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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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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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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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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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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制造物美价廉商品的庞大出口实力,曾博得权威专家与西方媒体的一致赞叹。中国利用数亿廉价劳工以及对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赢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也维持了中共这一全球最大的独裁政体的生存,更是使得“中国制造”的商品充斥世界各国的商店和家庭。而今,从有毒宠物食品到有毒牙膏,从有毒儿童玩具到劣质轮胎,中国以连续数月爆发产品安全的丑闻而震惊全球,世人对这座崛起中的“世界工厂”发生了普遍的质疑。

   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作为进口中国产品最多的国家,美国政府和公众当然会对有致命危险的中国黑心商品高度关注。来自中国的问题产品确实触目惊心:苹果干含有致癌化学物质,叉尾含违禁抗生素,干贝和沙丁鱼涂有腐败细菌,蘑菇沾有非法杀虫剂…… 这只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近期扣留的从中国进口的一百多种食品中的冰山一角。二零零七年以来,已有三百多次来自中国的船运食品遭FDA拒绝入境。

   一时间,美国媒体对“中国制造”的“黑心商品”作了密集的报道,美国弥漫着一股“中国食品威胁论”。那么,中国政府及民众应当如何看待这些批评呢?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是否真实与合理呢?美国媒体为何要花费如此巨大的篇幅来报道这些消息呢?正确理解这些问题,便可以洞悉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症结、中美两国的文化及价值观的差异。同时,这也是正在融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体系的中国,需要跨越的一道门槛。

   中国政府的“敌我思维”面对美国媒体的负面报道,中国政府一向的反应都是气急败坏、拒不认错,甚至转而攻击说,这是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中共当局从来都把面子看得比事实更加重要,每当出现大漏子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坦率地承认并认真地修补,而是尖锐地指责那个指出漏子的人说:难道你自己就十全十美吗?此次也不例外。

   关于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说法,最早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李希光的著作。李希光以“反美”和“爱国”博取名声,虽然他曾在美国生活过,却并没有吸收作为“第四种权力”的美国新闻界的优良传统,并向中国读者如实、客观地介绍美国社会,反倒撰写大量“妖魔化”美国的报道,并成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鼓吹者之一。有意思的是,李希光在激烈反美的同时,又极其崇拜美国,津津乐道于在自己在美国的种种经历和所受到的礼遇。在李希光身上,生动地体现出某些中国人反美和崇美的两种心态的奇特纠缠。也正是靠着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所谓“理论”,根本没有受过任何学术训练的李希光,得以成为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

   李希光发明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说法,从此便被中国官员们当作抵御西方媒体批评的尚方宝剑和杀手锏。二零零七年五月,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长李元平表示,中国食品的合格率高于美国。“事实胜于雄辩,数字不是猜想。百分之九十九的合格率,对食品来讲应该说是非常高的合格率。这个阶段以来,有一些媒体,甚至是不少媒体对中国食品的所谓不安全的问题大肆报道,通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是炒作。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零风险,同样,食品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合格。一个企业的问题不能说是中国的问题,一批食品不合格,不能说所有的中国食品都不安全。”一个负责食品安全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居然如此不负责任地表示,这一领域本来就是“有风险”的领域,除非你要活活饿死,否则你要吃饭穿衣就得冒风险。李元平完全罔顾中国经济缺乏规范与严格控管、商品标准松散、制度混乱的事实,也不承认中国政府的经济主管当局赶不上迅速经改脚步的窘态。他的辩护,尽管使用了最有力量的言辞,却显得那样苍白和虚弱。

   二零零七年七月底,在国务院召开的关于食品安全的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草案》。与此同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说:“中国政府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是高度重视和负责的。作为进出口贸易大国,我们愿同各国一道,加强交流与合作。对于国家之间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主张尊重科学,依照国际规则,通过对话、谈判、调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我们懂得,最有说服力的是过得硬的产品质量。为此,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努力。我们不回避问题,但是,不赞成不顾事实、以偏概全的炒作,反对贸易保护和歧视。”温家宝是一个最会说官话、套话和空话的官僚,许多讲话均四平八稳,听上去娓娓动人,仔细思量却毫无新意和实质内容。这次讲话也是如此。尽管在国际和国内压力之下,不得不通过新的食品安全管理条例,但温家宝在对外表达的时候,还是要装出振振有词的模样,因为这事关“民族尊严”。没有想到,越是冠冕堂皇,越是显示“此地无银三百两”。

