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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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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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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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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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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就卢雪松事件中“告密者”的定义与崔卫平女士商榷
   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二日独立中文笔会的新年聚餐会上,朋友们谈起了二零零五年度“林昭纪念奖”得主卢雪松女士,大家都很关心她目前的处境。在讨论中,诸位朋友又就导致卢雪松被停课和被“取保候审”的那个“告密学生”的行为是否属于“告密”发生了一些争论。电影学院的教授郝建先生不同意我将此学生的行为定义为“告密”,而徐友渔先生则反驳说,我们不应当将某些简单的事情故意弄得复杂化,然后取消最基本的是非判断。
   两天后,我又读到了崔卫平女士的文章《岁末想起了一个人》。在这篇文章中,崔女士以那个女学生为主人公,为其辩护说:“对于这个预备党员学生可以做一些同情的理解,对于她的选择也应该有一份尊重……这位学生所受的伤害并不比卢老师小。因为比较起来,卢老师有能力分辨和面对后来的局面和目前的处境,而这位学生年幼、经验不足,她所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更加艰难。趁岁末之际,我愿意对这个女孩子的明天和未来表示最大的祝福。”在我看来,这种貌似中庸的看法,实际上取消了对这一事件应有的是非善恶判断,害人者与受害者居然被崔女士置身于同一价值水准上。在我看来,我们固然要怜悯那些被罪所捆绑的犯罪者,但是我们不能无视罪的存在。换言之,我们恨恶罪,但不恨恶罪人,我们应当像林昭那样为那些深陷在黑暗中的人充满悲悯和同情。但是,在崔女士的眼里,居然连罪都荡然无存了。那么,谁应当为卢雪松的遭遇负责呢?难道仅仅是那个下命令的学校领导?如果没有那个学生向校方提供信息,卢雪松又怎么会遭遇到如此严酷的待遇?这个学生完全清楚她向校方告密,会将老师置于何种危险的境地,她不是“一张白纸”,不是像崔女士所说的那样估计不到事态的后果有多严重。崔女士进而担心这名告密者今后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艰难”——这是多虑了,在今天的大学之内和社会各领域中,有那么多的告密者活得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何须崔女士来杞人忧天?这本来就是一个诱导告密、鼓励告密、倡导告密乃至安排线人告密的时代,告密者们正在一个接一个地优孟衣冠、粉墨登场呢。崔女士如此多虑,仿佛是一位刚刚从国外回来的“海龟”,对“基本国情”一无所知呢。
   崔卫平认为,一些朋友对告密者的批评导致了“对共产主义信仰者的不宽容”,我很难相信这是哈维尔文集的译者的观点——哈维尔不是倡导我们生活在真实之中吗?那么,生活在真实之中的人和生活在虚伪之中的人,难道是一样的人吗?崔女士在电影学院任教,她的女儿也在大学念书,按照常理推测,应当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有一定的了解。然而,我从这篇文章中却发现,这位大学教授却对大学生的状况缺乏基本的了解。她认为如今的大学生们选择入党,固然有功利方面的考量,但其中也不乏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这种看法显然会遭到比崔女士年轻三十岁左右的大学生们的耻笑——这一代人中哪里还有怀着崇高的理想争取入党的“天真汉”和“天真女”?他们还没有成年就已经世故了,那种透骨的世故比饱经风霜的老人还要可怕。
   早在十多年前,我作为北大新生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训的时候,就曾经亲见多少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为了争取入党名额而打得头破血流。其中有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同窗,外表看憨憨厚厚的,为了入党,居然在队长前来视察打扫厕所的关键时刻,故意放下工具,直接用手去淘便坑——队长深受感动,对其大加褒扬,从此入党提干一路领先。当然,这种“于连式”的聪明人,不能代表所有的大学生,却能代表十之八九的要求入党的大学生。在我有限的交往中,在我的同龄人和比我更年轻的学子当中,确实有不少人是中共党员。但迄今为止,我并没有发现有一个人具备了崔女士所假想的那种“天真的理想主义”。近年来,我也曾经到过三十多所大学演讲,前前后后曾对数万名学生提问说:“你们当中有人能够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入党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吗?”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获得过一次肯定的回答。在今天这样一个中共独裁、腐败盛行的制度下,入党意味作什么,相信这些积极入党的大学生无不心领神会。偏偏崔女士身为教授,却天真得像幼稚园中的孩子一样,“不惮以最大的善意”去体谅那些畅饮狼奶的“孩子”们——是的,他们是孩子,但他们却可以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用铜头皮带抽打老师的红卫兵,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变脸”成告密者。刘军宁先生就是因为北大学生中的告密者而被迫从社科院辞职,而“新青年”案件中的杨子立等四位青年学子,也是因为同学的告密而被判重刑。
