提供与哈佛一样优良甚至更好的教育——徒叹奈何。
    温伯格曾经在哈佛呆了7年,先上哈佛学院,然后上法学院。他热爱这所学校,热爱老师的严格治学的态度和敢于怀疑的精神。他回忆说:“他们简直就是在教你如何思考。”他在哈佛上学时成了读书迷,现在依然常常想起托马斯•沃尔夫在《时间与河流》一书中所描写的那位醉心于书籍的浪漫主义者在怀德纳图书馆的书架之间走来走去,想看完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的情形。
    温伯格还记得,当年他听到有人说“波士顿茶叶事件”不过是当地商人雇佣的一群暴徒的所作所为时,觉得很惊诧。他说:“我进哈佛时基本上是个坚定的保守派。”他在政府中的表现依然如此。
    哈佛不仅对战争与和平,而且对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都有巨大的影响。例如,对罗斯福新政时的经济政策就有很大的影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回忆说:“凯恩斯革命并不是直接发生在华盛顿。它是通过哈佛传到华盛顿的,华盛顿最早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来自哈佛。”
    历史学家唐纳德•弗莱明写到:“在哈佛的黄金时代,哈佛大学许多人文学者的基本文化政治思想都是怀旧的。”哈佛的学生在学生时代对政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很少直接参与跟政府对抗的政治活动,在一点与美国西部的加州柏克利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北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一旦他们进入社会,他们很快就占据了要害部门,从而得心应手地实施自己的鸿图,成功地对政府进行改造。
    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著名的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说过:“一所学校就像一个变长了的人影。”哈佛本身的经历则把这句格言的含意延伸了。它表明,哈佛的神秘力量来自于建校350年以来校友们的卓越成就,哈佛现在虽然有几家对手和它争夺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学这一殊荣,但它颁发的学位仍然具有某种至高无上的声望。对哈佛的校友来说,服务于政府部门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他们同华盛顿外交政策的制定工作有密切的、牢固的联系,对教育也有惊人的影响力。
    相对与哈佛的保守而言,北大则显示出激进的一面。北大似乎不善于韬光养晦,少年意气暴露无遗。北大人在大学期间就直率地表现出自己对政治强烈的不满或者对政治强烈的兴趣,从而使政府对它充满了戒心。哈佛人在大学里接受严格的、正规的政治、法律的训练,逐步具备了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的方法和策略,为今后的政治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北大人则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急于对国家产生影响,结果反而弄巧成拙。许多北大人在没有经受过起码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训练的前提下,匆匆地介入现实政治运作中,能够有怎样的结果呢?
   哈佛学生在毕业后进入社会的要害部门,并且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群体,发挥着这个群体的巨大力量。而北大人进入中国社会之后,如同一粒粒的水融进沙漠里,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没有形成一股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合力,他们在泥泞一样的社会里各自为战,最后往往被社会所同化、所改造、所吞噬。他们的命运往往是悲剧性的。他们永远是社会的批评者,而无法在建设上做文章。他们被批评为“只说不会做”,这个弱点是致命的。
   哈佛人之间有强烈的亲和感,而北大人只是一个一个的“精英”,每个“精英”都不认同另一个“精英”。校友之间形不成真正的关系网络。北大人进入社会后,校友的观念十分淡漠,即使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他们也很少互相帮助。北大的校友会比较松散,一如北大本身。在海外的校友会,要召开一次会议都很不容易。北大人很少考虑群体的利益,永远把自己放在最中心的位置。而在现代社会,即使是一个天才,力量也是很有限的。北大人最缺乏的还是“合作”的意识。
    哈佛学生的策略是:在校时吸取知识、抓紧时间进行能力的训练,而毕业后则迅速进入重要部门,运用已有的知识和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北大学生则过早地耗尽了自己天赋的才华,在学校时锋芒毕露,进入社会后逐步平庸化。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是:要么全面拥抱社会,随波逐流;要么与社会激烈对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这两种方式都很难真正对社会作出正面的影响。他们缺乏在批判与认同的张力中生存并创造的能力。许多才华卓绝的北大人,后来都避免不了“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命运。
