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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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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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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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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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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小平的“亲民秀”
   凤凰卫视播出了一部最新拍摄的关于邓小平的专题片《他是蜀中人》。与那些空洞无物的所谓“史诗”式的领袖巨片相比,《他是蜀中人》这部记录片从细部入手,呈现了作为四川人的邓小平生前在四川许多不为寻常人所知的活动,因而颇具观赏性。我特别注意到其中谈到的八十年代邓小平到峨眉山游玩的故事。

   记者采访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邓榕告诉记者说,邓小平决定到峨眉山游玩的时候,特意叮嘱地方官员,这次是单纯的游玩,不得扰民、不得封山,让山上的游客继续各自的游览。邓说:“不能因为我来了,就把老百姓赶走。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来了。”谈到此处,邓榕对父亲的“亲民”作风感慨不已,说父亲和从来都是老百姓“心连心”,父亲一直都喜欢“与民同乐”。
   接着,记者找到了当年陪同邓小平爬山的一位工作人员。这位老先生回忆说,邓小平再三强调不坐小轿车,而要坐普通的面包车。因为在面包车上人多,人多才热闹,才好“摆龙门阵”。这个细节确实也符合邓的性格。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面包车在半路上抛锚了一次。于是,邓下车观赏风景,周围有一群正在做科学考察的林学院的学生和老师发现了,便都围上来,激动地欢呼、鼓掌。邓的警卫们都很紧张,担心人多会出事,便迅速组织起一道警戒线,让人们都站在线外。邓却让师生们都走到自己面前来,亲切地向他们询问路边植物的名称,并了解他们在山上的生活情况。邓问道:“大家在山上苦不苦?”有学生回答说:“我们愿意一辈子都住山上,为祖国的林业研究作贡献!”邓感叹说:“在山上的生活很苦,要是作为一个游客来游览一趟,确实处处是美好的风景,但是要长年累月住在山上,滋味可不好受。”
   影片中类似的比较“煽情”的细节还有很多,我不一一描述了。总之,这些细节似乎都在表明,邓是一位具有“亲民”作风的领袖,邓喜欢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平民本色”,这说明邓确乎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与今天某些高高在上的高级领导相比,邓小平确实生活简朴、性格随和、不讲排场、不喜张扬,但这是否就能说明邓小平有多么多么地了不起、就是一个具有真正民主思想的政治家呢?
   一个国家领导人去某处风景区游览,主动提出不要扰民、不要驱赶普通游客,在我看来,这本来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情况——且不说如果在一个民主制度健全的国家里,领导人本来就没有驱赶普通游客、独自占有某风景区的特权。然而,在我们这个“非常国度”里,一切“非常”情况都成了“正常”情况,而一切“正常”情况又都成了“非常”情况。在中国,绝大多数领袖在游山玩水的时候,都会扰民、而且大大地扰民——领袖所到之处无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而任由领袖一个人“独钓寒江雪”。一个人的快乐建立在剥夺其他千百人快乐的基础上,这就是中国直到今天依然在上演的现实。于是,邓小平轻车简从、不扰民的举动,反倒成了一件稀罕事,成了民众个个都要感激涕零之事。
   在我看来,在专制独裁体制下,领袖们所谓的“亲民”作风,无不是一种高明的“秀”而已。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我们必须“揭开面纱,深入到内部”,不能被一些表面想象迷惑住了。诸如毛泽东在大饥荒的时候罢吃红烧肉、周恩来的衬衣上打着很多补丁等等,很容易让善良的百姓以为他们真是人民的好领袖,而忽略了他们荼毒生灵、倒行逆施的种种暴政。托克维尔指出:“当一些共和国落到一个独夫控制之下时,这个独裁者却能依然生活简朴,不尚虚荣,作风谦逊,好像自己并未处于万人之上。当皇帝们大权在握,对其同胞的财产和生存进行专横统治时,人民在谈话中称他们为恺撒,而他们本人却又能屈尊到朋友家里做客。”中共领袖,无不是现代“恺撒”。邓小平给人一种不摆架子的形象,比起那些喜欢摆架子、“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首脑们来,会让许多百姓感到多了几分的亲切。但是,在关键时刻,邓小平是绝对不会“亲民”的。一九八九年的春天,邓小平一定从电视上看到了三个大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口递交情愿书的情景。他要是真正“亲民”,就会亲自到现场去接受情愿书、安慰这些掏出心来爱国的学生们。但是,邓小平不仅没有到广场上去看学生一眼,反倒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使用机枪和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人民。此时此刻,他的心肠比石头和钢铁还要硬。这又是一种怎样的“亲民”呢?
