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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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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光和光的背面:我的美国之旅》目录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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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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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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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与“鬼地方”

   
   “长征”与“鬼地方”
   
   
   作为一个“前现代”阶段的农业大国,中国的“三农”问题让每一位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士都无法回避。同时,“三农”问题也是中共当局最大的软肋,尽管胡锦涛政权提出“新农村运动”的口号,但是对于七八亿做牛做马的农民同胞来说,也不过是口水多于实惠罢了。“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最不和谐的地方,这也正是《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出版之后洛阳纸贵、却又横遭查禁(虽然书中有不少为胡温涂脂抹粉的地方)的根本原因。

   在许多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民对继续生活在农村感到绝望,这种绝望的气氛像云雾一样弥漫在每一个乡村里。年轻人一般都外出打工,只要能够逃离乡村,在城里什么活都愿意干。在传统中国,农民一般安居乐土,谁也不愿背井离乡,这一观念如今已不复存在。为什么那么多的农民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呢?首先,家乡以及土地本身,无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收入和机会,甚至连衣服蔽体食物果腹都困难;其次,乡、村两级政府财政相当困难,便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苛捐杂税,让本来就已经微薄的农业收入几乎被压榨地一干二净;再其次,农民虽然是最大的纳税者群体,国家却对农民不负担任何义务,农民既没有享受医疗、养老等福利和保险待遇,还因为暴虐的计划生育政策等而被迫逃离家乡。
   近期,中共当局举办各种盛大活动,大肆庆祝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中共党魁胡锦涛亲自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上下以“长征精神”来创建“和谐社会”。此次大会,连许久未曾露面的前任党魁江泽民也高坐台上。可见,“长征”在中共党史上的“正统”地位不可小视之,江胡两代“核心”都想与之沾光。
   与此同时,昔日逼得红军不得不“长征”的国民党,今日却对中共卑躬屈膝。其“名誉主席”连战一年之内第四度访问大陆。连战在彼岸是一个失意政客,其竞选屡战屡败,在彼岸却被奉若上宾,得意非凡。此次连战同中共高官们把酒言欢,并共同出席“两岸农产品交流会”,俨然以中共农业部副部长自居。他根本无视在中共对“长征”的宣传中,同时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丑化。
   而更具讽刺意义的事实是:中共的宣传机构虽然可以将一次狼狈不堪的逃亡塑造成走向胜利的“长征”,却无法改变若干“革命老区”的真实状貌——红军到来之前,这些地区确实贫困不堪;中共建政之后,这些地方更是堪称人间地狱。用“老区人民”自己发明的话来说,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们依然生活在“鬼地方”。
   江西是昔日“中央苏区”的所在地,在“革命老区”之一的江西都昌县,当地的农民对政府基层干部的提防和恐惧,甚至超过了当年进村“扫荡”的日本鬼子。据《视点》杂志报道,当地农民向记者诉苦说: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该县大港镇镇干部及村委会一共四十多人到邓仕坂组搞征收,一行人浩浩荡荡、耀武扬威。该组村民谢某一家三口外加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按标准每人需要交一百六十元“统筹提留”费用,一共是八百元。谢某是村里的特困户,但征收组对他一家毫不怜悯,他家里的一头一百二三十斤的猪被低价折价为三百多元,粮仓里不值钱的粮食被舀得只剩下一小口袋。此时临近春节,离夏收还有漫长的半年。征收组的大小官员们可不管农民的死活,搜索一番之后扬长而去,只差没有砸锅碗、拆房子了。谢某一家人在空空如也的家中,相对哭泣。有一个村民愤怒地说:“这简直就是鬼子进村,实行‘三光’政策啊。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啊。”该村村民还反映说,村民杀年猪,虽然平时杀猪和卖猪都已经交过了税费,可还要被强迫交数量不小的“生猪屠宰费”,即使家里不养猪也得交。他们村里还出台了所谓的“土政策”,每一个外出打工者每人需要交五十元。村民向村里的干部询问收取这一款项的原因,一名村干部粗暴地回答:“没有原因!这是你们必须交的!”
