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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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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与评论)朱健国:试看余杰再批鄢烈山

“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第四次大论战
   -- 试看余杰再批鄢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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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健国 (广东)

   前三次大论战回顾
   余杰的理性
   鄢烈山的误区
   网上评议摘要
   “鄢烈山现象”的根源
   有人问:2006年10月以来的网上热点“余杰再批鄢烈山”,“鄢烈山再骂余杰”,到底是个人意气之争,还是观念之争?窃以为,单看“鄢烈山再骂余杰”,似乎“私怨之争”多于思想争鸣,而综合“余杰再批鄢烈山”及其历史背景细品,则是“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第四次大论战,堪称2006年大陆文化思想界的焦点事件之一,意义深长。
   前三次大论战回顾
   “余杰再批鄢烈山”是下列文化批评事件的延续。
   1998年9月,我撰写《20世纪中国杂文真相随想》(《文学自由谈》1998年6期),首次提出“鲁迅杂文的本质是‘体制外思维’”,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姚春树即在《杂文月刊》上对我进行批评,认为提出“体制外思维”是一种居心叵测;由此开始了“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理论探讨的第一场论战。鉴于官方对“体制外”一词的忌讳,这一论战仅一个回合便被迫沉默,虽然当时有河南杂文家王大海等多名杂文方家声援“体制外思维”。直到2002年,才有萧功秦先生在《书屋》(二〇〇二年第一期)发表《当代学者的社会定位》,专题论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已分为“体制外思维”和“体制内思维”两大阵营,其萌芽可追朔到2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此前曾有人说朱学勤文章的特色是“轨道外思考”,这是早期对“体制外思维”的委婉避讳之表述。
   2003年12月15日,诗人赵思运博士在网络发表《体制外写作:迟到的命名与吁请》将诗坛热议“体制外思维”的新潮进行了深入阐述,宣称“体制外写作是一种恒久的姿态与立场”,“无论什么体制,都需要一种非体制的力量与之制衡”。这可以算是“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的第二场论战。
   “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的第三场论战发生于2005年底。
   2005年12月24日,《羊城晚报》“花地”推出《2005年文坛九大公案》回顾专版。其中第3大公案是“朱健国‘状告’鄢烈山误导杂文”。编者在“裁决”中说: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站在哪里’——站在‘体制内’或‘体制外’……因此,在体制外的原告可能要求过苛,在体制之内的被告对原告也要多一些体谅。”
   鄢烈山即愤愤发表《面糊一团的概念:体制内(外)思维》,先后在《东方早报》、《羊城晚报》等纸媒摘发,又在网络全文“亮剑”,以反击“起诉”他“误导杂文”的“原告”(朱健国)及诸多知名“体制外思维”者(如余杰、焦国标)。鄢文的核心观点是:“谁在‘体制’之外?”、“人的思维也分体制内外吗?”,反复强调:中国不存在什么“体制内”与“体制外”,更没有什么“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鄢尤其反感的是,2005年12月19日独立中文笔会的《写给吴思的颁奖词》(余世存撰稿),运用了“体制外思维”——“就是这份倡扬‘自由写作’和理性宽容的颁奖词,也采用了什么‘体制内’、‘体制外’、‘体制边缘’的概念,且将所谓‘体制外写作’的要求看成一种更高的境界。”
   我随之撰文《鄢烈山为何痛诋“体制外思维”——试论“体制外”与“体制内”》,论证:“体制内”与“体制外”本是中性词。“鄢病”的症结之一在于,不知 “体制”可有多种:世上并非只有“依‘君臣之义’建构的”“专制体制”,也有“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专制体制”有“王道”与“霸道”、“开明”与 “腐朽”之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和“朝鲜特色”、“古巴特色”,“宪政体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约法”之分,有英美传统、法国传统、北欧传统、日本传统等等,因而“体制内”与“体制外”本是一个极具开放性无关乎褒贬的中性词。且不说“好体制”的“内”,多有健康人(如美国),“坏体制”的“外”,也多“亚健康者”(如中国);即使是“坏体制” 的“内”,也不乏追求公平正义为民请命的改革者,“好体制”的“外”,也大有告密同志卖友领奖的“伪现代化者”。“体制”并不能必然决定人性、道德的善恶高低,主义的不同,也并不一定就能保证人性、道德的优劣不同。正如鲁迅所说,团体不是豆荚,让包在里面者始终都是豆。但是,“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可以表明其思维的空间大小宽松紧张之不同。就概率而言,大空间中的思维一般比小空间的思维更多元更深沉一些,但这并不能保证,一个“体制外思维”者的思维必然时时事事优于一个“体制内思维”者。犹须注意的是,人们常常“身在曹营心在汉”,“体制内”者可有“体制外思维”,“体制外”者可陷“体制内思维”,“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的产生,并不完全决定于是否身在体制内外。“体制外”者不会“自来红”产生健康的“体制外思维”,“体制内”者也非 “新阶级成份”,必然会陷入恶毒的“体制内思维”。而且,人是复杂多面的,“体制外思维”者有时会用“体制内思维”办事,“体制内思维”者也会时常冒出一些“体制外思维”,如帝王的忠臣奴才也会时有“腹诽”或“焦大之怒”。
