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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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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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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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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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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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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与哈佛


   北大与哈佛
    1998年6月2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向北大图书馆赠书的仪式上,致词说:“参议员阿卡卡说一些人把北大看作中国的哈佛,而我想说,所有没有去过哈佛的美国人可能正在想哈佛是美国的北大。”这种说法,让骄傲的北大人腾云驾雾一般,继而以热烈的掌声回报总统。
    然而,北大真能够与哈佛相提并论吗?北大与哈佛之间有多大的可比性?北大与哈佛有哪些差距?这些问题,是许多只会鼓掌的北大人不会思考的。

    对整个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来说,北大无法与哈佛相比。除了五四时代北大的学生运动切实推动的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外,在其他的时段里,北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在大多数时候,北大充当的是在野的角色。而哈佛则是真正的“在朝”。
   哈佛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她建立于1636年。350年以来,美国有6位总统、32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美国500家大财团中三分之二的决策经理们从这里走出。仅仅阅读一下哈佛的校友名单,人们除了能够感受到350年的历史潮流是如何激荡人心,还能感受到哈佛影响校外世界的力度、实际分量和范围。美国的教育界、学术界、政府部门、法律界、医学界、企业界和文学界都感受到哈佛对他们具有莫大的魅力。说美国被控制在哈佛人的手里,是毫不过分的。而北大则从来就没有掌握过中国。北大是中国的游离体。
   多年以来,哈佛形形成了一种学术标准,对真理的认真探索以及道德水准的提高至今仍然是这一标准的核心,也是其他学校一直努力仿效的。这些比较深刻的特性也许可以追溯到创办这所学校的清教徒身上。而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则是一批老练的官员,一批缺乏理想的、热衷于权力的官员。创办京师大学堂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而缺乏纯粹的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态度。
    哈佛的另一个影响则没有这样一目了然。这就是哈佛的社会势力,它由现实和想象中的各种派系、关系网和社会名流之间的联系组成。在里根政府中任国防部长的哈佛校友温伯格就曾愉快地承认自己对哈佛毕业生有一种亲切感。他还补充说,他努力不让自己盲目地偏袒这些人,但上过哈佛“肯定不会对他们有碍”。
    哈佛的学位依然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声望,上过几年哈佛可以使人具备各种有价值的资格,结识许多有用的人。这一点每每会使其他名牌大学——这些学校很可能提供与哈佛一样优良甚至更好的教育——徒叹奈何。
    温伯格曾经在哈佛呆了7年,先上哈佛学院,然后上法学院。他热爱这所学校,热爱老师的严格治学的态度和敢于怀疑的精神。他回忆说:“他们简直就是在教你如何思考。”他在哈佛上学时成了读书迷,现在依然常常想起托马斯•沃尔夫在《时间与河流》一书中所描写的那位醉心于书籍的浪漫主义者在怀德纳图书馆的书架之间走来走去,想看完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的情形。
    温伯格还记得,当年他听到有人说“波士顿茶叶事件”不过是当地商人雇佣的一群暴徒的所作所为时,觉得很惊诧。他说:“我进哈佛时基本上是个坚定的保守派。”他在政府中的表现依然如此。
    哈佛不仅对战争与和平,而且对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都有巨大的影响。例如,对罗斯福新政时的经济政策就有很大的影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回忆说:“凯恩斯革命并不是直接发生在华盛顿。它是通过哈佛传到华盛顿的,华盛顿最早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来自哈佛。”
    历史学家唐纳德•弗莱明写到:“在哈佛的黄金时代,哈佛大学许多人文学者的基本文化政治思想都是怀旧的。”哈佛的学生在学生时代对政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很少直接参与跟政府对抗的政治活动,在一点与美国西部的加州柏克利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北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一旦他们进入社会,他们很快就占据了要害部门,从而得心应手地实施自己的鸿图,成功地对政府进行改造。
    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著名的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说过:“一所学校就像一个变长了的人影。”哈佛本身的经历则把这句格言的含意延伸了。它表明,哈佛的神秘力量来自于建校350年以来校友们的卓越成就,哈佛现在虽然有几家对手和它争夺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学这一殊荣,但它颁发的学位仍然具有某种至高无上的声望。对哈佛的校友来说,服务于政府部门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他们同华盛顿外交政策的制定工作有密切的、牢固的联系,对教育也有惊人的影响力。
    相对与哈佛的保守而言,北大则显示出激进的一面。北大似乎不善于韬光养晦,少年意气暴露无遗。北大人在大学期间就直率地表现出自己对政治强烈的不满或者对政治强烈的兴趣,从而使政府对它充满了戒心。哈佛人在大学里接受严格的、正规的政治、法律的训练,逐步具备了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的方法和策略,为今后的政治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北大人则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急于对国家产生影响,结果反而弄巧成拙。许多北大人在没有经受过起码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训练的前提下,匆匆地介入现实政治运作中,能够有怎样的结果呢?
