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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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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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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钱理群老师的一封信
·北大与哈佛
·谁在打孩子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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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为谁招魂?
·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重走“五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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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瓶与新酒
·来自民间的生命力
·鲁迅的柔情
·读柏杨回忆录:未完成的反抗
·在激情与恐惧中穿行
·心灵的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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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想梅克夫人
·那片森林
·三个俄罗斯医生的故事
·事关“国家尊严”
·心灵的维度
·永远的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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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爱与痛的边缘》目录
·“龙椅”为谁而设?
·九十年代的“红宝书”
·从尼克松到克林顿:被羞辱的总统
·官官相杀
·“鬼才”遇“鬼”记
·轿车不如轿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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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逼民死


   官逼民死
   据央视《新闻调查》节目报道,二零零三年七月,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桐木乡的涌泉村,在五天之内连续发生了三起农民自杀事件。这三位自杀的村民分别是五十六岁的李立文、三十一岁的李祥和三十二岁的陈音富,李立文在七月十一日自杀后被抢救过来,而李祥和陈音富分别在七月十三日和十五日自杀身亡。

   在有着“好死不如赖活”的文化传统的中国,尤其是在信奉“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的生存哲学的中国农村,这三位农民为什么要选择走上绝路呢?比如,那位比我只大一岁、年龄仅仅三十一岁的李祥,家里只有岳母、妻子和两个孩子。他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离开将给亲人带来怎样大的悲痛和苦难。在农村,青壮年男性是“顶梁柱”,顶梁柱的坍塌,对于家中的两个弱女子和两个孩子来说,意味着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我相信,如果还有一点生存的可能性和希望,他们不会如此轻易地作出告别人世的决定。毕竟,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那句苦苦的追问“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对于所有人来说,生与死都是不那么容易作出的选择。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呢?究竟是什么力量将他们的脊梁压垮了呢?我想,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恐惧啊,它在几天之间就摧垮了几位沉默而坚韧的中国农民的生存意志。而中国农民的生存意志一向是举世闻名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将军在缅甸战场指挥中国士兵对日作战,这些士兵大都昨天还是手中拿着锄头的农民。史迪威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农民的温良性格和谦恭态度在战场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在任何时刻他们都充满了幽默感。我尊重并赞赏他们,他们能够忍受任何国家的士兵都会因之而放弃的种种艰难和痛苦,他们会一直战斗下去。”然而,在战争年代都能够熬过去的中国农民,今天却无论如何也挨不过这一关了。这是一个怎样的关口呢?
   李立文家有三口人。儿子外出打工但收入很少,难以补贴家用。妻子是聋哑人,智力不太正常,无法从事正常的劳动。他的家里只有两间土房,陈设十分简陋。李立文一次喝下了十支农药自杀,自杀的态度显然十分坚决。但幸运的是,他被抢救了过来。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自杀,是因为“我在退耕还林的地里栽了桑树,套种了黄豆和红薯,但工作组强迫拔了它们,还要罚款,没有钱、没有办法。”
   李立文家里的两亩四分地,属于享受国家退耕还林政策补助的地块。按照国家《退耕还林条例》规定,退耕还林者应当按照作业设计和合同的要求植树种草,禁止林粮间作和破坏原有林草植被的行为。今年六月,旬阳县对全县二十八个乡镇的退耕还林工作进行全面检查。而将涌泉村成为乡里退耕还林核查整改的试点。乡上派出工作组在七天之内对涌泉村进行“地毯式”核查,彻底解决存在的问题。
   李立文在退耕还林的地里套种了红薯、黄豆等粮食作物,在这次桐木乡工作组的核查整改中,被要求或立即将粮食作物拔除。李立文告诉记者:“一共要交五百六十块罚款,但家里一年的收入连两百块都不到,吃盐的钱都没有。”李立文身上穿的是一件儿子穿旧的衣服,他自己从未买过新衣服,连自杀喝的农药都是赊来的。李立文活了过来,不管以后的日子怎么难过,他对生命的意义一定有了另外一番体认。
   然而,另一位自杀者、第三村民小组小组长李祥却永远离开了人间。涌泉村第三村民小组共有近四十户村民,他们大都套种了经济效益较高的烤烟。由乡人大副主任薛成芳担任组长的工作组对这一组进行核查整改,而李祥则负责配合工作组开展工作。李祥是一个正值壮年、性格直爽、既受村民欢迎又与乡干部工作配合良好的村民小组长。据李祥的妻子讲,李祥服毒自杀的前一天,曾带领工作组在向退耕还林不到位的村民收回国家发给的补贴,并“替村民讲了几句话”。李祥替村民“讲话”,是因为年初乡里驻村干部曾号召村民大力发展烤烟种植,并提出可以在退耕还林的地块进行。但正当烤烟即将成熟、农民马上要见到效益时,桐木乡却开始了退耕还林的核查整改工作,李祥觉得无法跟农民交代,于是选择了一条一了百了的道路。
   就在派出所民警介入李祥死因调查之后的第二天,涌泉村的自杀事件再次发生。在李祥的葬礼上,村民陈音富被民警叫走。在被连续审讯七个多小时以后,陈音富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家中。几个小时之后,陈音富的尸体被村民们发现。
