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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田震价值百万的“名誉”
·记忆与呼喊──向索尔仁尼琴致敬
·卢跃刚的恐惧
·《铁磨铁》代跋:求索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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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铁与犁》(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历史在这里徘徊
·第二章 近代的歧路
·第三章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第四章 大东亚之梦
·第五章 倾国之痛
·第六章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第七章 光荣与耻辱
·第八章 没有完成的审判
·第九章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第十章 寻找日本的良心
·第十一章 拒绝遗忘与捍卫尊严
·第十二章 祈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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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暧昧的邻居》(光明日报出版社)
·《暧昧的邻居》目录
·引子
·一:《日本管窥》与《日本人》•翻译老田•日本的“小”
·二:幸福的母亲•无人照看的“红富士”•花岗惨案旧址
·三:“拆碑会”与“护碑会”•护国神社•尹奉吉
·四:三根山•观音与战犯•丹羽庄
·五:东史郎•大江山•双语文学杂志《蓝》
·六:松冈环•两个老兵的回忆•中日文化交流的困局
·七:一个人的图书馆•天皇诏书•《无言的幽谷》
·八:在路上的王选•天皇的宫殿•对日索赔之难
·九:靖国神社•万爱花的下跪•日本人的募捐
·十:日本的外交目标•社民党的衰落•班忠义
·十一:生鱼片•曾经在地图上消失的“恶魔之岛”•广岛的红灯区
·十二:广岛原爆资料馆•千只鹤•吴港
·十三:本岛市长•电视中的石原慎太郎•侦探故事
·十四:两个原爆资料馆•出岛的荷兰商馆•长崎的秋祭
·十五:春帆楼•“李鸿章道”•长州炮
·十六: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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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光和光的背面:我的美国之旅》目录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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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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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诗篇》二十三章

   民国时代著名的政论杂志《观察》的主编、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储安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言简意赅的话: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两大政党的不同,在此一览无余。这里所说的自由,至少应当包括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所提出的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四大自由”。

   公民是否拥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作为一个国际性的人权概念,宗教信仰自由是在二十世纪中期产生的,最初正式提出这个新概念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九四一年,罗斯福在美国国会上建议成立联合国的发言中,提出了“四大自由”的说法,其中便包括“信仰自由”。而现代的宗教自由的定义的基础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作为一份条约性的文件,它在每一个签署国都具有法律地位。因此,现代的宗教自由是一个法律概念。这个概念根源于民权与神权的分离:一个国家管理社会的总体,但它不介入每个人的信仰和政治观念,它保障每个人建立自己的世界观的权利。1就国际法的层面上来看,中共政权接受了该宣言,理应遵守之。

   然而,正如储安平对中共本质的一针见血的剖析,中共建政之后对民众的自由与人权的剥夺,超越了此前中国所有的政权。中共当局一方面大肆实施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另一方面努力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缔造成一种全民迷信。在毛泽东时代,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受到戕害最为严重的公民权利,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各宗教信仰者群体,成为被包含在“地富反坏右”之中的、隐形的贱民阶层。研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历史的学者指出:“虽然中共在其伪宪法上标榜人民有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基本上它是一个无神论政权,因此对宗教先强调人民更有不信的自由,进而以惨酷的手段对信仰作种种迫害和摧残,于是基督教在中国面临了重大浩劫。中国基督教这棵有百余年历史之树,在共产主义的狂风暴雨的无情打击下,几至连根被拔起,奄奄一息,状至凄惨,其惨状比庚子之难更甚百倍。”2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共大量修建监狱和劳改营,将数千万没有资格进入新时代的民众关押其中,强迫劳动、洗脑甚至折磨至死。

   在中国黑暗的“古拉格群岛”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不愿放弃信仰的基督徒。经过中共持续的、残酷的宗教迫害,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迅速下降。无庸讳言,相当一部分信徒,或者半推半就地与官方“三自运动”合作,或者干脆就放弃了信仰。但是,仍然有一群置生死于度外的圣徒,穿越了毛泽东时代死荫的幽谷,跑尽了当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打完了美好的仗。他们是劳改营中奇迹般的幸存者,人数虽然不多,却如同光和盐一般,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结构。他们的生命见证,可谓荣神益人;他们本人,亦成为福音的种子。这群忠心的仆人的存在,是八十年代之后基督信仰在中国复兴的前提。俞崇恩、李慕圣、林淬峰便是其中三位受苦的前辈,他们因受苦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被捕缘由及劳改时间

   以俞崇恩、李慕圣、林淬峰这三位基督徒为例,他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或者是愿意为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士,或者是不问政治的全职传道人。然而,他们并未犯罪却被逮捕入狱,受尽虐待并被强制劳改。他们个人的基督信仰、传福音的言行以及不认同“三自运动”的立场,都成为当局眼中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因而被剥夺自由及政治权利长达二十年左右。中共建政之后的每一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和“清除精神污染”等,均有其针对的主要对象和阶层,但基督徒群体无一例外地都是被打击的对象之一。

   俞崇恩出生于基督徒家庭,其父是著名的基督徒及翻译家俞成华。一九五六年,中共官方开始大规模打压全国各地的独立教会,俞崇恩所属的教派“聚会处”亦首当其冲。当时,他被当作“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集团青年骨干分子”和“集团首恶分子”在苏州的代理人,白天继续担任中学教师,晚上到公安局“交待问题”。由于他并没有犯法,只是拒绝参加“三自”,属于思想问题,按照当时的政策,并没有被逮捕。到了一九五八年五月“反右”后期,他才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捕入狱,押送劳改农场。该案件并未经过法院的审理,他也没有具体的刑期,承受的几乎就是无期徒刑。此后,俞崇恩辗转若干个劳改农场之间。

