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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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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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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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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有感于“新青年”案件维持原判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第十七法庭驳回“新青年”一案四名上诉人之上诉,维持原判——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徐伟、靳海科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杨子立、张宏海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这一天,是当代中国法制史上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污点;这一天,撒旦在炫耀他暂时的胜利——他强迫人们把白说成黑,把是说成非;这一天,用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的话来说就是:“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谎言一直就是真理;然而今天,就连谎言也不再真实了。”
   在一个星期前长达十个小时的法庭“公开审理”中,徐伟的父亲徐连胜、徐伟的女友王丽、杨子立的妻子路坤、靳海科的父亲等家属早上八点半就来到法院传达室领旁听证。传达室声称:法院未通知他们今天的开庭,没有旁听证。随后,莫少平、高峡二律师先进法庭与审判人员交涉,但他们发现已有六名“旁听人员”占满了第二排旁听席。审判人员称,旁听证已发完,旁听席已满,家属等旁听人员已无法入内。这六名“旁听人员”虽然从开庭起便占着旁听席,但下午快到下班时间都走了,而审理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这六名所谓“旁听人员”根本没好好听审理过程,他们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翻阅不知是什么宣传材料……而同一时刻,家属们在法院外、在寒风中等候了将近十二个小时。
   在最后的辩护中,徐伟指出:“新青年学会无罪,其成员无罪。”他进而痛斥司法机关诱欺骗证人、非法取证、刑讯逼供等执法犯法的行径。杨子立坚定地宣称:“如果我被判刑,是因为我所崇尚的自由、民主、公正、平等,那我很荣幸!”靳海科这样说:“我们无罪!如果我为国家法制的完善而被判刑,我觉得很光荣。真正对国家有威胁的不是这些关心国家的爱国青年,而是那些践踏法律和公正的人。”张宏海骄傲地宣布:“我们无罪。我们所说、所想的无非都是没失去良心的中国人都会说的。我们所做的是无愧于国家和人民的。我以加入新青年学会为荣。希望我们也能如彭德怀那样被平反。”
   事后,律师告诉我,在多年的法律生涯中,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掷地有声、斩钉截铁的自我辩护,他被这四位热血青年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也为这四位兄弟的勇敢和刚毅而感到骄傲与欣慰。他们是七十年代人中的杰出代表,在专制肆虐、道德沦丧、良知泯灭、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今天,他们以自己的受难凸现了中华民族百年来屡遭摧残而生机犹存的现实。他们是中国未来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希望所在。
   这一次,某些善良的人们的愿望还是落空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四名被告的上诉,依然维持一审时荒谬绝伦的判决。这一判决也显示了一个号称“三个代表”的政权,已然沦落到只能依靠东厂西厂和锦衣卫来维持其统治的地步了。他们什么都害怕:害怕手无寸铁的法轮功修炼者,害怕只有二十岁的大学女学生刘荻,害怕为乡亲说了几句真话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害怕由四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组织的读书沙龙……他们比当年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还要胆怯和卑劣,他们一边利用中宣部及其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成批量地制造谎言、伪造历史;一边色厉内荏地展示军警宪特的力量,企图以恐怖气氛来征服人心、维护“稳定”。
   我个人认为,在当代中国艰难的民主化进程中,“新青年”案件应当占有光荣的一席之地。四名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既是对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的直接回应,也是对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多灾多难的民众的深切共鸣。让我们记住为此案而承受了巨大痛苦的四位青年的家属,让我们记住为四位青年提供过种种帮助的、他们勇敢的同学、朋友和师长们,也让我们记住在艰险的环境中挺身而出为四位青年辩护的律师们,他们的名字是:徐伟的辩护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莫少平、高峡律师;杨子立的辩护人——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李和平律师;靳海科的辩护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刘东滨律师;张宏海的辩护人——北京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张思之、阎如玉律师。同时,也让我们记住这些专制权力的帮凶和帮忙、罪恶的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者们,他们的名字是:审判长金星、审判员张永忠和仁民宾、检察员张晓霞,以及安全部的线人李宇宙,负责逮捕、关押并折磨四位青年的安全部特务,当然还包括法庭上那六名奉命占据旁听席的“旁听者”。更多的名字终有一天将大白于天下,而最终被送上审判席的应当是他们。
   人皆有父母、妻子和儿女。我相信,上面我所提及的罪恶的参与者们,在家庭中也许是称职的儿女、丈夫、妻子或者父母,他们却可耻地参与了伤害他人无辜的儿女、丈夫和兄弟的丑恶行径。他们辩解说,自己不过是工具而已,必须服从上级命令。在一个司法不独立的、一党专制的国家中,在法庭上扮演丑角也是“身不由己”。但是,在我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相信康德所说的“天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令”。人做了坏事,也许可以逃脱现实中律法的惩罚,却无法躲避历史永恒的审判。德国作家霍斯特•布尔格写过一本名为《父亲,请你回答》的书。这本书撕开了历史的帷幕,作者写道:“五六百万犹太人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惨遭杀害。这简直让人难以想象。而且,这一切就发生在六千万民众的眼皮底下,而他们却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料到。或者是不想知道?干脆把眼睛闭上了?人们依然生活、工作、相爱、欢笑——就像在一个自由、和平的世界上,而不是在一个巨大的屠宰场上。”于是,作者向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父亲提出了如此严峻的质问:“屠杀犹太人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能容许这种事发生呢?还是你们真的对此一无所知?”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青年”一案中的法官、检察官和安全部特务们与“希特勒的自愿行刑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即使良心早已被狗吃掉、不会受良心的谴责,这些穿着道貌岸然的制服的法官、检察官和特务们,也将面对他们的子女乃至孙子孙女的严厉追问。那时,他们将无言以对。他们不能说自己仅仅是傀儡、是螺丝钉,不能说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因为,没有人能放弃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你所有的作为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一旦参与了罪恶,手上的血迹就一辈子都洗不干净。在这个世界上,谁争取过自由,谁扼杀过自由;谁与真理接近,谁与罪恶共舞,上帝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不能谅解和宽恕这些罪恶的参与者们,正如我不能不向“新青年”四君子致以尊重和敬意。在这一点上,我不认同混淆是非的“相对主义”,也不接受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秩序。分辨善恶是我生存的前提。我拒绝参与刽子手们人肉的宴席,我情愿分享杨子立们光荣的刑期。这不是在彰显胆量,而是在承担最基本的义务。霍斯特•布尔格在《父亲,请你回答》的结束语中指出:“当人们对富裕生活比对言论自由更重视时,法西斯霸权很快就会出现。此后,其他自由也就会迅速消失。因此,人人都要承担义务。”他认为:“光谈一点法治国家和一点民主是不够的,这两者如果还值得人捍卫,就必须不受任何限制地发挥作用。人人都要承担义务!如果哪里有人在耍花招,就把他指出来。如果他们口口声声说民主,却听任警棍挥舞的话,通常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实,这段话也是说给中国人听的。在“新青年”案尘埃落定之时,我愿把这段话转送给所有对中国未来抱有良好愿望的同胞。
   有的人生来就是为了飞翔,再高的围墙和再黑的牢狱,也关不住他们想飞的翅膀。我相信,我监狱中的四位兄弟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永远也不会屈服,永远也不会失败。在愤怒和泪水中,我写下这篇文字,写下对罪恶的鄙夷,写下对兄弟的敬意,写下对自由的执着,也写下对一个终将属于我们的“少年中国”的信念。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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