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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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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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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研究中共的体制,宣传部是一个重要的入口。作为一个靠谎言和暴力起家的政权,宣传部正是其用来实施“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压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有力工具。宣传部的创建,最早是沿袭苏俄体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全面学习斯大林式的组织方式,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由此开始其“革命生涯”。毛泽东在宣传上的天才胜于其在军事上的天才。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与其说败在战场上,不如说败在文宣上。

   “笔杆子”和“枪杆子”是一切专制制度最后的堡垒。今天的中共宣传部,是整个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的始作俑者,是全世界最大的谎言制造商,是摧残中国知识分子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刽子手,更是一个集中了大批腐败分子和流氓的庞大机构。这个部门耗费纳税人无数的财富,却干着伤害纳税人利益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一头“恐龙”,人人都当像焦国标先生那样鸣鼓而攻之。
   宣传部是个腐败部
   有人误认为宣传部是一个清水衙门,少有贪污腐败的机会。其实,近期几起宣传部高官的腐败案件显示,宣传部之腐败丝毫不亚于银行、股票、交通、建筑、卫生等“腐败高发区”。
   二零零四年七月,成都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被捕。我在成都曾经见到过西南财经大学的老校长甘本佑教授,高勇正是其学生。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学者为高勇这个“最聪明的学生”的堕落深感遗憾。纯朴的老教授怎么也想不到,四十岁不到、春风得意的弟子,一下子就成了千夫所指的贪官。其实,高勇堕落的根源并非其人品,而是宣传部长这个显赫的职位——由于中共极其看重宣传工作,各级宣传部长均在该级党委“常委”之列,参与决策包括宣传在内的所有重大问题,拥有比那些不是常委的副市长们大得多的权力。
   高勇,一九六五年八月生,宁夏银川人。一九八七年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专业毕业,博士。他早年做过四川某省长的秘书,少年得志,“起点很高”,仕途一直非常顺畅。高勇曾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做过三年副州长,在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做了一年半的一把手。二零零二年六月回到成都,出任成都市委常委,分管金融工作。二零零三年成都市委、政府换届,他始任职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
   一位知情人透露,自从出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长一职以来,在这个“城市形象营销部门”里,高勇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作为主要策划人之一,他提出把成都打造成“东方伊甸园”的发展创意,获得四川省委的认同。此外,他还专门请张艺谋拍摄成都城市形象的宣传片。然而,“东方伊甸园”尚未打造成功,高勇本人已沦为阶下囚。看来,这位经济学博士对《圣经》并不太理解——伊甸园乃是人开始犯罪堕落的地方。
   高勇突然落马,据传与贵州省前省委书记刘方仁案有直接联系,是该案之余波。由于刘方仁案已水落石出,纪检部门掌握了高勇经济问题的相关证据,因此高勇并没有经过官员落马一般要经过的“双规”阶段,而是直接被刑拘。成都民间传说,高勇的问题,绝非仅仅是在贵州任职期间受贿,他在回成都担任市委常委两年、担任宣传部长一年期间,亦大肆受贿索贿,涉案金额至少达两千万以上。就在高勇被捕的当天下午,他还在大会上滔滔不绝宣讲“三个代表”。办案人员当天搜查其住所,发现仅仅是价值数万的劳力士等金表就收藏了近百枚之多。在高勇厚厚的工作日记中,毫不掩饰地记载了多年来收受贿赂的数目。
   在中共政权内落马的宣传部官员中,高勇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前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广电局局长张小川被“双规”同样充满戏剧性。张小川去参加市委宣传部会议,已经准备好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稿,到会时发现院子里有一辆市纪委的车,按理说纪委与宣传会议并不沾边。结果,他的司机一直等他出来,却总也等不到。纪委的司机便跟这名司机说:“别等了,你可以回去了,根据我的经验,你们局长肯定犯事了。”
   张小川的“双规”是由宣传部长张宗海宣布的。此后,张宗海还专门召开全市中层以上宣传干部会议。在会上,张宗海“义正辞严”地讲了三点意见,一是不要轻信谣言,二是不要乱传,三是安心做好本职工作。
   然而,几个月之后,张宗海也跟他的副手一样被“双规”了。
   宣传部是个流氓部
   宣传部整天宣传“八荣八耻”,却实实在在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做一个穿草鞋的记者,做一个穿草鞋的公仆,就是让大家时刻心里装着一双草鞋,装着百姓,装着自己的责任,为了更多的百姓可以不穿草鞋,为了更多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这段“感人肺腑”的讲话,是二零零三年九月张宗海在重庆市宣传系统“学习十六大,展示新风采”演讲比赛中的即席讲话。然而,善良的老百姓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名自称是“草鞋公仆”的宣传部长,就是这样一位在电视和报纸上正义凛然、好话说尽的副省级高官,骨子里却是全然败坏的赌徒、淫棍和酒鬼,以及彻彻底底的大流氓——由流氓执掌的部门,自然就是流氓部了。