   由邓小平游览峨眉山的故事,我又想到了一位生活在美国的朋友向我讲述的克林顿到教堂做礼拜的故事,两相对照,颇有意味。朋友家住华盛顿郊区,星期日都会到社区的教堂里去参加礼拜活动。有一个星期日,当他们来到教堂的时候,忽然发现门口的一侧停着两辆警车,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牧师正式的讲道即将开始的时候,这位朋友发现走进来了几个陌生人。仔细一看,走在中间的竟然是现任总统克林顿和夫人希拉里,旁边有两三位保镖。此时,牧师照样在聚精会神地讲道,并没有因为总统先生的亲临驾到就中断他的讲述。而总统夫妇和保镖们也轻手轻脚地随意选择一排空座椅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听牧师的讲道。牧师的讲道完毕之后,是孩子们组成的唱诗班的唱诗活动。二十多个孩子用他们天真而美妙的声音演唱着动人的赞美诗。孩子们都沉浸在赞美诗悠远深邃的意境中,没有一个人因为总统的光临而紧张或激动,甚至没有一个孩子偷偷地用眼睛的余光去看总统先生一眼。
   当所有的活动都完毕之后,牧师这才对教友们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今天很高兴总统先生和夫人来到我们的教会。待会儿,教友们不要着急,继续坐在座位上,请总统先走。”这就是他们给予总统唯一的“特殊待遇”。克林顿夫妇离开之后,朋友缓缓走出教堂,发现警车也离开了,周围的一切依然是那样的宁静和安详。教友们没有一个人感到大惊小怪,甚至没有人讨论总统的驾临。美国民众确实觉得总统就是一名来自我们大家中间的普通人。
   在美国,对于普通的美国人而言,总统也就是他们选出来的“首席公务员”而已,总统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也不是居高临下的统治者。老百姓无须崇拜、敬畏和害怕总统,因此也不用为总统的来临而“喜出望外”。而对于美国总统克林顿来说,他来自于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他是“美国人民的儿子”。他来教堂参加活动的时候,与周围的老百姓一样,都是上帝制造并深爱的孩子,他并不比别人高贵和优秀,他一样需要祷告和忏悔。
   而在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而言,像邓小平这样的最高领导人是权力的化身,他掌握着对百姓生杀予夺的权力。老百姓只能匍匐在统治者脚下,如果有机会见到最高统治者,他们即使不会像过去那样三呼万岁,一定会感到受宠若惊。而对于像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来说,因为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既可以亲热地抱起一个老百姓的婴孩亲吻,也可以命令士兵向无辜的学生开枪射击。他到民间视察或游览的时候,前呼后拥、龙旗飘扬是理所当然的待遇;而他减少随从、降低接待规格、与百姓面对面地交谈,则是他赐予百姓的“意外”的礼物。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比了美国总统与法国国王之间权力的差别,他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两者主要的差异,第一,“在美国,行政权像其所代表的国家主权一样,是有限的和例外的;而在法国,行政权像国家主权一样,可以扩及一切事务。”第二,“在法国,国王实际上是主权的化身,因为法律不经他批准就不能生效。同时,他也是法律的执行者。美国总统虽然也是法律的执行者,但他并不实际参加立法工作,因为他不同意并不妨碍法律的存在。因此,他决不是主权的化身,而只是主权的代理人。”托克维尔的论述十分深刻,不妨引用过来分析克林顿与邓小平之差异:担任美国总统时的克林顿,表面上看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但他的权力主要发挥在国际事务上,他甚至却没有权力免去美国任何一位州长县长乃至一名地方警察局长的职务;而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晚年邓小平,即便已经九十岁的高龄,仍然能牢牢操控中国的政局,亲自拟定高级干部的任免名单。在“三权分立”的美国,克林顿仅仅是行政权力分支的领导人,他的权力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双重制约,他担任公职的时期也有明确的时间规定;而在一党专制的中国,邓小平掌握着不受监督和制衡的权力,他就是权力的源泉和核心,而且只要他还活着这一权力也就永远属于他。克林顿再怎么丧心病狂,也不可能命令军队对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以及在白宫前面游行的人民开枪,而军队也绝对不会接受同时也是“三军总司令”的总统先生的这种命令。但是,早已退休的邓小平却在自己家中召开元老会议,作出了调动军队进京“勤王”的命令,而以“解放军”自居的军队也就毫不犹豫地执行了这一命令,用机枪和坦克来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
   邓小平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我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然而,他却向军队下达了开枪的命令。他最终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成为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这也许是专制体制下绝大多数统治者的必然命运。与“六•四”的枪声和血泊相比,邓小平在峨眉山上自觉不自觉地表演的那一幕“亲民秀”,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虚伪。两个“邓小平”,哪一个更真实、更接近其内心世界,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邓曾经把毛剥夺的人民的自由归还了一丁点给人民,他居然就成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就是赤裸裸的强盗的逻辑。而我们安于这种逻辑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只能在两个强盗之间作出选择,因此我们对那个不那么残暴的强盗心怀感激和赞美。我们一直不知道,其实我们可以不选择强盗作我们的父母。我想起了爱默生尖锐批评中国的一段话:“中华帝国享有的纯粹是木乃伊的声名,将世界上最丑陋的特征小心翼翼地保留三四千年之久。我没有这种天赋在这个非凡民族的古老呆板生活方式中看到任何意义,他们不是其他民族所能使用的工具。即便是悲惨的非洲还能说我砍了木头,汲了水来促进其他地方的财富和文明,但是中国,可尊敬的乏味!古老的白痴!……中国是它自己的纪念碑。”中国的历史是从一种专制制度蜕变到另外一种专制制度的历史,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享受过民主和自由的滋味。龙的阴影笼罩在这片可怜的土地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此后若干的中共领袖们,都是在暴力和作秀中获得并掌握了权力。最后,他们都成为自己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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