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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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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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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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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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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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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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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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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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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我在拜谒波良纳的托尔斯泰庄园的时候,在其故居中看到了许多托翁的亲笔信件。从中年时代开始,托尔斯泰便经常给沙皇写信——他给沙皇写信并非像一般的贵族那样献媚,相反他毫不留情地指责俄国社会的黑暗,希望沙皇体谅民间疾苦,厉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改革。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而托翁本人却是一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换言之,一个真正的“反革命”。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吊诡。不过,托翁的文学活动最活跃的时期,横亘了从一八六一的农奴改革到一九一零年革命前夕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对俄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确实可以汇总成为一部个人化的俄国近代史。

   托尔斯泰的书信集中保存了他与三位沙皇的通信——当然,这些信件不会有任何的效果,三代沙皇都我行我素,绝对信奉独裁专制的原则。他们虽然不敢公然迫害托翁,却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当然,托翁也深知沙皇们的本性,比如对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托翁的评价是:“尼古拉认为,所有的人都同围绕着他的人一样,可是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是下流东西,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下流东西。”(《托尔斯泰日记》)但是,托翁仍然不放弃对这些铁石心肠的统治者的规劝。
   在这些书信中,引起我兴趣的是列夫托尔斯泰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一封信,写于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莫斯科——
   
   陛下:
   七月六日,一个宪兵军官由警察部门负责人陪伴,当我不在家时来到我的住宅。那时正值度假时期,我家有几位本地乡村客人,是一些学生和老师们;还有我姨母和我妹妹。宪兵官员向教师们宣称他们被逮捕了,他要求他们把随身携带物品和证件交给他,搜查进行了两天,他们还搜查了学校,食品库房。根据宪警的说法,他们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另外还有其它对我客人的冒犯,还将这种冒犯强加到我本人和我的姨母及我妹妹的头上:宪警搜查了我的办公室和我妹妹的寝室。当被问到根据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时,宪警纸面上宣称是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士兵和宪兵官员在场,证实了这些说法。警官们去过我妹妹的寝室查看了所有文件和日记,然后离去。他们向我的客人们我的家庭成员宣称他们自由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因此他们是我们的法官,我们是否被指控可疑或不自由要取决于他们。宪警并加上一句,他们离去并不意味我们彻底安宁了,他说我们能够每天都来。
   我感到奇耻大辱,陛下。这种对我的冒犯毫无道理。我的过去,我的各种关系,我的公开活动和服务,教育人民的相关活动,表达了我深刻观点的杂志,并没有破坏别人的幸福和安宁。我的所作所为可以向一切人证明:我不是一个阴谋家、一个宣言的编辑者,或杀人放火犯。然而,我却被怀疑犯罪,在社会面前感到羞耻,我不得不苟活在这种持续的威胁之下。警察的到访试图在舆论面前毁掉我,舆论对我至关重要,这是我多年积累的,对我选择从事的活动不可或缺——也就是创建百姓学校。我不能指控我本人,我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正确:我不认识任何通风报信者,我也不能指控宣判我、污蔑我的官员们,因为他们多次重复说,他们并没有以个人目的行为,而是执行最高当局的指令。
   但是,我想这是不可能的,政府和皇帝陛下不是“一贯正确”吗?我不愿作这样的设想,我想这是不可能的:陛下的愿望是要惩罚无辜的人,让正当的人们生活在永远的恐惧和被侵犯的处境之中。为了知道陛下真实的意图,陛下究竟要惩罚什么人,我决定直达天听,我只要求一件事:这样不合法的事不要借用陛下的名义。
   对陛下非常忠诚和非常驯服的: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对托尔斯泰的监视、骚扰和侮辱,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托翁当然知道一切都是最高当局的指示,但他故意将沙皇放置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既然你宣称自己的权柄来自于上帝,你难道会肆无忌惮地惩善扬恶吗?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可是,沙皇们将托翁的信扔到一边,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托翁的用心良苦——如果他们按照托翁所建议的那样做的话,他们本人不会死于非命,俄罗斯也不会淹没在革命的血泊之中。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迷信权力和暴力的作用,认为派遣几个秘密警察去搜查托翁的住宅,派一队士兵去托翁的庄园外巡逻,就可以让托翁闭嘴,就可以让其他人不敢与托翁来往,就可以让托翁的影响力被限定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沙皇和他的大臣们想错了,他们的下流作法不仅无损于托翁的伟大,反倒成为一种对托翁极为有益的“形象设计”——作为受难者的托翁更加受到人民的敬重,而作为对施加伤害的帝国政权的道义资源却迅速流失了。
   历史不是巧合:此信发送之后二十年,亚历山大二世被革命党人暗杀。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是个整天醉醺醺的酒鬼,根本没有时间看托翁继续给他写的信。该信发出四十三年之后的一九零五年,俄国首都彼得堡发生人民请愿,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军队枪杀民众,大失人心。远在波良纳庄园的托翁感觉到了革命的脉搏,他在日记中写道:“像法国人在一七九零年唤起世界一样,俄国人在一九零五年也发出同样的召唤。……托克维尔说,大革命恰恰发生在法国,而不是在别的国家,这正是因为法国人民普遍的情况更坏,更受虐待。按照同样的原因,新的随后的土地自由革命应当发生在俄国,因为在俄国比任何地方人民和土地的关系更坏。”一九一零年十一月十日托尔斯泰逝世,此后又七年,俄国爆发革命,罗曼诺夫王朝的垮台,自诩要“比彼得大帝更专制,比伊凡雷帝更苛刻”的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枪杀。
   看来,秘密警察们无论怎样努力也没有能够保住沙皇的“铁桶江山”。漠视民间的呼声,漠视像托尔斯泰这样的良心的呼吁,终于使得沙皇政权成了一个只拥有辉煌宫殿的空壳,再也没有人尊重这套制度,再也没有人信奉这套理论。秘密警察卑劣的行径,不仅没有捍卫沙皇的权力,反倒加速将沙皇推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如今的中共政权与当年的沙皇政权惊人地相似:他们对任何改革的建议都置若罔闻,他们是当今世界最腐败堕落的一个官僚群体,不愿出让一丁点已经享有的特权。中共当局对所有不同意见都采取打压手段,认为依靠一群秘密警察就可以维持“压倒一切的稳定”。他们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不稳定因素”,对“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蒋彦永、焦国标、陈光诚等中国最可宝贵的良心,采取比当年沙皇更为严酷的手段来制裁。他们多次到刘晓波家中抄家,也非法从我的电脑中拷贝走了所有内容——那一次,他们出动了二十多个便衣警察,如临大敌一般,而我只是一介书生而已。那些相貌英俊的年轻小伙子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当年,沙皇的警察故意搜查托翁女眷的房间,以示一种羞辱;今天,中共的特务们也将其肮脏的黑手伸向其打击的对象的亲人们,比如我和王怡的妻子,她们的工作都曾受到骚扰。联合国酷刑特使访华期间,几个特务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包括我出门买菜也尾随不止。他们的工作有乐趣、有果效吗?他们能坦然地向妻子和孩子讲述自己的工作吗?沙皇的宪兵们堂而皇之地说,这是奉沙皇之命;审讯我的警察头子也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这是最高当局的指示。是的,“最高当局”,他们认为可以用油去灭火,所有“不稳定因素”都要消灭在萌芽阶段。殊不知,他们本人才是这个社会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们的命运会比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更好吗?我不必像托翁那样长寿便可以看到他们的结局,对此我深有信心。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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