   这其间,有多名学人参与讨论——2006年1月6日,新锐杂文家刘洪波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2003年7月29日撰写《新派“自来红”》,对“体制外思维” 进行了一些理性批评,反对“按‘体制外’与‘体制内’来分派光荣与耻辱”; 2006年1月12日,余杰与一个海外知名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奎德共同进行了“文化年终回顾:《2005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动态》,在讨论的五个问题中,第四个话题是:《关于“体制内外”的争议》,专题谈论了“鄢烈山否定‘体制内外’”这组概念的背景、理据及关于“体制内外”的事实与价值评估。余杰说:“从鄢烈山先生(否定‘体制内外’)这一变化,从反面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官方对知识分子的招安收买政策相当成功。在七八年前,鄢烈山先生曾以杂文替(“体制外思维”)民众呼吁,获得相当声誉,今天却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余杰的理性
   有人说余杰近年在公共活动中有过“失策”,这可能不是空穴来风;但余杰近年的文章日益趋向理性、中正、深沉,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在余杰此次参与“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第四次大论战的文章中特别明显。
   理性的力量往往体现出一种从容后发制人的谦让战略。
   此次“余鄢PK”,系鄢烈山首先发难,其势犹如洪教头骄横威逼林冲。
   2006年9月18日,如洪教头以“火烧天势”猛冲三步“棒盖”林冲一样,鄢烈山以“匡正文风”的第三篇力作《愤世与媚俗 ——我们今天的言论需要怎样的文风?》,再次“棒盖”余杰、焦国标等“体制外思维”者。与鄢的前两篇“关于文风的文章”(2003年冬的《“建设性”是嘛玩艺儿》和2006年春夏之交的《慎言“网络暴民”》)相比,此篇以对四种“愤世嫉俗”者的批判与警告为名,向有“体制外思维”的“投机”者(独立知识分子精英)进行了讨伐与威胁,堪称一篇提醒庙堂进一步清理“体制外思维”者,“文明论坛”的“逐客谏”。
   由于近年“体制外思维”的异议人士频遭封杀,纸媒网媒皆有“网警”严守,鄢文在体制内主流媒体的护航下一时“长驱直入,所向无敌”,先后见诸《中国经济时报》、《杂文报》显要版面和在一些网站“置顶”。不料正当“主旋律”欲“论功行赏”时,被洪教头逼得应战的林冲,突然一个“拨草寻蛇式”,让洪教头“扑地倒了”,“羞颜满面”——2006年10月18日,独立作家余杰在海外网媒(后为大陆多家博客转载)发表《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先生的文风问题》,依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理性思想原则,对鄢烈山“替天行道”的“匡正文风”,予以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其要点是——
   通过充分肯定鄢有过“执笔生机勃勃的《南方周末》,其杂文针砭时弊,深受读者喜爱”之光荣历史,扼腕痛惜鄢晚节不保:“没有想到,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几经波折之后,鄢氏已衰老不堪,勇气不再,甚至满口昏话胡话。你的匕首和投枪对准的不再是当权者,而是处境比他艰难得多的同道中人。尽管鄢烈山不承认今日中国的写作者的身份存在着‘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差别,但从其滑落的人生轨迹恰恰可以看出:中共的文宣体制和思想控制,是如何缓慢而精确地让一名曾经为民请命的好书生变成为坐稳了奴隶的顺民。”
   有什么依据给鄢定位为“一名曾经为民请命的好书生变成为坐稳了奴隶的顺民”?
   余杰一针见血:“鄢氏却打着‘匡正文风’的幌子,挥刀砍向言论空间已经极度蹇逼的体制外异见作者们。我想,这已不单纯是一个‘文人相轻’的问题了。”“鄢烈山认为中国已无文字狱”是“故意美化现状,以此为官家涂脂抹粉”!此乃“睁着眼睛说瞎话”,“将自己的献媚建立在别人的眼泪和苦难之上”的谄媚谎言,是对专制者曲意逢迎,近乎无耻告密的“犹大心态”。
   余杰论证道:“遗憾的是,理应熟谙时事的鄢烈山,却在多篇文章中大肆传达与中国现状完全不符的论调。鄢氏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言论自由的社会,没有人会因为发表与官方不一致的言论而受到迫害。因此,鄢氏论说那些严厉批评官方的异见作家乃是出于‘政治投机’,只有他本人才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真人’。作为体制内的成员,鄢氏不是致力于同体制外的同道一起拓展言论空间、推进民主进程,反倒对根本无法与之公开辩论的体制外作者大施讨伐。鄢氏这样写道:‘不可否认,这些年来,中国取消了反革命罪和政治犯的罪名,日常交谈中已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的攻击罪,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在境外发表激烈抨击当局言论的人,只要不涉及实质性重大事务或国家机密,一般也是进出自由。这样就出现了政治投机的可能。’鄢氏还说:‘有的人非常清楚,随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提高,不想升官发财的平民百姓在国内媒体(包括网络)发表文章并无多大的政治风险……在境外媒体发表'出位'、犯忌的言论也未必出什么大事,仍然可以出国访问、演讲,只要不搞串连、不搞组织活动,不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是不会坐牢的,纵然坐牢一般也不会把牢底坐穿,更不会受到张志新一样的对待。”
   余文去皮见骨地展现了鄢烈山最阴毒的“犹大行动”有三招:
   一是“恳求奴隶主残酷制裁不愿当奴隶的人”——“鄢烈山攻击那些走在言论最前沿的写作者‘有更为精明的利害算计’,‘有的人正是看准了这种政治行情,仔细预测了安全系数,反复评估了成本收益率’”,“鄢氏暗示某些体制外写作者拿‘美元’”,因此提醒当局别让“精明的利害算计者”继续“政治投机”,要取消 “异见作家顺利拿到海外稿费”的“额外恩赐”,果断截取其海外稿费和“捐赠”,通过断其经济来源而迫其就范或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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