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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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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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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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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就卢雪松事件中“告密者”的定义与崔卫平女士商榷
   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二日独立中文笔会的新年聚餐会上,朋友们谈起了二零零五年度“林昭纪念奖”得主卢雪松女士,大家都很关心她目前的处境。在讨论中,诸位朋友又就导致卢雪松被停课和被“取保候审”的那个“告密学生”的行为是否属于“告密”发生了一些争论。电影学院的教授郝建先生不同意我将此学生的行为定义为“告密”,而徐友渔先生则反驳说,我们不应当将某些简单的事情故意弄得复杂化,然后取消最基本的是非判断。
   两天后,我又读到了崔卫平女士的文章《岁末想起了一个人》。在这篇文章中,崔女士以那个女学生为主人公,为其辩护说:“对于这个预备党员学生可以做一些同情的理解,对于她的选择也应该有一份尊重……这位学生所受的伤害并不比卢老师小。因为比较起来,卢老师有能力分辨和面对后来的局面和目前的处境,而这位学生年幼、经验不足,她所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更加艰难。趁岁末之际,我愿意对这个女孩子的明天和未来表示最大的祝福。”在我看来,这种貌似中庸的看法,实际上取消了对这一事件应有的是非善恶判断,害人者与受害者居然被崔女士置身于同一价值水准上。在我看来,我们固然要怜悯那些被罪所捆绑的犯罪者,但是我们不能无视罪的存在。换言之,我们恨恶罪,但不恨恶罪人,我们应当像林昭那样为那些深陷在黑暗中的人充满悲悯和同情。但是,在崔女士的眼里,居然连罪都荡然无存了。那么,谁应当为卢雪松的遭遇负责呢?难道仅仅是那个下命令的学校领导?如果没有那个学生向校方提供信息,卢雪松又怎么会遭遇到如此严酷的待遇?这个学生完全清楚她向校方告密,会将老师置于何种危险的境地,她不是“一张白纸”,不是像崔女士所说的那样估计不到事态的后果有多严重。崔女士进而担心这名告密者今后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艰难”——这是多虑了,在今天的大学之内和社会各领域中,有那么多的告密者活得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何须崔女士来杞人忧天?这本来就是一个诱导告密、鼓励告密、倡导告密乃至安排线人告密的时代,告密者们正在一个接一个地优孟衣冠、粉墨登场呢。崔女士如此多虑,仿佛是一位刚刚从国外回来的“海龟”,对“基本国情”一无所知呢。
   崔卫平认为,一些朋友对告密者的批评导致了“对共产主义信仰者的不宽容”,我很难相信这是哈维尔文集的译者的观点——哈维尔不是倡导我们生活在真实之中吗?那么,生活在真实之中的人和生活在虚伪之中的人,难道是一样的人吗?崔女士在电影学院任教,她的女儿也在大学念书,按照常理推测,应当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有一定的了解。然而,我从这篇文章中却发现,这位大学教授却对大学生的状况缺乏基本的了解。她认为如今的大学生们选择入党,固然有功利方面的考量,但其中也不乏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这种看法显然会遭到比崔女士年轻三十岁左右的大学生们的耻笑——这一代人中哪里还有怀着崇高的理想争取入党的“天真汉”和“天真女”?他们还没有成年就已经世故了,那种透骨的世故比饱经风霜的老人还要可怕。
   早在十多年前,我作为北大新生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训的时候,就曾经亲见多少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为了争取入党名额而打得头破血流。其中有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同窗,外表看憨憨厚厚的,为了入党,居然在队长前来视察打扫厕所的关键时刻,故意放下工具,直接用手去淘便坑——队长深受感动,对其大加褒扬,从此入党提干一路领先。当然,这种“于连式”的聪明人,不能代表所有的大学生,却能代表十之八九的要求入党的大学生。在我有限的交往中,在我的同龄人和比我更年轻的学子当中,确实有不少人是中共党员。但迄今为止,我并没有发现有一个人具备了崔女士所假想的那种“天真的理想主义”。近年来,我也曾经到过三十多所大学演讲,前前后后曾对数万名学生提问说:“你们当中有人能够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入党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吗?”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获得过一次肯定的回答。在今天这样一个中共独裁、腐败盛行的制度下,入党意味作什么,相信这些积极入党的大学生无不心领神会。偏偏崔女士身为教授,却天真得像幼稚园中的孩子一样,“不惮以最大的善意”去体谅那些畅饮狼奶的“孩子”们——是的,他们是孩子,但他们却可以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用铜头皮带抽打老师的红卫兵,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变脸”成告密者。刘军宁先生就是因为北大学生中的告密者而被迫从社科院辞职,而“新青年”案件中的杨子立等四位青年学子,也是因为同学的告密而被判重刑。
   告密者就是告密者,这不是一个太复杂的事实——在今天中国大陆的大学里,有许多教授和学生都是领取安全部门薪水的“线人”,这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深受后现代思想侵蚀的崔教授却喜欢将简单的事实弄得无比复杂,她有意淡化该学生的告密者的身份,从而让其在此事件中逃之夭夭。这种在道德底线上一泻千里乃至干脆就取消道德底线的作法,难道真的就符合“多元”和“宽容”的原则吗?在我看来,“多元”当中,显然不应当包含那种压制其他诸“元”的一元;而“宽容”一词,也绝不意味着对邪恶的熟视无睹。因此,完全我不能同意崔女士所持的“绝对的相对主义”的立场——如果那样推导下去的话,卢雪松与告密者就成了一模一样的人,而林昭与弓琳也成了一模一样的人。这是一种可怕的价值紊乱和价值虚空。