    哈佛改变了美国,而不是美国改变了哈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大没有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了北大。这正是北大与哈佛相比难以企及的地方,这也是一个让人痛心的悲剧。
    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亨利•罗索夫斯基谈到哈佛产生的复杂的影响时说:“一部分是神话,一部分是习惯心态,一部分是实际情况。”实际影响很明显,就是学术和科学领域的实际成就。罗索夫斯基认为,关于哈佛的神话被人们夸大了,但是确实有一种哈佛习惯心态,影响着哈佛的教师和学生,令他们恪守传统,认真学习和工作,因为这是对他们的希望。
    罗氏认为,哈佛大学至今仍然是最雄心勃勃的,从图书馆到物理学到医学,样样都想办得出类拔萃。而其他名牌大学大多倾向于专业化,有些则根本不屑于在某些领域竞争。他说:“哈佛和伯克利是美国大学中仅有的两所立志要把各门学科都办好的大学。”哈佛大学在经济学、法学、古典文学、拉丁语系各语种、化学、生物物理学、数学等学科实力雄厚,具有世界影响力;历史、物理和哲学系,虽说名声极大,但需要补充新鲜血液;而天文学、地质学、英语、社会学和艺术系的实力则比较弱。
    对于哈佛的宗旨,哈佛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认为,哈佛的创始人是希望建立一所与宗教上堕落的欧洲旧式学校截然不同的清教大学。当时,推动他们的还有一种所谓的“恐惧”心理,即恐惧这片新的殖民地会倒退,牧师们会变得愚昧无知。“追求真理”已成为哈佛的格言,这个真理指的是上帝的旨意。贝林写道:“正是一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的苦行僧式的清教文化产生了这所学校,使之度过了不稳定的岁月,进入稳定的18世纪。”
    哈佛的创始人强调勤奋、律己、守分,这一点至今不变。它令哈佛人一丝不苟地进行学术研究,努力工作。曾经在哈佛学院和哈佛商学院两次获得学位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查理德•达尔曼说过,哈佛灌输的是“人人必须有所贡献”的观念。
    与哈佛大学的学科广谱性相比,北大不能算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而整个中国的高等学校,也没有一所能够算是“综合大学”。这是50年代院系调整的恶果。目前,北大的学科体系有很大的残缺性,它没有医学院、工学院、农学院等重要的学科,而艺术、宗教等学科刚刚建立,教学和研究力量都非常薄弱。1952年以前,老北大的学科体系相对来说还比较齐全,但在50年代被阉割以后,它的元气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
    哈佛人标举“追求真理”的旗帜,而北大人至今还弄不清什么是自己的传统——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为学术而学术?为政治而政治?民间有一套阐释传统的方式,而官方更是运用所掌握的宣传力量,将北大传统按照自己所希望的路数来书写。
    新一代的北大人如同进入了迷魂阵里:我们来到这所学校,是为了追求什么?连教授们都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看到的是传统的光环,却看不到传统光环后面的实质。他们的自信心无限地膨胀,失去了基本的“律己”的品格。在北大一百年的短暂的历史中,它所走过的道路极其坎坷,屡次经历致命的创伤。而哈佛在350年历史里,却平静得多,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致命的动荡。当然,这与现代中国的外部环境有关,不能完全怪北大自己。但北大自己对此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职责。
   在哈佛内部,学术氛围比政治氛围浓厚得多;在北大内部,政治氛围比学术氛围浓厚得多。哈佛能够对美国的政治发挥真正的影响,而北大则基本上是被政权排斥在外的。这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对照。
   哈佛位于坎布里奇市。这里是一个大学王国,市里的商店、餐馆、书店等,几乎都是为大学而办的。美国的大学,自己一般不办服务,而让社会为它服务,是“社会办大学”。北大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这一空间日益拥挤。北大拥有庞大的后勤机构,后勤机构消耗了大学教育经费的大部分。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落后的“大学办社会”的方式。哈佛大学的校园是真正自由的、开放的,而北京大学的校园则像一个保密机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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