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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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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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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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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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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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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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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与评论)美国《今日基督教》专访:中国新一代基督徒中人权活动人士

中国新一代基督徒中人权活动人士
   ――福音派律师们推进民权运动的发展
   记者:Tony Carnes(今日基督教杂志的资深记者)
   译者:张前进
   公义
   新维权运动(HRPM)的基督徒领袖们说:“我们祈祷在中国的教会将兴起一个中国的马丁•路德•金”
   这些全国的律师、牧师、记者和人权领袖们正在努力尝试美国人权运动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比如用法律诉讼,媒体宣传和非暴力抗争。
   北京一个有影响力的宪法学学者范亚峰说:“我们正在寻找一个法律和宗教的交汇点。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基督教能够为中国的法律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受到像1961年这样的自由维护者的美国人权活动家的启发,新维权运动的成员一接到投诉后就开始到处奔走,为不公义而战,他们为那些被迫放弃自己土地的村民辩护,也为那些被迫害的各种宗教的信徒和老百姓的人权而辩护。
   四年前,维权运动从24个成员开始,现在已经发展到300人左右。维权运动的律师们是中国家庭教会联盟的正式的法律顾问,成立于2004年的中国家庭教会联盟代表着中国较小的独立教会的30万的会员,这些律师们也代表着时间较长的家庭教会的网络。需要法律援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律师们平均每周收到30个这样的请求。
   新的战略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说只有基督教能够给中国的法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范亚峰
   起初,中国教会的领袖们对民权运动比较警觉。老一代的信徒相信默默地为基督受苦要比主动地反抗不公义要更显得高贵。
   老一代的领袖们更倾向于看重唯独圣经的方式而把学问看作是属世界的。范博士回忆到在1997年时,他在北京的教会要求他只读圣经,不要再搞他的把基督教和其它宗教进行比较的学术研究。
   5年前官方批准的“基督教三自运动”委派的牧师宣讲要对政府无条件地忠诚并宣称他们的宗教政策是上帝规定的,这些更加强了老一代的领袖们的上述看法。但是最近国务院宗教事物管理局的高层官员告诉《今日基督教》的工作人员,宗教信徒有权利和责任反对公民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有已经发生的三件事情影响到了基督徒们关于人权问题的思索:
   1、越来越多的民权领袖开始成为基督徒,而且至少同情宗教自由的问题。比如,北京的一个律师在他和教会的代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对基督教越来越感兴趣。他想知道是什么力量给了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如此的自信。当他介入更多的关于宗教自由的案子时,这个律师感慨到:“我发现在这些普通的基督徒的脸上散发着光芒,我开始认识到耶稣是正义的源头。”现在,这位律师每周为了“他自己、教会和公义”禁食祷告。
   2、这些人权运动的领袖们开始成为地区家庭教会的领袖。他们在地区首府建立了新的集会点。现在大约有12间这样的教会存在,他们都重视人权的问题。
   3、这些教会差派传道人到别的教会,讲授关于农民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课程,也可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宗教自由的案子中去。
   基督徒也发掘其它的资源,李柏光,一个基督徒的法律学者,翻译了一本关于新教的胡格诺派在法国遭到迫害的书。他和其他人一起为家庭教会的出版机构准备了许多资料,比如为河北家庭教会出版机构,“生命之光”,“麻雀报”和“广州牧师报”。
   李柏光曾到过十个省市去帮助农民和家庭教会,李现在正在准备一本书和光盘来介绍基督徒如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位学者说:“教会应该为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并容忍他们”,但是我告诉他们:“他们也需要站起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中国政府正陷于两难之间:一方面他们要口头上宣布法律的条例,一方面又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忽视法律的实施和滥用法律。
   宾州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阿瑟•瓦尔乔也谈到了这个两难的问题,它和当时的马丁•路德金与美国人权运动中呈现出来的问题是同一类型的矛盾。“中国领导人如何能够解释它们的矛盾呢?”
   中国领导人也同样面临着一个古老的文化难题:是尊重法律呢?还是照顾关系?一个中国最著名的法律学者这样总结道:“尊重法律就失去你的家庭;尊重你的家庭就失去了法律。”
   按照民意调查,许多中国人相信高官的公然违法是中国的头号社会问题。今年三月,在安徽省一个村庄有这样一个事被暴露出来:牧师,维权运动的成员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今日基督教》的记者采访了几个事件中的当事人。这是上海北部的一个地区,它因盛产葡萄(可制葡萄酒)和红高梁而致富,这个地区还有增长中的为时尚的家庭而计件生产的缝纫业的乡镇企业。
   由于对贫穷的关注,舒淮庭(音译)牧师在当地一个基督徒的家里创办了一个缝纫学校,虽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每天唱诗和祷告,还开办了圣经学习班。
   一天,当地的警察突然冲进学校,说他们要搜查并没收一些东西作为这个学校是一个非法教会的证据。尽管中国在1982年颁布的宪法第36条里明文保证了宗教信仰和“正常的宗教活动” 的自由,但是政府却严格控制宗教活动,教会负责人的任命,教义和宗教组织都需要他们的批准。
   人权律师们说关键的宗教管理条例制定得模糊不清,比如在关于聚会规模的大小上就需要政府部门的批准。一个怀有敌意或过分热心的官员甚至会禁止一个小组的圣经学习,人权运动的律师们认为如此的高压是违宪的。
   对舒牧师来说,政府似乎要有系统地瓦解他们的新家庭教会联合会。每个家庭教会联合会的领导都曾经或者将短暂地被警察逮捕或者拘留,所以,作为家庭教会这个网络的副主席,舒牧师聘请了维权运动的律师们来帮助他预备如何来应对警察对基督徒活动的干涉。
   这次,舒牧师告诉警察先别动,他告诉警察:“你们所作的是违法的,我要给我北京的法律顾问打个电话!”那个带队的警官警惕地看着舒牧师用两个手提电话给两个法律顾问打电话,一个是打给在北京的中国的法律学者范亚峰的,另一个是打给一个前共产党的知识精英,而现在已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经过简短的电话交谈后,舒牧师告诉这个警官:“我的法律顾问说你们需要一个正式的盖有红章的搜查证才能进我房间,那个搜查证在哪里?”由于不愿惊动北京高层的注意,这个警察粗暴地叫道:“我们暂时没有搜查证,不过你呆在这儿别动,我一会就给你弄一个来!”
