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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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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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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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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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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与评论)朱健国:余杰新评余秋雨与魏明伦


   余杰新评余秋雨与魏明伦
   朱健国
   拙文《魏明伦谈“二余”风波》在《山西文学》(二零零三年第十月期)发表后,反响强烈,注家蜂起,有的当事人甚至对我施加高压。为了进一步说清事件真相,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四日十五时至十八时,我在北京花家地余杰新居与余杰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访谈。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我再次到北京,余杰约我在北京花家地湘苑酒家见面,关于余秋雨与魏明伦的评价,他又补充了一个多小时。余杰的新观点是:余秋雨现在的言行,证明了他三年前对余秋雨的批评没有错,余秋雨只是一个有文革历史污点的帮闲文人;余秋雨太颠倒黑白了,他从未向余秋雨道歉;魏明伦“过多参加会议和媒体活动,浪费了太多时间和才华”。
   为了让更多人全面研究这一“伪现代化”个案,现将主要内容奉献于读者。
   起因是这样的
     朱:你刚才说,你在南京大学讲演时,有人提关于我在《山西文学》上的文章《魏明伦谈“二余”风波》,是关于这篇文章的提问吗?
     余:对。
     朱:你在南京看到了《山西文学》?
     余:没有。
   朱:现在我给你一本。《魏明伦谈“二余”风波》这篇文章,起因是这样的,这几年魏明伦到深圳去了几次,他几次约我见面,一再说他现在有个苦恼,余秋雨和批评余秋雨的人两方面不太理解他:一方面是余秋雨觉得他坏了他的事,对他的感情比原来“淡了”;另一面,批评余秋雨的文化人这又说他太帮助余秋雨了。魏明伦说他夹在中间,两面不理解。我说那行,你就把你的苦衷讲一讲,我一定真实地记录你这种心态,争取让两面都能理解你。
   结果他就和我在深圳湾大酒店谈了几个钟头,其时一旁还有几个文化朋友。魏明伦的访谈说了两层意思:一,余秋雨在八十年代对他有恩,现在余秋雨有困难,他作为朋友理当站出来帮助。(为朋友讲义气,这是中国传统美德,我觉得可以让人理解;但是,如果余秋雨越过了文化人良知的底线,那么这时候作为朋友,应该是帮着他觉醒,而不是替他掩护。)二,在说了对于余秋雨的大部分肯定的话后,他也说了余秋雨一点不是:说余秋雨的文革历史是有问题。第三就是谈了对你余杰的一些温和意见。
   这篇访谈文章我先是上网贴在《世纪沙龙》论坛,然后又寄给魏明伦看,他看后电话对我说,也没什么问题,但最好不要给纸媒发。后来北京的萧夏林在网上看后,转给《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我想既然已在网上发了,萧夏林又是我原来在《中华读书报》的老同事,魏明伦又有“也没什么了不得的问题”的说法,没有说稿子有失实之处,那就同意《山西文学》去发。
   余:你寄给他看过?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朱:我原来标题写得比较中性一点,是叫《魏明伦谈“二余风波”》,但是韩石山编发的时候,为了突出新闻性,就直接挑出魏明伦一句话“余秋雨肯定是有问题的”做标题。这样就加大了文章对余秋雨批评的力度,魏明伦因此很恼火,开始怪罪我不听他的“最好不要给纸媒发”的意见,更对我后来改变承诺有意见。
   但他不知,我只所以要改变承诺,是因为形势变化了——
     这篇访谈文章,本来是二零零二年五月写的,一年多我一直压着没发。但是今年余秋雨将对他进行学术批评的肖夏林告上法庭,我非常反感。原来文革是用政治上纲来整人,现在有些人却权假借法律之名压制文化批评,打着法制的旗号去整思想者和批评者,太霸道了!这是新形势下的新专制!所以我决定抛出这篇文章来,教训教训余秋雨,让他看一看,即使是全心全意帮你的朋友魏明伦,也不得不说你“余秋雨肯定是有问题的”,让余秋雨知道,文化界对他的病态已是“人神共愤”了。
   《魏明伦谈“二余风波”》发了之后,果然反响强烈。对余秋雨震动很大,由此也带动魏明伦对我很有想法。本来,我对魏明伦的大节是很认同的,但对他不能“大义灭亲”地批评余秋雨,我不敢苟同。“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对得起多数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只能将魏明伦“得罪”一次——其实我是帮助他。萧夏林的弱势地位与魏明伦、余秋雨的明星强势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一向宁愿站在弱者一边。这只能请魏明伦原谅——今天不原谅,我有信心等待明天。
   我今天找你,因为这个新闻事件涉及到你了,对当时“二余”调解的内幕,我想你可能还有你的说法。现在我就想听听你的想法。
   余:我们有两三年没见面了?我也正想和你说一些感受。
   余秋雨他主动向魏明伦提出,想约我见面
   余:当时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那时应该时二零零零年春节前夕,我回成都举办婚礼,正好余秋雨那个“千禧之旅”也到成都,是他主动向魏明伦提出,想约我见面。
    朱:他可能从魏明伦那里知道你回成都了?真是余秋雨提出来的?
     余:对,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朱:你有什么确证呢?
     余:魏明伦告诉我的。
     朱:魏明伦跟你直说的?