   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俞崇恩在劳改农场暗中传福音被告发,被连续批斗两个冬天。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劳改农场的领导宣布继续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一九七四年,在被“改造”十七年之后,农场的干部找他谈话,劝诱其放弃信仰。他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为着我所信的主耶稣,可以不惜一切。”3他因而成为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囚徒,又被关押了五年时间。在此期间,他没有工资,没有节假日,在任何方面都低人一等。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被释放回家,而所谓的“平反”则迟至一九八七年。也就是说,俞崇恩被强迫劳改长达二十一年,真正恢复公民身份则是在二十九年之后,那时他已经移民美国。

   李慕圣也出生于基督徒家庭,他毕业于中国神学院,是一名全职的传道人。一九六零年,他被拘捕时,当局并没有给出任何罪名,连劳改队长也感到奇怪,问他说:“你没有犯罪、也没有犯错,那你怎么会到我们这里来呢?”他回答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队长又问:“你还信不信耶稣啊?”“信!”“那么,我再问你,你传不传耶稣?”“如果有可能,我还要传!”“哼!这就是你的罪状,你准备去好好的思想改造吧!”4就这样,李慕圣开始了第一段牢狱生涯:从一九六零年至一九七零年,整整十年时间。他先后被关押在看守所、监狱和劳改营等各处。

   一九七零年被释放之后,当局不允许李慕圣从事任何工作,强迫他参加挖防空洞的劳动。即便在“文革”的高压下,他仍然坚持传福音,并在上海西郊建立聚会点。一九七三年,他因为“搞宗教活动,导致当地出现宗教狂热”,被便衣绑架、逮捕、严刑逼供,最后被判处死刑。一九七五年,他被从上海押回河南老家,当局计划在河南将其处死,以减缓外界的反弹。不久,四人帮垮台,中国政局出现转机,他的死刑被搁置。一九七九年,审判官来到牢里,拿着一张纸对他宣布说:“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宣布:对你实行无罪释放。”5法律竟然可以翻云覆雨,这究竟是庄严的宣告,还是拙劣的把戏?当事人并没有获得当局的道歉和赔偿,实施迫害一方仍然扮演恩人的角色。出狱之后,李慕圣从未停止过传福音的步伐。八十年代以来,他因积极参与传教活动,多次被当局拘押、传讯和监视居住。

   与俞、李二人不同,林淬峰并不是全职传道人,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平信徒。在中共建政之初,出于对“新中国”的幻想,他毅然从香港返回大陆,为新政权服务,任职于交通部航道管理局。一九五五年,因参加王明道的教会并反对“三自运动”,以反革命罪被捕。一九五七年,免于起诉而释放。6被释放后,林淬峰坚持参加家庭聚会,并表示:“政府逮捕我是逼迫教徒,我不是反革命。”他建议家庭教会“化整为零”,鼓励教徒“要刚强,不能软弱”。当局搜集到这些言行,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表面上看,与俞、李相比,林淬峰经历了更加严格的司法程序,被正式判刑——判刑的理由今天看来无比荒诞。即便如此,直到一九五九年,在看守所被关押一年之后,他才接到法院发给的一纸判决书,“我以为队我判决也得在法院郑重其事地进行吧,原来是人不知鬼不觉地草草地把一张纸塞给我,我以后十八年岁月就这样交待了”。7中共当局任意践踏法治的行径简直令人发指。

   一九七四年,林淬峰在劳改十六年之后被“提前释放”,然后被安置在北京市劳改局辖下在天津地区的茶淀清河农场就业。在这里,他是一名“准囚犯”,直到一九八一年离开中国大陆为止。他将清河农场称为“当代的奴隶庄园”,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留场就业”政策的实质便在于:“当代的奴隶庄园所奴役的是称为国家公民的‘自由人’——劳改释放犯,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没有行动的自由,而只有自由在政府强迫的劳动下被藐视、被剥削。他们和在农场里服刑的犯人其实差别仅在生活上好一些,相对的在农场范围内自由度大一些,而劳动量和劳动性质却是一样的。”8这种空前绝后的“留场就业”政策,使得囚徒们“一日为囚,终生为囚”。前前后后加起来,林淬峰失去自由的时间长达二十六年。当他一九八一年重返香港的时候,一生中最宝贵的三十年光阴已经过去了。

   从这三位基督徒的遭遇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犯罪的事实,他们对新政权完全是无害的人,他们仅仅是不愿放弃个人信仰、不愿归属“三自运动”,便成为罪不可赦的反革命分子。信仰问题成为政治问题,始作俑者乃是中共当局。信仰与政治发生关联,是当代中国无法回避的现实。因为,在中共当局的眼里,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也要归凯撒,他们要粗暴地介入社会生活乃至个人心灵世界的所有领域。一个用暴力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政权,已经自我取消了其权力的神圣来源。毫无疑问,对这样的政权进行置疑和批判,乃是信仰者捍卫自身信仰自由的第一步。

   抵制“三自”运动居然成为一个重大的罪名。由此可见,“三自运动”是中共当局用以控制教会、迫害教会、乃至消灭教会的工具。“三自运动”的基本原则和运作模式,完全不符合圣经的真理,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普世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显然,“三自运动”的属下没有一个是耶稣基督的真教会,他们虽然窃据了教堂,但他们只是橱窗、稗子和假冒为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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