   哈佛学生在毕业后进入社会的要害部门,并且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群体,发挥着这个群体的巨大力量。而北大人进入中国社会之后,如同一粒粒的水融进沙漠里,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没有形成一股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合力,他们在泥泞一样的社会里各自为战,最后往往被社会所同化、所改造、所吞噬。他们的命运往往是悲剧性的。他们永远是社会的批评者,而无法在建设上做文章。他们被批评为“只说不会做”,这个弱点是致命的。
   哈佛人之间有强烈的亲和感,而北大人只是一个一个的“精英”,每个“精英”都不认同另一个“精英”。校友之间形不成真正的关系网络。北大人进入社会后,校友的观念十分淡漠,即使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他们也很少互相帮助。北大的校友会比较松散,一如北大本身。在海外的校友会,要召开一次会议都很不容易。北大人很少考虑群体的利益,永远把自己放在最中心的位置。而在现代社会,即使是一个天才,力量也是很有限的。北大人最缺乏的还是“合作”的意识。
    哈佛学生的策略是:在校时吸取知识、抓紧时间进行能力的训练,而毕业后则迅速进入重要部门,运用已有的知识和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北大学生则过早地耗尽了自己天赋的才华,在学校时锋芒毕露,进入社会后逐步平庸化。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是:要么全面拥抱社会,随波逐流;要么与社会激烈对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这两种方式都很难真正对社会作出正面的影响。他们缺乏在批判与认同的张力中生存并创造的能力。许多才华卓绝的北大人,后来都避免不了“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命运。
    哈佛改变了美国,而不是美国改变了哈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大没有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了北大。这正是北大与哈佛相比难以企及的地方,这也是一个让人痛心的悲剧。
    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亨利•罗索夫斯基谈到哈佛产生的复杂的影响时说:“一部分是神话,一部分是习惯心态,一部分是实际情况。”实际影响很明显,就是学术和科学领域的实际成就。罗索夫斯基认为,关于哈佛的神话被人们夸大了,但是确实有一种哈佛习惯心态,影响着哈佛的教师和学生,令他们恪守传统,认真学习和工作,因为这是对他们的希望。
    罗氏认为,哈佛大学至今仍然是最雄心勃勃的,从图书馆到物理学到医学,样样都想办得出类拔萃。而其他名牌大学大多倾向于专业化,有些则根本不屑于在某些领域竞争。他说:“哈佛和伯克利是美国大学中仅有的两所立志要把各门学科都办好的大学。”哈佛大学在经济学、法学、古典文学、拉丁语系各语种、化学、生物物理学、数学等学科实力雄厚,具有世界影响力;历史、物理和哲学系,虽说名声极大,但需要补充新鲜血液;而天文学、地质学、英语、社会学和艺术系的实力则比较弱。
    对于哈佛的宗旨,哈佛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认为,哈佛的创始人是希望建立一所与宗教上堕落的欧洲旧式学校截然不同的清教大学。当时,推动他们的还有一种所谓的“恐惧”心理,即恐惧这片新的殖民地会倒退,牧师们会变得愚昧无知。“追求真理”已成为哈佛的格言,这个真理指的是上帝的旨意。贝林写道:“正是一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的苦行僧式的清教文化产生了这所学校,使之度过了不稳定的岁月,进入稳定的18世纪。”
    哈佛的创始人强调勤奋、律己、守分,这一点至今不变。它令哈佛人一丝不苟地进行学术研究,努力工作。曾经在哈佛学院和哈佛商学院两次获得学位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查理德•达尔曼说过,哈佛灌输的是“人人必须有所贡献”的观念。
    与哈佛大学的学科广谱性相比,北大不能算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而整个中国的高等学校,也没有一所能够算是“综合大学”。这是50年代院系调整的恶果。目前,北大的学科体系有很大的残缺性,它没有医学院、工学院、农学院等重要的学科,而艺术、宗教等学科刚刚建立,教学和研究力量都非常薄弱。1952年以前,老北大的学科体系相对来说还比较齐全,但在50年代被阉割以后,它的元气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
    哈佛人标举“追求真理”的旗帜,而北大人至今还弄不清什么是自己的传统——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为学术而学术?为政治而政治?民间有一套阐释传统的方式,而官方更是运用所掌握的宣传力量,将北大传统按照自己所希望的路数来书写。
    新一代的北大人如同进入了迷魂阵里:我们来到这所学校,是为了追求什么?连教授们都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看到的是传统的光环,却看不到传统光环后面的实质。他们的自信心无限地膨胀,失去了基本的“律己”的品格。在北大一百年的短暂的历史中,它所走过的道路极其坎坷,屡次经历致命的创伤。而哈佛在350年历史里,却平静得多,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致命的动荡。当然,这与现代中国的外部环境有关,不能完全怪北大自己。但北大自己对此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职责。
   在哈佛内部,学术氛围比政治氛围浓厚得多;在北大内部,政治氛围比学术氛围浓厚得多。哈佛能够对美国的政治发挥真正的影响,而北大则基本上是被政权排斥在外的。这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对照。
   哈佛位于坎布里奇市。这里是一个大学王国,市里的商店、餐馆、书店等,几乎都是为大学而办的。美国的大学,自己一般不办服务,而让社会为它服务,是“社会办大学”。北大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这一空间日益拥挤。北大拥有庞大的后勤机构,后勤机构消耗了大学教育经费的大部分。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落后的“大学办社会”的方式。哈佛大学的校园是真正自由的、开放的,而北京大学的校园则像一个保密机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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