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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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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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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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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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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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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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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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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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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里寻找经济学的源头——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访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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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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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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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
   ——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关心中国问题的美国朋友:
   感谢美国民主基金会为我提供这样一次机会,与诸位一起分享中国民众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民主的追求,对我来说这将是一段值得记忆的人生经历。西方汉学家曾经有一句名言:“在中国发现历史”;而我两次访问美国最切身的感受则是:“在美国发现自由”。自由是美国社会诸多价值观念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从里根、克林顿、布什诸位总统到最近刚刚访华的副总统切尼,他们到中国几所著名大学演讲的时候都反复强调自由价值的重要性。切尼副总统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指出:“自由是普天下每一个人的希望,并非专属于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或某一个地区。”让人遗憾的是,在演讲稿正式发表的时候,受到官方严格控制的通讯社和报纸悄悄删去了这些句子。这是一个胆怯而虚伪的政权的必然反应。然而,我个人坚信:自由不是单单属于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自由是整个人类的价值观。美国人热爱自由,中国人也热爱自由。真正仇恨自由的只有本•拉登、萨达姆、金正日以及当年在天安门向学生和民众开枪的凶手们。为了获得自由,无数的中国公民愿意斗争、愿意付出、愿意献身,就像当年乘坐五月花号远渡重洋来到美洲的人们一样,就像林肯和马丁•路德•金一样。因为自由从来不会从天而降。
   天安门屠杀十五年之后,中共政权一方面加快推行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另一方面继续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拒绝任何政治改革。在国际舞台上,中共展开诸多卓有成效的宣传和公关活动,仿佛摇身一变成为一头微笑的、彬彬有礼的“不咬人的老虎”。许多西方人也开始认为中共正在努力朝民主的方向发展、中共正在领导中国发生积极的变化,他们不再把中共看作如同当年苏联那样的、到处是“古拉格群岛”的邪恶帝国。然而,事实是,中共依然是一只“不断咬人的老虎”:这个政权持续迫害基督教和天主教家庭教会、法轮功修炼者、西藏和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和从事民主活动的人士,武力威胁初步实现民主制度的台湾,压制香港市民的民主诉求,几亿农民和几千万失业工人成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被抛弃者。这些情况难以被一般的美国人所知晓。近年来,到美国留学和访问的中国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有限度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在美国充当了中共政权辩护者的角色。更多的人则是出于恐惧,即使到了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也不敢诉说中国的真相。另一方面,敢于说出真相的中国人,大部分都被禁止出国。因此,我非常珍惜访问美国的机会,在大学里、在媒体上、在一切场合,向美国人民讲述更多的关于中国的真相。
   二零零四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网络大国,中国的青年一代正在利用网络获得更多的、多元化的信息。网络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新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写作自由。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六年前我历经千辛万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火与冰》。此前,我的文字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许多大学中悄悄流传,因为网络还只是被少数人使用。而现在,我可以立即将一篇写好的评论通过伊妹儿发给许多网站和论坛,几分钟后这篇文章就被大量的读者所阅读。比我更加年轻的作者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能熟练地运用网络这一传播渠道。他们比我更为幸运,他们不再经历漫长的“抽屉文学”的阶段。刘晓波先生曾经对我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要给海外的报刊写一篇文章,需要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到西方驻京记者的公寓,使用他们的传真机发出去;而现在,他只需要在家中用几个手指轻轻一点,一封伊妹儿就成功发送出去了。但是,中国官方从来没有放弃对网络的控制,在思科和雅虎等美国公司的技术帮助下,中国政府对许多在网络上发表批评意见的公民进行严密监控和残酷迫害。据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调查,迄今为止中国有四十多名作家因为在网络上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而被捕入狱。许多人在狱中遭到虐待。
   今天,我想向诸位介绍“新青年读书会”这个匪夷所思的冤案。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四名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徐伟、靳海科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杨子立、张宏海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几年以前,以这四名还在大学念书的青年学生为主体,组织了一个不到十人的读书沙龙,他们给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传授法律知识,骑着自行车到乡村进行社会调查,创办个人网站讨论政治改革的问题。三年前,四名青年被安全机关秘密逮捕,在北京市安全局的看守所中被长达几十个小时地罚站、被用燃烧的烟头烫脖子。如果不承认莫须有的罪行,他们甚至得不到基本的食物。
   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这四名青年被剥夺了与亲人见面的机会。就在我访问美国的前夕,这四位青年终于获得了与亲属见面的机会。我在北京也与他们的亲属见了面。靳海科的父亲是一位来自河南省的农民,长年艰辛的劳动,使他像中国大部分的农民一样,皱纹满面,弯腰驼背。他几乎不识字,考上大学的儿子是一家人最大的希望。为了让儿子完成学业,这个贫穷的家庭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然而,这位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居然被当作“国家的敌人”而被判处十年漫长的徒刑。他不知道儿子做了些什么,只知道儿子是一个孝顺的、聪明的、善良的孩子。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遭受了沉重打击之后陷入一片茫然的老人。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他。这位父亲虽然无法理解在儿子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但他坚信:儿子没有错,错的是“国家”!