   崔女士在文章中对我的《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认为我不应当激烈批评那位用自己当“形象代言人”得到的一万多块钱交党费的女学生弓琳。她认为我的这种观点:“从思维方式上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排除异己,排除那些与自己有着不同想法或者信仰的人。……反对专制的最好方式是尽可能摆脱专制性思维,比如承认对方有选择与自己不同的信仰和人生道路的权利,只要不危害社会和他人。在这个意义上,弓琳选择交纳巨额党费只是她自己的事情。”弓琳交党费一事,表面上看确实没有伤害到什么人的实际利益,但在深层次上却严重地毒化了我们这个社会原本就很恶劣的道德风气。
   据弓琳的同学的一些观察,这名女学生并没有把共产主义当作信仰或理想,与其说她交党费是出于对党的爱,还不如说是以此行为向党“撒娇”并索取更多的回报。果然,弓琳毕业之后被特别安排到香港某显赫的官方机构任职——损失了一万多元钱就成为了新时代的焦裕禄,付出了一万元钱就获得了在香港的年薪数十万的职位,这位小师妹可谓“机关算尽最聪明”,哪里有一丝崔女士想像中的“天真无邪”呢?我敢说,这位小师妹生存能力之强,肯定大大超过了像我和崔教授这样老实巴焦的“臭老九”。更何况,弓琳事件已经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成为主流媒体大肆炒作的公共事件。那么,为什么在崔女士看来,弓琳有为党的文化和宣传机器服务的权利,而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我却没有批评她的权利?打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人躺在粪坑中游泳,他个人固然可以自得其乐,但我在一边经过的时候,难道就不能说一声“太臭了”吗?
   卢雪松事件中的告密学生和交党费的弓琳一样,都是不择手段的投机者。批评这些丑恶的现象,并不是对信仰自由原则的伤害。他们的行为跟信仰无关。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全盘否定了所有共产主义者的追求,我一直都对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充满敬意。但是,我绝对不会单纯到将告密的肖小当作真诚的信仰者看待的程度。我的朋友冉云飞近年来致力于整理《中国告密史》一书,在他的书房里我看到了诸多显示出人性肮脏黑暗的一面的材料,尤其是当代以来出现在夫妻、父子、兄弟之间的告密最为触目惊心,而这些卑鄙的告密举动无一与信仰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早已惊人地预见到了这种可怕的制度:“在那里,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互相监视,而且有义务告密。每一个人都属于大家,大家也属于每一个人。就所处的奴隶地位来说,所有奴隶都是平等的。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诽谤和谋杀,但主要是平等……不需要有较高的才能!……他们不是被流放,就是被处决。西塞罗被割掉舌头,哥白尼被挖掉眼睛,向莎士比亚投掷石头……”这就是昨天的苏联东欧和今天的中国的真实状况。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崔卫平写道:“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在得知卢雪松的遭遇之后,表示欢迎卢雪松报考她本人的研究生或者博士生,那么我要说,我本人同样欢迎这位即将毕业的女学生来报考我的研究生,我会对她一视同仁地对待。”我对艾晓明的立场深表敬意,在我六年前工作遇到问题时,艾晓明教授曾用同样的方式向我表达过支持;但是,我无法认同崔卫平女士的这种过于矫情的表达——在我们的身边,还有更多正直、清白的公民,为民主和自由奋斗乃至受伤害的公民,他们需要我们去帮助和声援,我们最该帮助和声援的是他们,而不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告密者。告密者早已安排好了自己的后路,她会活得比你我都好,她根本瞧不起你崔教授的橄榄枝。崔女士的这句话,不禁让我想起了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想起了农夫和蛇的故事。
   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最需要的便是正常的对是非、真假、善恶的判断。这种正常的判断乃是我们重建一个“开放社会”和“自由社会”的前提。我们固然要理解和同情每一个普通人在强大的专制制度下的软弱、沉默和顺从,但我们同样不能抹煞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们奋起抗争的意义。我们在理解人性的缺陷的同时,更要理解人性的伟大与崇高——失去了对伟大与崇高的认信,人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呢?因此,我们不能偷梁换柱、故作中立地说:“我们大家都差不多。”不,不一样,丁子霖、蒋彦永、刘晓波、卢跃刚、焦国标、陈光诚和卢雪松们,就是跟特务、告密者和新闻检察官们不一样。诚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去做丁子霖、蒋彦永、刘晓波、卢跃刚、焦国标、陈光诚和卢雪松,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像他们那样为了说真话而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但我们给予他们以赞美和尊重,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是他们在拯救着我们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是他们守住了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正如章诒和女士所说:“今天的中国,有这样一批人和没有这样一批人,确实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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