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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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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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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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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八日,由于对今年夏天酷热气候造成的社会危害应对不力,法国卫生总局局长吕西安•阿本哈伊姆引咎辞职。

   阿本哈伊姆在辞职信中说,酷热导致的流行病使很多人死亡,社会上对卫生部门应对不及时和采取措施不力指责颇多。在这种情况下,他提交了辞呈,并希望能心平气和地解释卫生部门所采取的行动。
   阿本哈伊姆是在卫生部长马太当天在电台发表讲话后提出辞职的。马太批评卫生总局等部门在危机期间表现欠佳,对酷热引起的流行病导致大量患者死亡没有预警,未能及时准确地向卫生部通报情况并采取有效措施。马太说,当危机达到一定程度,医院和社会救助部门频频告急时,卫生总局等部门依然上报说局面已经被控制。马太指出,虽然卫生部门随后采取了补救措施,但仍对危机处理不及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虽然受到了上级的批评合民众的抱怨,阿本哈伊姆其实并非“必须”辞职,有关部门也并没有启动让他下台的程序。但是,显然阿本哈伊姆是一个有羞耻感的官员,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职责和失误,他认为自己应当为之付出代价和承担责任,他是人民的公仆而并非人民的主人。阿本哈伊姆的辞职显示了民主社会的诸多优越性:新闻舆论的自由,人民有渠道发表自己的意见,官员有责任感和起码的良知。而这一切在极权主义的中国还是天方夜谭。
   就在阿本哈伊姆辞职的当天晚上十点钟,山西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煤矿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就搞好当前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发生进行了紧急安排部署。十九日的《山西日报》报道说,会议要求,全省国有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从八月十九日零时起停产整顿一周。
   进入今年八月中旬以来,山西省连续发生三起煤矿重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八月十一日,大同市杏儿沟煤矿风井发生瓦斯爆炸,四十三人死亡;八月十四日,阳泉煤业集团公司三矿裕公井在排放瓦斯过程中发生瓦斯爆炸,二十八人死亡;八月十八日,晋中市左权县辽阳镇河南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九人死亡,十八人被困井下,生还可能性极小。
   在此次电话会议上,山西省省长刘振华要求: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切实重视和加强安全生产。他说:“一是安全生产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几起事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二是近期发生的三起事故都属于重大责任事故,是没有真正把安全工作放在头等位置,嘴上讲安全,心里想挣钱的结果;三是安全管理松懈,违章指挥,违章作业,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四是安全管理职能部门把关不严,许多环节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这段话依然是中共体制类司空见惯的官话、套话和空话,没有涉及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刘振华利用事故让自己的“总结概括”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中共官僚的“基本素质”。很明显,刘振华是不会“引咎辞职”的,在他内心深处大概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他还要一直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呢。因此,即使再发生一百起矿难、再死亡一千名矿工,他都不会“引咎辞职”。
   如果因为仅仅对高温酷暑应对不足,法国卫生总局局长就应当辞职;那么,因为连续不断发生特大矿难,山西省乃至中央主管部位的官员当中就应当有几十人、几百人辞职。短短一个星期山西就连续发生三起特大矿难,三次死亡矿工人数之和接近百人,如此密集的事故发生率和如此巨大的死亡人数,即使在军阀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极为罕见。法国卫生部门对高温应对不足与中国政府对安全生产的漠视显然是不同的性质:某些公民在高温酷暑中突发疾病死亡,政府部门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是一个暧昧的灰色的地带;而公民在矿难中悲惨死亡,政府部门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则是一个清晰明白的界线。正是权力部门的纵容以及背后的黑幕买卖,才导致许多不符合生产条件的矿井的非法开采和长期开工。在这一系列背后复杂的交易中,唯一被牺牲的就是矿工的生命安全。一个号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口口声声宣扬“三个代表”、将“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国家,人民的生命却卑贱如猪狗,这是何等的讽刺和悲哀啊——在繁峙矿难中,死难矿工的尸体就是被老板们胡乱扔到了荒郊野岭,他们生前没有自由和幸福,死后也没有尊严和安宁。
   在中共体制内部,不会出现像阿本哈伊姆这样有羞耻之心的官员。在几个月前萨斯病毒肆虐的时候,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信口雌黄、掩耳盗铃,当真相被曝光于全世界面前之后,他依然没有“引咎辞职”,一直硬撑到上面一纸罢免令下达。在被免职之后,人们(包括萨斯中的死难者的家属)也从来没有听到张文康说过一句自责、道歉和忏悔的话。同样,在一个星期之内连续发生三起特大矿难之后,山西省的各级官员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发表谈话,向矿难中死亡矿工的家属表示道歉和愧疚——有的只是居高临下的“慰问”和“关怀”;也没有一个官员——大到省长,小到乡长——提出要承担责任并“引咎辞职”。对于已经是“封疆大吏”的陕西省省长刘振华来说,矿工的生命轻如鸿毛、贱如草叶,他之所以关心这些矿难,仅仅是因为矿难造成了“政治问题”,因为矿难将“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而在这背后还有一句潜台词:过于频繁的矿难,有可能使得他的官位不稳,使得他进一步的升迁受阻。在刘大巡抚心目中,“政治”、“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自己的官位和权柄,显然比老百姓的生命更加重要。这是典型的冷酷而僵化的中共高级官员的思维,这种思维脱胎于“六•四”大屠杀中王震的名言:“杀他个二十万,换来二十年的安定团结!”每一次矿难死难者的鲜血,都呼应着当年天安门广场上青年学生和市民的鲜血。对于天安门工厂的悲剧没有恻隐之心的官僚,同样不会对死难的矿工有恻隐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矿工们和天安门广场上帝学生、市民一样,不是死于偶然的事故,而是死于残酷的谋杀。
   这一切的罪恶,都根源于习惯于“瞒”和“骗”的专制制度。中国的基层官员和矿井承包商们一致认为,如果矿难不被曝光,如果可以瞒天过海,那么即使将死难矿工们毁尸灭迹也在所不惜。在去年的繁峙矿难中,他们就是这样尝试的,而且差一点就成功了。而像刘振华这样的高级官员,当然也乐得被基层“欺骗”,基层“欺骗”了他,他再去“欺骗”中央。这个官场,本来就是一个骗子的舞台。蹩脚的演员们永远不退场。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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