     余:对。本来他(余秋雨)说在外面找一个地方,但是又怕引起一些媒体的注意,所以魏明伦就说在他家里最好。本来一开始跟我说是没有任何媒体在场,后来我去魏明伦家里发现杨瑞春(当时是中新社一杂志记者)也在,这一点跟事先说的不符合,但我也不便当场表示反对。我在家乡办了个小小的婚礼,请魏明伦和流沙河两位前辈作证婚人。作为同乡文坛前辈,魏明伦一直很爱护我,他专程来到我家乡,出席婚礼并讲话。讲话中还特意说了一句“愿天下文化人都成朋友”,暗指我不要再批余秋雨。
     朱:你事先不知道有一女记者杨瑞春到场?
     余:对,一开始说的是没有任何的媒体在场。
   朱:这就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你进行了欺骗?
     余:去了之后,我才发现杨瑞春,那个场面让我不太好当面说让她回避。那次我同意与余秋雨见面,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在中国文化批评界,知识分子、文人圈子里面,缺乏一种对事不对人的批评传统——比如说我跟余秋雨之间,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价值取向可以是迥然对立的,我可以写文章批评他,他也可以写文章批评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连面都不能见。观点和感情不一定要对立,我觉得可以分割开来。
     朱:“君子和而不同”,当面交流不同的意见,这本是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余:但见了面,并不意味着就像杨瑞春文章中所写的是“化干戈为玉帛”,我与余秋雨见面,只是想近距离向余秋雨传达我的思想和我对他的批评。
   朱:杨瑞春的文章为什么要写成“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他们早就设计好的,还是后来的即兴之作?
   见面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余秋雨在谈
     余:串通好倒不好说。她那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发了头版,发了半个版,题目就叫《二余成都见面,化干戈为玉帛》。
     朱:这等于有意歪曲你的意图,把性质搞变了?
     余:我是不同意杨瑞春的观点的,因为整个见面的过程就大概有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其中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是余秋雨谈。
     朱:大部分时间是余秋雨他一人在谈?
   余:余秋雨谈他在文革中的种种事件——他用一种很聪明的办法,尽量地要做到滴水不漏。他谈自己在文革中也是受害者,他的家庭也受迫害,说了很多很多细节……这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我差不多就是一直在倾听。他谈完以后,我就说自己的看法。我简单地陈述了这么几点:第一点,我觉得,你愿意这样见面来谈一谈,比不见面不谈要好;但我对你说的这些有关文革的事件,不能够完全相信。不可能你怎么说,我就认为全是真的。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我不能听片面之词。如果我要确信你谈的这些是事实,还要去找很多旁证。比如,你说你本人没有参加“石一歌”等等,我马上做出最后的判断。对于你在文革重有没有污点的调查研究,我下一步还会做。
   朱:你们那次见面后到现在又有三年了,你好像仍然坚持余秋雨有文革污点、应该忏悔?
   余:对。第二点,我说对于我的第一篇文章中的某些措词可能有过头的地方,有偏激的地方,如用“文革余孽”这个说法,我愿意收回“文革余孽”这一词句,并愿意致歉。
   朱:你是对个别措辞进行调整,并非推翻自己的主要观点?
     余:是的。我说的第三点就是,迄今为止,在人文价值观上,我仍然跟你尖锐对立。因为最后我们在谈到忏悔这个问题的时候,余秋雨仍然坚持忏悔是西方基督教的一种传统,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所遵循的一种道德原则,这不适合中国的环境,不能够引进中国来。我就说,在这个大的观念上,我跟你是完全对立的。我坚持认为,忏悔虽然是从基督教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它是一种有益的、普世的道德理念,不仅对西方人适用,也完全可以融合到当代中国的文化中来。忏悔不仅应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知识阶层拥有的一种品德,就是普通的中国人也应该慢慢地拥有它。这可能比较难,但我们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做这种努力,从我们每个人开始做起。这一点在杨瑞春的文章中也提到了。杨也描述说,忏悔能否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道德精神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余杰和余秋雨是尖锐对立的。大致就是这样,我最后就花了一二十分钟时间谈了我自己简单的这么几点想法,前面都是在听他谈。
     朱:你大部分时间是在听余秋雨谈?主要是想听余秋雨到底如何表白?
     余:对,对。他就是谈当年很琐细的那些事情。
     朱:他想避重就轻?
     余:对。
     朱:并没有诚意真正讲清他的历史真相?
     余:对。
     朱:实际上余秋雨并没有接受你和文化界对他的一些很中肯的批评。
   余:对,他就不承认自己是“石一歌”,在这些史实上,他首先是诡辩,然后把他在文革中的一些所作所为跟“写作组”撇开。
   杨瑞春的报道比较偏向余秋雨
     朱:你觉得杨瑞春的文章对你们相见,做了哪些不合事实的报道呢?
   余:用“化干戈为玉帛”这种题目,我觉得就首先把主题就给扭曲了。而且她这个思路是一种很传统的思路,好像两个人一见面,什么事情就解决了……
    朱:其实见面只意味着双方愿意讨论问题,她却以为两个人见面就表示和解了?
     余:对,对。
     朱:现在据你观察,整个事件杨瑞春参与组织了没有?魏明伦现在已经说这个事件不是他组织的,那只有余秋雨和杨瑞春有可能了。
     余:这次会会面,以余秋雨的这种聪明,杨瑞春要到现场参与采访,他事前肯定是要知道的,而且肯定要经过他的同意。因为在当时,那天有一个很戏剧性、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我们刚见面的时候,那天成都的一份报纸,好像是《四川青年报》报道了一个假新闻,就是说头一天我在成都的某宾馆,好像是锦江饭店,我在大堂里出现,余秋雨也住在这个酒店里嘛,然后说我们也许在这个酒店里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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