   这个被农民愤怒称之为“鬼地方”的江西省都昌县,当年确实是一处光荣无比的“革命根据地”。它在中共党史上频频出现,也被诸多党史专家们用充满敬畏的语气来描述。作家摩罗是都昌人,我在其家中读到过一本名叫《光荣的都昌》的书,这是一本都昌方志部门编写的小册子。这本书中详细记载了该县当年有多少人参加了红军、有多少人为革命死难以及有多少人战功卓著成为将军等历史材料。如今,这种“光荣”已经雨打风去。如果将这些材料对照今天农民们的现状,真让人有沧海桑田之感:当年,农民积极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能够吃饱饭、穿暖衣吗?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后,今天的老区人民,却以离开“革命老区”为其人生之最大梦想。这对“革命老区”来说,难道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吗?如今,中共当局在轰轰烈烈、劳民伤财地纪念“长征”的同时,是否应当用一点眼角的余光好好打量大量这块“鬼地方”的真实状貌呢?
   今天,生活在如此朝不保夕的“新农村”里,农民们的处境简直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于是,农民们惟一的反抗方式便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正如有的村民所感叹的那样:“只要有地方接受我迁移,去做牛做马,我也要离开这鬼地方。”人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似乎牛和马亦比人更加珍贵。对于这样的“鬼地方”,年轻人自然可以一走了之,到外面去寻找新的生机。但是,“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孤儿寡母、老弱病残们还得留下来,还得继续受到官府的重重盘剥,甚至还得为家里的离开者缴纳所谓的“人头税”。都昌由风光无限的“革命老区”蜕变成人人诅咒的“鬼地方”,已然释放出一个相当重要的信号:诸多乡村地区的中共基层政权,在组织上已经黑社会化,在经济上已经濒临破产,中共统治的合法化已经荡然无存。即便如此,各级官僚们仍然不惜“杀鸡取卵”,他们企图捞一天,过一天,算一天,哪里会有什么“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呢?
   其实,今日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广大乡村,何处不是像都昌一样的“鬼地方”呢?都昌只是中国农村的缩影,亦是中共当局“新农村”的傀儡戏背后的真相。城里人是“人”,农村人是“鬼”——在北京闹市区的街头巷尾,我多次与那些带着孩子沿街乞讨的农妇们攀谈。这些蓬头垢面的农妇告诉我,在乡下实在活不下去了,才会带着孩子到城市来找条活路。在家里,即便是拼死拼活干上一年,有时全部的收成还不够缴纳名目繁多的税收。虽然中央宣称从此免除农业税,但大家并没有感到日子有了多大的改变,因为其他各种各样的收费又像苍蝇一样扑了过来。
   温家宝的那双“感动中国”的“破鞋”,大概很难踏上这片久违的“鬼地方”。以胡温之流有限的智慧,根本无法解释光荣的“革命老区”究竟是如何变成了充满怨毒和愤恨的“鬼地方”。最为直接的原因,便是农民头上存在着诸多的毫无怜悯之心的“阎王”和“小鬼”(胡温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员)。中国的农民向来以纯善而著称,他们甘愿做“良民”,他们恋乡重土,如果不是“苛政猛于虎”,又怎么会轻易想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呢?“鬼地方”绝对不是农民随口说出的一句激愤之语,而是他们的心里话。他们长期以来都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如何表达意见的孔道。但他们一旦开口说话,往往便会语出惊人。忽视他们的感受和心声,也就是对社会的危机视而不见。农民们不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伤害——他们生病了没有钱看病只好在家中等死,他们的孩子的学费无法凑够,他们的希望逐渐破灭了。一个社会最宝贵的资源便是人,尤其是那些身处金字塔底端的人。如果人人都受到了伤害,人人都处于“离心离德”的状况,那么这个社会又怎么能拥有长治久安呢?
   虚假的历史宣传根本无法掩盖千疮百孔的现实世界。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肯定是“三农”问题,农民被“阶级隔离”的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究竟有多少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真正在关注和思考“三农”问题呢?许多喝了几口洋墨水后归国、并被奉为“国师”的经济学家们,心目中从来就没有农民的地位。他们所设想的中国的“富裕”和“崛起”,跟七八亿农民同胞毫无关系——这些确实没有多少“消费能力”的农民们,一下子被风度翩翩的学者们举重若轻地“忽略不计”。这样的经济学,是帮忙和帮闲的经济学,是没有良知和人性的学问。这样的经济学家,看穿了也就是一群吃人血馒头的家伙罢了。他们真该去像都昌那样的“鬼地方”呆上个几天,看他们还会不会继续鼓吹“中国在十年之后必将赶超美国”的豪言壮语呢?
   在各大媒体上,有关“长征”的黄历被翻来翻去。对于自信心日渐萎缩的中共当局而言,“长征”的谎言当然可以继续讲述下去,但“鬼地方”的现实却不是通过唱唱“新农村”的大戏就能够改变的。昔日,一帮土匪一路烧杀劫掠的“长征”,并没有给底层民众带来任何福祉,它只是成为共军颠覆合法的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步骤。当年深受共军欺骗的农民群众,在中共建政以后却遭受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并沦为连奴隶也不如的劣等公民。试想,如果他们早日料到这样的悲惨结局,又怎么会支持共军的武装叛乱呢?相反,他们定然会主动配合政府军戮力剿灭之。历史有时就是那么地荒谬,“长征”给中共带来了摆脱灭顶之灾的一线生机,却将更多的中国的土地变成了“鬼地方”、将更多的中国人变成了路上的冻死骨。此种“长征”何必“纪念”?
   昔日光荣今日耻,老弱病残“新农村”。
   劝党少唱“长征”戏,低头思量“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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