   七月二十一日,旬阳县公安局对李祥和陈音富的死亡事件出具了一个完全对工作组有利的调查报告。对于李祥和陈音富的死因,报告引用了一些村民的话作为结论:“李祥平常胆子小、心眼儿小,受不了气,遇事想不开,就服毒死了,不怪政府工作人员。”而陈音富个人素质差,未见过大世面,心理脆弱,认为派出所找他就是追究他的责任。派出所民警在询问过程中态度和蔼、耐心细致地讲政策、讲道理,无体罚、打骂等刑讯逼供现象。
   这则新闻引发了我多方面的思考。这三个农民的自杀,已然凸现出当代中国血淋淋的社会现实,即:当权者的基本国策,已经从古代中国的“官逼民反”进化到了当代中国的“官逼民死”。在冷兵器时代,农民在面临被饿死的命运时,常常会孤注一掷、揭竿而起,说不定能够绝处逢生;而在热兵器时代,在中共军警宪特力量已经“武装到了牙齿”的今天,农民造反无异于以卵击石,即便是苛政猛于虎狼,他们也只好默默地等死或者自杀。
   我与许多海外的朋友讨论中国的现状时,听到了诸多正面的评价。一些朋友到过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觉得这些城市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高楼大厦和宽阔的马路,豪华的酒店和奢侈的商场,“现代化”的程度已然超过了纽约、伦敦和巴黎。他们进而以为,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全部的中国。我则告诉这些朋友说,他们所观察到的,只是中国的“特例”。用经济学家何清琏的话来说,这四个提前进入“现代化”的城市只是“现代化的橱窗”而已。要了解真实的中国,必须深入到占中国人口和地理面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去。如果说农村是海洋,那么这几个“红得发紫”的城市仅仅是海洋中的几个孤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几个城市的繁荣就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村的掠夺和压榨的基础上。依靠农民运动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大陆的中共政权,一九四九年之后数十年间却对农村采取了凉薄的态度和残酷的剥削政策。在中共治下,中国农民的苦难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王朝。在毛泽东时代,大饥荒中的农民甚至被禁止外出乞讨,面对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只能在家中活活饿死。仅河南信阳一个地区,就有上百万农民饿死。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也赶不上这位“大救星”的凶残和暴虐。在邓小平及其之后的时代,农民重新获得了理所当然的外出打工的权利,这一丁点“德政”居然被吹捧为邓小平的“伟大理论”。即便如此,农民依然没有起码的公民待遇,他们在城市被视作“贱民”和“盲流”,随时可能遭到警察的抓捕、凌辱和殴打。
   近十多年来的中国大陆,一方面少数都市已经实现了“超英赶美”的梦想,一方面广袤的农村则呈现凋敝和困顿的状态。湖北监利县棋盘乡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朱鎔基的上书中,沉痛地描述了农民因为种田亏本、不得不让土地荒弃的现实。然而,尽管有朱鎔基、胡锦涛、温家宝多人的批示,当地的农民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内,依靠朱鎔基和温家宝的几句批示、几滴眼泪不可能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
   中国农民被强迫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却无法拥有纳税人的任何权利。他们被屏弃于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一旦患病,无法承担昂贵的医疗费用,只好在家中等死。另一方面,政府政策朝令夕改,农民无所适从,成为任由官员宰割的鱼肉。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桐木乡的涌泉村村民的遭遇就是如此,政府一会儿告诉你可以套种烟草,一会儿又强迫你将即将收成的烟草拔掉。在某些地方,基层官员为了显示其政绩,一声令下便强迫治下所有的农民都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结果,或者是种植失败,或者是收获物卖不出去。这时,农民连赖以维持生存的基本食物都没有,却还得承担政府的各种税收。农民独自负担这种可怕的后果,而作为始作俑者的官员们却权当是一次试验的失败,或者来年继续作新一轮的试验,或者调到其他地区安稳当官。
   涌泉村村民的遭遇还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某些农村,所谓的“环保”已经成为杀人的旗号和工具。环保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提升人类的生命质量,但是当某些环保政策占据了农民基本的生存资源的时候,我们是否继续坚持“环保至上”的原则呢?在涌泉村事件中,“退耕还林”政策成了官方的“面子”、成了地方官僚的“政绩”,于是也就成了农民的“追魂令牌”。在今天的中国,环保是都市“小资”们体现“社会关怀”的一个安全的话题,他们常常高高在上地指责农民们“不环保”、不以“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未来”为重。我对于这些“环保秀”一直非常反感,不知道这次“小资”们会对两位死去的农民说些什么呢?
   让我最愤怒的还是报道最后提及的那份调查报告。报告中涉及到了农民的“心理素质”问题,报告认为两名死亡的农民是因为“心理素质差、心眼小、没有见过世面”等原因。也许这些都是事实,比起见过大世面的中共各级官员们来,中国的农民确实怯懦、脆弱而淳朴。在今天的中国,“心理素质”最高的是中共官员们,他们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指鹿为马、逼良为娼,干尽坏事而不会有任何的心理压力。比如,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就在记者招待会上面对世界各国记者信口雌黄,睁着眼睛说瞎话,宣称萨斯已经得到控制,北京和中国非常安全。张文康早就没有了作为正常的人的良心,他自然也不会在夜里睡不着觉,内心感到愧疚和痛苦。比如,前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对西点军校的学生斩钉截铁地宣布,在“六•四”事件中,共军没有对人民开枪,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迟浩田同样也丧失了人最基本的品质——诚实,他的生命早就与谎言融为一体。张文康和迟浩田乃是中共专制体制塑造的官僚的样板,比起那些年年轻轻就走上绝路的农民来,他们健康且长寿。
   那么,为什么农民的“心理素质”会如此之“差”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在他们眼里,官僚和警察不是为他们服务的公仆,而是凶恶的阎罗和催命的死神。农民依然挣扎在贫困的边缘,温饱对于许多人而言依然是遥远的梦想。而贫困的源头,许多时候并非自然条件的恶劣、或者农民文化知识的匮乏,而是官员们的为所欲为和横征暴敛。假如你随时可能被警察带走审讯七个小时,假如你的庄稼和房屋随时可能被基层干部破坏,你的“心理素质”能够“好”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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