   告密者就是告密者,这不是一个太复杂的事实——在今天中国大陆的大学里,有许多教授和学生都是领取安全部门薪水的“线人”,这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深受后现代思想侵蚀的崔教授却喜欢将简单的事实弄得无比复杂,她有意淡化该学生的告密者的身份,从而让其在此事件中逃之夭夭。这种在道德底线上一泻千里乃至干脆就取消道德底线的作法,难道真的就符合“多元”和“宽容”的原则吗?在我看来,“多元”当中,显然不应当包含那种压制其他诸“元”的一元;而“宽容”一词,也绝不意味着对邪恶的熟视无睹。因此,完全我不能同意崔女士所持的“绝对的相对主义”的立场——如果那样推导下去的话,卢雪松与告密者就成了一模一样的人,而林昭与弓琳也成了一模一样的人。这是一种可怕的价值紊乱和价值虚空。
   崔女士在文章中对我的《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认为我不应当激烈批评那位用自己当“形象代言人”得到的一万多块钱交党费的女学生弓琳。她认为我的这种观点:“从思维方式上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排除异己,排除那些与自己有着不同想法或者信仰的人。……反对专制的最好方式是尽可能摆脱专制性思维,比如承认对方有选择与自己不同的信仰和人生道路的权利,只要不危害社会和他人。在这个意义上,弓琳选择交纳巨额党费只是她自己的事情。”弓琳交党费一事,表面上看确实没有伤害到什么人的实际利益,但在深层次上却严重地毒化了我们这个社会原本就很恶劣的道德风气。
   据弓琳的同学的一些观察,这名女学生并没有把共产主义当作信仰或理想,与其说她交党费是出于对党的爱,还不如说是以此行为向党“撒娇”并索取更多的回报。果然,弓琳毕业之后被特别安排到香港某显赫的官方机构任职——损失了一万多元钱就成为了新时代的焦裕禄,付出了一万元钱就获得了在香港的年薪数十万的职位,这位小师妹可谓“机关算尽最聪明”,哪里有一丝崔女士想像中的“天真无邪”呢?我敢说,这位小师妹生存能力之强,肯定大大超过了像我和崔教授这样老实巴焦的“臭老九”。更何况,弓琳事件已经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成为主流媒体大肆炒作的公共事件。那么,为什么在崔女士看来,弓琳有为党的文化和宣传机器服务的权利,而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我却没有批评她的权利?打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人躺在粪坑中游泳,他个人固然可以自得其乐,但我在一边经过的时候,难道就不能说一声“太臭了”吗?
   卢雪松事件中的告密学生和交党费的弓琳一样,都是不择手段的投机者。批评这些丑恶的现象,并不是对信仰自由原则的伤害。他们的行为跟信仰无关。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全盘否定了所有共产主义者的追求,我一直都对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充满敬意。但是,我绝对不会单纯到将告密的肖小当作真诚的信仰者看待的程度。我的朋友冉云飞近年来致力于整理《中国告密史》一书,在他的书房里我看到了诸多显示出人性肮脏黑暗的一面的材料,尤其是当代以来出现在夫妻、父子、兄弟之间的告密最为触目惊心,而这些卑鄙的告密举动无一与信仰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早已惊人地预见到了这种可怕的制度:“在那里,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互相监视,而且有义务告密。每一个人都属于大家,大家也属于每一个人。就所处的奴隶地位来说,所有奴隶都是平等的。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诽谤和谋杀,但主要是平等……不需要有较高的才能!……他们不是被流放,就是被处决。西塞罗被割掉舌头,哥白尼被挖掉眼睛,向莎士比亚投掷石头……”这就是昨天的苏联东欧和今天的中国的真实状况。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崔卫平写道:“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在得知卢雪松的遭遇之后,表示欢迎卢雪松报考她本人的研究生或者博士生,那么我要说,我本人同样欢迎这位即将毕业的女学生来报考我的研究生,我会对她一视同仁地对待。”我对艾晓明的立场深表敬意,在我六年前工作遇到问题时,艾晓明教授曾用同样的方式向我表达过支持;但是,我无法认同崔卫平女士的这种过于矫情的表达——在我们的身边,还有更多正直、清白的公民,为民主和自由奋斗乃至受伤害的公民,他们需要我们去帮助和声援,我们最该帮助和声援的是他们,而不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告密者。告密者早已安排好了自己的后路,她会活得比你我都好,她根本瞧不起你崔教授的橄榄枝。崔女士的这句话,不禁让我想起了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想起了农夫和蛇的故事。
   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最需要的便是正常的对是非、真假、善恶的判断。这种正常的判断乃是我们重建一个“开放社会”和“自由社会”的前提。我们固然要理解和同情每一个普通人在强大的专制制度下的软弱、沉默和顺从,但我们同样不能抹煞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们奋起抗争的意义。我们在理解人性的缺陷的同时,更要理解人性的伟大与崇高——失去了对伟大与崇高的认信,人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呢?因此,我们不能偷梁换柱、故作中立地说:“我们大家都差不多。”不,不一样,丁子霖、蒋彦永、刘晓波、卢跃刚、焦国标、陈光诚和卢雪松们,就是跟特务、告密者和新闻检察官们不一样。诚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去做丁子霖、蒋彦永、刘晓波、卢跃刚、焦国标、陈光诚和卢雪松,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像他们那样为了说真话而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但我们给予他们以赞美和尊重,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是他们在拯救着我们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是他们守住了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正如章诒和女士所说:“今天的中国,有这样一批人和没有这样一批人,确实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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