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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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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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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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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评中共中央“关于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通知”
   二零零五年五月七日,中共党魁胡锦涛赴俄罗斯参加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次日,胡锦涛还特意接见了部分参加过莫斯科保卫战的俄罗斯老兵,对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功勋表示敬意。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作出安排部署。
   按照中共的惯例,该通知为整个纪念活动定下了调子——所有的活动都必须在中共当局的控制和把持下进行,所有的活动都必须按照中共宣传部的口径展开。这份通知就此“重要纪念活动”作出了安排: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将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还将举办大型主题展览、文艺晚会和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部分海内外爱国人士、抗日将领或其遗属和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参加有关纪念活动;将对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和爱国将领进行慰问;将展映、展播一批影视文艺作品和出版物;发行纪念邮票和纪念币。这份通知中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是其最后一个段落:“各地各部门在组织纪念活动中,要广泛进行近现代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史的宣传教育,广泛进行抗日战争胜利历史经验的宣传教育,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抗战,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份通知中,中华民国政府消失了,国民党军队消失了,只剩下共产党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看来,纪念抗战胜利是假,为自己涂脂抹粉是真。那么,任何一个有思考能力和历史感的中国公民都不妨追问:抗日战争真的是在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进行的吗?中共真的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共始终都没有处于抗战前线,而长期龟缩于西北一隅。除了稍具规模的百团大战之外,中共所控制的军队根本没有与日军展开过大的战役。坚持发起百团大战的并不是中共最高决策层,而是中共区域性的军事领导人彭德怀。彭德怀具有相当的民族情怀,此民族情怀在短时期内压倒了冷酷无比的党性原则,故而抗命发起了这次对日寇的攻击。然而,百团大战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指责彭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暴露了中共军队的实力。此事亦成为彭“反毛”的一大罪证,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高层仍然以此作为羞辱彭的“脏水”——中共哪里为之感到骄傲?百团大战之后,中共再也没有发动过一起对日寇像样的攻击,却一直贪得无厌地向国民政府索取武器、军饷和其他物质。同时,延安还明目张胆地组织军队和党政机关参与种植和贩卖鸦片的丑恶行径,并在与日本占领区的鸦片贸易中大发横财。为了一党之利益,不惜迎合日本占领军的阴谋,制造鸦片毒害自己的人民,其罪恶真是罄竹难书。这一事实,不仅在当时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而且在延安高级干部李锐等人的书信中也有所透露。
   中共正是利用日本侵华的时势,得以从被中央军围剿、追赶如丧家之犬中绝处逢生。加之千古罪人张学良在中共的挑拨之下发动武装叛乱,导致中共终于取得了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前线浴血奋战,精锐之师损失惨重,政府机器亦受损而运作不灵;中共方面却在后方大肆扩张实力,置深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以一党之私利遮盖民族之大义。也正是两党对抗战策略的不同选择——国民党真抗战、共产党假抗战,使得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两党的实力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换位”,亦使得国民党在戡乱之战中失利。最后,合法政府被非法政府所所颠覆,一九四九年山河变色,重演了中国历史上以武力取天下而改朝换代的老调子。中共用武力攫取政权之后,在公开场合俨然以抗战功臣自居,但在私下里却恬不知耻地承认日本是其救民恩人——毛泽东数次接见日本政要,当日本方面就侵华战争谢罪时,毛居然说,要感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没有日本的侵略,共产党根本无法获得天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基本上与抗战无关——甚至时常在背后捣乱的政党,却堂而皇之地在其钦定的历史书中将自己描述成为抗战的领导者,并大言不惭地运用“中流砥柱”这一“大词”。这是比某些日本右翼势力改写历史教科书更加可恶的行径:日本已经是一个高度民主化的社会,政府并不参与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教育主管部门只是作简要的审订。日本民间存在着数百种立场不一的教科书,而持鲜明的右翼立场、否定战争罪行的教科书只占不到百分之一的比例,使用这类教科书的学校和学生的比例则更低。相比之下,中国依然是一党控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政体,中共垄断了大学、中学、小学所有教科书的编写,垄断了所有的新闻媒体,并将传媒作为其宣传僵死的意识形态和虚假的历史信息的工具与喉舌。在中共“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官方教科书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抗战消失了、或者被矮化和丑化了,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卖国集团却摇身一变成为了民族英雄。我在两本涉及中日问题的著作《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和《暧昧的邻居》中,仅仅提及国民政府抗战的成绩以及抗战期间美国的对华援助,就被中宣部的审查官目为“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而被下令禁止印刷和发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甚至以“图书装订质量有问题”为由,从书店中回收了大批书籍进行销毁,重演了纳粹焚书的丑剧。