   范博士后来解释说,他根本不指望这样会阻止警察的行动,但是至少能让这件事减缓下来。他告诉《今日基督教》的记者:“我们的目的就是让警察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能符合法律程序,这是在中国建设一个法制文化的草根阶层的运作方式。”
   果然不出所料,那些警察回来了,他们的领队神气地把搜查证递给舒牧师,说:“看!这是我们头亲自签署的并盖有大红印章的搜查证”。随后,他命令他的手下继续搜查并没收了舒牧师他们的圣经,诗歌本,家具,缝纫机和一些值钱的东西。
   这个警官的脸色很难看,仿佛在说:“现在你还能干什么?”舒牧师抗议道:“我的法律顾问说你们可以搜查,但是你们不能没收我的缝纫机和家具,因为搜查证上仅仅指的是非法的聚会的物品”
   警官反驳道:“我们没有没收你任何东西,我们只是在搬东西!”这个回答实在是可以称得上是劳拉和哈丁的喜剧。但是范亚峰声称这表明了警察也知道了他们至少表面上也要遵守法律。
   几个星期以后,舒牧师又被逮捕了,这次,警察备齐了所有的盖有印章的法律文件。但是这次舒牧师只在监狱里呆了很短的时间。
   好公民
   我们不能依赖掌权者将宗教自由赐给我们。――余杰
   中国基督徒维权运动的作家余杰,他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民主运动的提倡者,他评论这件事说舒牧师的经历是“有希望的一步”。余杰谈到中国基督徒需要学习做一个好公民,他们也要推动政府一步步地朝民主和法制的方向迈进。(详情请看“一个更现实的路径”2006年八月刊,第58页)
   余杰说:“我们不能依赖掌权者将宗教自由赐给我们”,余杰现在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服侍,他所在的教会没有去政府部门登记,但是它不是地下教会。余杰说:“我们用‘家庭教会’这个名称,它比用‘地下教会’这个名词更加中性,我们相信家庭教会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在社会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作家余杰是政府肋旁的一根刺,他在1998年出版的《冰与火》这本书买了一百多万册,这本书尖锐地批评了政府的腐败。余杰在2004年曾经因为起草了一个关于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和宗教自由的文件而被捕,当时有两千多人在网上签名支持他。
   更多的中国基督徒开始认识到在中国改革是可能的,虽然进度比较缓慢。一个去年成为了基督徒的律师,告诉《今日基督教》的记者:“我信上帝之前,我想着有一天要推翻这个政府,信了上帝以后,我开始相信改革是渐进的过程”
   典型的中国人接受了关于美国人权运动的教育,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已用在了学校,它启发了中国人关于奥林匹克的标语:“一个世界,一个梦想”
   马丁•路德金已成为政府提倡的一个样板,当他们想使这些中国最初的马丁•路德金保持沉默时,这使得他们处于一个尴尬的地步。
   党的领导们在一个两难中挣扎,是法律为党服务呢?还是党在法律之下?这个尚无解决的张力增加了社会极大的压力。大量没有解决的被送到北京的法律纠纷在2005年已高达三千万件,远高于从1979年到1982年的两万件。
   最近,一个关于马丁•路德金的平民权利领导权的话剧在北京上演,中国政府允许美国的Caitrin McKiernan上演这部话剧,本剧突出了福音的歌手而且礼拜天在国家剧院上演。制片人McKiernan想知道一个中国听众是什么反应。她发现听众很了解马丁•路德金,而且把他的道德勇气和他们自己的处境相结合。按照纽约时报的报道,在北京某高校的一个关于人权运动的讨论中,一个名叫保罗的学生说道:“马丁•路德金对于我的意义就是:当我们站起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时,我们不得不拿出我们的勇气!”
   目前,维权运动正在为许多案子做准备,以保护村民免于受腐败的官员和商人的侵害,并维护中国公民的人权。
   中国观察员Waldron注意到中国的基督徒人权活动家对于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李柏光和许多象他这样的人在中国让政府感到恐惧,他们正引用(被中国政府)藐视的法律条文来维权。”一个中国的牧师在支持人权的战略中说:“马丁•路德金这段话总结了中国人的观点‘我有一个梦想’。”
    张前进:基督徒,方舟教会传道人,现在美国工人神学院研读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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