   “新青年四君子”的悲惨的故事在今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华盛顿邮报》上有过详细的报道。这一案件一方面说明,天安门屠杀之后,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反抗官方的愚民教育和宣传,重新接过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共当局非常害怕青年知识分子的组织活动,他们要打击敢于挑战这个谎言帝国的一切说真话的人。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道路需要中国人民自己来走。某些中共官员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认为中国人不能拥有更多的信息,认为中国人的人权就是吃饭的权利。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可耻的“自我种族歧视”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在中国越来越没有市场。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中国已经出现了许许多多为自由而战斗的勇士,他们当中有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有律师、记者、作家和商人。网络逐渐成为独立知识分子追求言论自由的最佳平台。在新闻不自由的中国,人们在网络上寻求有限的说真话的权利和可能。
   最近两年,中国先后出现了二十多次有重大影响的网络签名活动,例如:联署签名慰问“九•一一”之后的美国人民(在中国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幸灾乐祸的声音中,这封签名信尽管受到了恶毒的攻击,却挽回了中国的声誉,让世人认识到中国还有部分人具有正常的同情心和爱的能力)、建议迁移毛泽东尸体(这是在官方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系列活动中唯一的反对的声音,是对毛泽东罪恶的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呼吁政府释放被捕的网络作家(因为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被捕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刘荻因此而被释放)等。相当一部分中国公民,已经学会在网络上就国际和国内事务广泛发表意见。这些签名信件,最多的时候有近万人参与。在这些有明确的价值立场的表达和政治诉求的签名抗议活动中,参与者既有著名学者、作家,也有律师和记者,更多的是普通网民。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一切平等地发出他们的声音来,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
   许多在体制内拥有相当资源和地位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在网络上尖锐批评国内的政治生态。例如: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医生蒋彦永,今年春天发表公开信要求为天安门学生运动正名,在网络上引起巨大震撼,成为知识分子良知苏醒的标志事件;北京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贺卫方,在一次由民营书店举办的学术沙龙中,公开表达对中共“三个代表”学说的蔑视和对镇压法轮功的不同意见,他的讲话迅速出现在网络上;北京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焦国标,今年三月在互联网上发表一篇名为《讨伐中宣部》的文章,痛斥这一违宪机构的为所欲为(《纽约时报》在“新闻自由日”作了长篇报道);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当权力部门整肃率先报道萨斯和孙志刚事件的《南方都市报》之时,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捍卫新闻自由的原则;四川成都大学讲师王怡,也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为网络作家杜导斌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被捕而呼吁,并严厉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光泽,参与发起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网络签名活动,并建议以此为契机清除毛泽东独裁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撰写长文揭露北京出租车业垄断经营的黑幕,获得十万出租车司机的敬意,报纸被停止发行之后,他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更大的轰动。这些并非单一的案例表明:一个愿意为自由而战斗的网络知识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一种有力量的网络舆论也正在形成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开始主动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建立密切的联系。就我个人来说,就与蒋彦永、贺卫方、焦国标、展江、王光泽、王克勤等人有着各式各样的联系。更重要的一个迹象是,许多在网络上非常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敢于突破中共当局设定的“不可接触的人”的无形的界限,他们与刘晓波、包遵信、“天安门母亲”群体等都有来往。去年,与“新青年读书会”案件差不多同时审理的,有资深中国民主党成员何德普的案件。何德普的妻子贾兰英与杨子立的妻子路坤曾经一起接受西方记者的访问,她们表示各自的遭遇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何德普被捕之后,他的同事和朋友中,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他呼吁,也没有人愿意向贾兰英提供帮助;但是,在杨子立被捕之后,他的许多同学和同事都敢于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或者向路坤提供各种帮助,其中还有许多人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何德普五十岁,杨子立三十岁,这两代人已经有了不同的价值座标。杨子立这一代人不再把进入体制之内看作人生唯一的选择,相反他们为自己体制外的生存感到自信和自豪。
   中国的网络知识共同体可以被看作中国人走向自由重要努力。中国像一个巨大的城堡,一个鲁迅所说的黑暗的“铁屋子”,如今网络为这个城堡和“铁屋子”打开了一个缝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门缝挤得更大。我承认,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皇权文化传统、并长期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毒害的国家,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也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艰难。但是,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作家、作为一名信仰上帝的基督徒,我也坚信中国绝对不是一块被上帝遗弃的土地、中国人不应当永远过一种没有自由的奴隶的生活。中国的民主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实现民主化,将意味着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在全球范围获得普遍的认同,将意味着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社会制度的彻底终结。我也相信,未来的民主的中国将是美国最亲密的伙伴,中国将与美国一起为世界的和平与幸福作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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