   旅美历史学家辛灏年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指出,国民党军队坚持长期抗战是血写的事实而非墨写的谎言。辛灏年的这本著作尽管有过于美化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之嫌,但却用相当丰富的历史资料证明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地位:从淞沪会战开始,国民政府组织了大型会战二十四次,重要战斗一千多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百二十多万人,空军阵亡四千多人,其中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的将军即有两百多位。尽管国军战斗水平参差不齐、自蒋介石以下的高级指挥官多有失误,但毫无疑问他们是二战中坚持时间最长的军队,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评价说:“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道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它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这一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如果历史在一九四五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叙述。然而,由于战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彩。”
   其实,早在抗战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关于抗战的话语权的争夺便已开始。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谎言大国,阅读中国的历史、文献和文章,完全可以遵循这样的规律——谁口头上说得最好听,谁肯定就是最坏的人。当“反日”成为收买民意、彰显民族主义的口号的时候,那些在抗日方面最为消极的力量,却牢牢抓住这种魅力非凡的意识形态:如挑战蒋介石的广东、广西和福建的所谓“抗日政府”,都企图以“抗日”为旗号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其实他们都是日本亲手扶植的傀儡,日本给予他们大量金钱、武器的支持乃至军事顾问的帮助。共产党势力也与之相似:他们仓皇往西北逃窜,本来是想获得太上皇苏联的援助,却打出了“北上抗日”这一无比荒诞的口号。而更为荒诞的是,许多国民居然相信了这一“挂羊头卖狗肉”的口号——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吊诡之处,美国汉学家柯博文在《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一书中分析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在中国引发了巨大的民意压力,没有为蒋所用。救亡运动中的大多数人对蒋的宿敌中国共产党要比对南京政权的好感大得多。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利用民族主义的问题呢?如果我们把他们仅仅视为南京时代许多地方势力中的一种的话,那么这种信任似乎是不合常理的。他们举着抗日旗帜,福建、广东和其他人统统如此。他们对日宣战,但他们的实际成就赶不上冯玉祥,他至少从日本人手里收复了战略城市多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与中共的斗争中,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失败,宣传的失败早于军事的失败。作为真正的抗战者,却未能握住抗战的“麦克风”,这是何等重大的失误!毛泽东曾担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在宣传的本领上,国民党内无人能与之匹敌——毛泽东具有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那种将谎言包装成真理的超凡能力。于是,共产党人令人惊奇地变成了不曾抗日的“抗日英雄”。究其原因,正如柯博文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对许多中国人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它提出的社会和政治纲领远比国民党及其他地方领袖的纲领要激进。”内战之中,共产党成了胜利者,“赢者通吃”,从此便开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塑造起自己的英雄形象来——这也正应了另一个独裁魔王斯大林的话:胜利者自然可以掌握历史的表述权,胜利者享有不受批评的权力。
   于是,又一场歪曲历史的愚民教育、愚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就在中共党魁胡锦涛赞美俄罗斯老战士的时候,若干留在大陆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国民党的老战士们却无人过问,有的甚至已经沦为乞丐,还有数百名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亦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似乎并没有要去关心和优待他们的意思。近日,来自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以及虽然号称“亲民党”却是从国民党中脱胎而出的另一位主席宋楚瑜,先后访问了大陆。可悲的是,他们均不敢对中共方面打着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幌子、肆无忌惮地歪曲历史的行为提出异议,他们均不敢对所谓的“纪念活动”中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缺席”进行反驳。他们连自己已然逝去的“党国”的历史都不敢去捍卫,哪还有资格说要为台湾人民的未来去打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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