   据《海峡都市报》报道,张宗海多次与张小川一起挪用公款到澳门赌钱。他们共动用二亿多公款,在葡京赌场贵宾厅一掷千金,共输掉一亿多元。张宗海不仅好赌,更好色:在被宣布“双规”时,办案人员在其公文包里发现三样东西:避孕套、“伟哥”和钞票。酒量颇大的张宗海虽然在重庆有家,但他在重庆五星级饭店希尔顿饭店长期包房,经常带不同的漂亮女人回去过夜。据说张宗海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可见此人心理变态到何种程度。即使在中央党校一年学习期间,他仍然不甘寂寞包养了一名女大学生。中共官员个个色胆包天,使得中央党校也成为“八大胡同”。张宗海还与黔江区某高级酒店总经理等多人保持着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这些都是圈子里“公开的秘密”。
   除了“伟哥”,张宗海对神佛的兴趣也很大。他每年要花费几十万元在华严寺等名寺烧第一炷香。在就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前几天,他还在某风景区写下“谒真武观原知万物皆循道,朝观音阁顿悟众生可成佛”的联句,看来他是道教和佛教“两手抓、两手硬”。但是,真武大帝和观音大圣并未保佑其仕途坦荡。办案人员从张家搜出数百万元现金,还发现若干精美神龛。一边拜神佛,一边宣讲“三个代表”,这就是今日中共宣传部官员理所当然的“双重生活”。不独宣传部的官员如此,就连最高级的“伟大的马列主义战士”们也大都如此。
   分析这些落马的宣传部长们的事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天天在台面上宣讲“八荣八耻”,个人私人生活却一塌糊涂,堪称五毒俱全的“现代西门庆”。据重庆广电系统的人员介绍,张小川的儿子原在重庆电视台工作,染上了吸毒的坏毛病,毒性上来时,人经常神志不清。每当他无钱买毒品的时候,就会在广电局大院里大骂父亲。“骂的次数多了,我也记清了,无非是‘你这个贪官,不给我几十万,我就把你的事情都说出去’之类的话。”后来张小川的儿子意外死亡,对张小川的打击很大。为了散心,喜欢出国旅游的张小川出国的次数更多了,“三天两头往国外跑”。出国是需要钱的,公务员的工资收入肯定不足以支撑他出国的巨额花销。那么,他的钱从哪里来呢?控制着传媒这一“朝阳产业”的宣传部,并非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没有多少油水”。张小川曾把沙坪坝区一块广电部门拥有的土地以二亿元的价格卖给一个朋友。而根据市值,这块地皮至少值三亿元,国有资产就这样流失了一个亿。张小川从这一单买卖中究竟获利多少,明眼人不难估计。
   宣传部是个刽子手部
   中共的宣传部不仅是腐败部、流氓部,还是刽子手部。在过着腐败生活和流氓生活的同时,宣传部的官员们不会忘记党交给他们的“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即“扼杀人类一切的先进文明”、“愚弄中国所有的父老乡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宣传部对内是“洗脑部”、“愚民部”,对外则是中共国际形象的“公关策划部”。
   新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秉承其前任丁关根的作风和思路,以宣传谎言、消灭真话为己任。上任数年来,刘云山的某些讲话和作为,甚至比以“盯紧”、“关紧”、“跟紧”的丁关根还要冷酷。在中共建政之初,那些出任中宣部部长、副部长的高官,一般都是肚中有点墨水的文人和理论家,如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不管其思想保守或开明,至少还称得上是“专业对口”的“笔杆子”。但近年来中共的几任中宣部部长,已经失去了“学者”和“文人”的伪装,成为赤裸裸的党棍和文化艺术的刽子手。宣传部长的文化水准直线下降,丁、刘等人甚至连写作一篇文字通顺的讲稿的本领都不具备,更不用说拥有什么基本的“理论素养”了。于是,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才杀气腾腾地贯彻胡总书记的教导:“我们的宣传工作要向古巴和北朝鲜学习,他们的经济虽然遇到了一点困难,在政治上却一贯正确。”
   丁关根、刘云山、吉炳轩之流的左棍,是中国的戈培尔,也是中国的萨哈夫。他们不会说一句真话,说起谎话来却不用打草稿。最高层选择由这样的人物来担任中宣部部长的要职,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周密安排:看门的狗自然是越凶越好。今天的中宣部很难再出现一个像朱厚泽那样的开明派了——在最近中宣部传达的“黑名单”上,朱厚泽名列第一。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前中宣部部长成为中宣部最大的敌人。
   有了宣传部这样一个“刽子手部”的存在,要实现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还遥遥无期、任重道远。不过,一个让人欣慰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宣部不得不躲到幕后进行种种黑箱操作,他们再不敢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振振有词地传播谬误和毒素、并率先展开对知识分子的大批判。他们也无法像邓小平时代那样,在媒体上铺天盖地地批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民间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评判体系,那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官方越要将其批臭,他们在民间就越香。这些官僚们也知道世界民主大潮不可抵抗,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好通过“打电话”、“开小会”的方式来实现禁书、禁报、封杀作者的恶行。他们不敢像昔日一样光明正大地下发文件,刀笔吏们开始害怕在历史上留下丑恶记录了。在执行来自更上层的命令时,他们心里也感到理亏、感到底气不足。这些丑陋的蝙蝠们躲在黑暗里,挥舞他们黑色的翅膀;而在不久的将来,在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这块土地上时,这些蝙蝠们终将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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