   从李元平到温家宝的发言都可以看出:迄今为止,中共的官员们仍然不会“有话好好说”,仍然没有学会如何处理公共危机。在萨斯肆虐的时候是如此,在此次黑心产品对“中国制造”的信誉造成致命打击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以为倾听他们讲话的人都是些无知的愚民,可以任意欺瞒哄骗。殊不知,在互联网时代,许多国人已经有能力突破官方设置的“网络长城”的封锁,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真实信息,闭关锁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同时,这些官僚们还深陷于某种堡垒分明的“敌我思维”之中:谁赞扬中国,谁就是朋友;谁批评中国,谁就是敌人。朋友说的话,当然照单全收;敌人说的话,当然全部拒绝。用作家余世存的话来说,这种思维方式只能说明这些中国官员还处于某种“类人孩”的阶段。

   官员们的表达多多少少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因为自己理亏,没有太理直气壮地攻击美国媒体的“不当报道”。而由当局控制的媒体出面扮演的中国的“民间舆论”,在发掘对方的“动机”方面便更加露骨了。由“东方网”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不可否认,中国食品安全状况需要改进。不过,在谴责不良商贩的卑劣行径或痛斥地方保护主义恶果的同时,中国民众大都承认食品安全问题只是个案,而非普遍现象。这不仅仅是正常的思维,也是合理的思考。”不知道这名作者何以能够“代表”中国民众,中国民众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代表了!在这段貌似公允的开场白之后,紧接着便是一段诛心之论,与昔日毛泽东念念不忘的“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有异曲同工之妙:“反观美国媒体的报道,则有危言耸听、夸大其词之嫌。这些措辞不仅忽略中美两国在食品安全标准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而且无视中国维护食品安全的种种努力。考虑到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举行在即的背景,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此刻集中进行有关中国食品安全报道的政治意图。”作者的想象力确实无比丰富!

   这篇社论的结论是:“平衡中美贸易的方法有多种,我们不希望美国媒体以刻意抹黑中国食品安全的方式来实现。”自然而然地,社论将这场关于食品安全的争论转化为对民族荣誉的捍卫:“更重要的是,美国媒体此类报道极易挑起美国国内对中国食品乃至中国形象的担忧和恐惧,从而制造出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食品威胁。如果说‘军事威胁’等概念只在政府层面和精英阶层获得某种反响,那么发生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中国食品威胁将直接影响到美国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的认知,其负面效应更为严重。”在这里,民族荣誉成了一把不容质疑的翻天印:你愿意当一个不爱国的人吗?如果你是爱国者,你就必须拒绝美国媒体对我们羞辱!这是何等大义凛然啊!

   我所观察到的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所谓美国媒体大肆“妖魔化”中国的这段时间,我恰好在美国访问,得以看到美国媒体上的相关报道,而不是经过中共当局断章取义之后的只言片语。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确实有很多关于中国黑心产品的负面报道。那么,这些报道是否真实和公正呢?我可以列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之。

   美国最重要的严肃大报《华盛顿邮报》,近日以《自中国进口的商品经常含有害物质》为题目做了长篇报道。这篇报道指出,中国出口到美国来的食品和化妆品,有不少含有害物质,美国国会对此深表关切。美国的鸡肉、猪肉和鱼含有中国饲料的有害物质一事曾在媒体广为报道,而近期美中两国将举行高层经贸谈判。鉴于以上两件事,美国国会议员和有关活动人士要求美国告诉中国:“美国已经受够了。”

   这篇报道还援引美国食品制造商协会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食品业界对食品卫生问题决不掉以轻心。”报道引述FDA文件称,被美国当局退回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的食品,包括鱼和海鲜,譬如鲶鱼、虾、鳅鱼、非洲鲫鱼、鳗鱼和黄鳍金枪鱼等,以及表面染有非法杀虫剂的蘑菇。其他没能通过检验的其他中国进口货物,还包括含草药的茶叶、豆腐、糖果、苹果干、桃脯和花生奶,非食品类的被拒绝入关产品包括导尿管和唇膏等。

   这篇报道写道,除了农作物产品,一些最不适宜出口的商品也进入了美国。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规定,除非农业部验证屠宰场和加工厂拥有和美国一样的食品安全系统,任何国家不得向美国出口肉类和家禽产品。其中,中国因为没有达到要求,未被允许向美国出口肉类。但美国农业部部长麦克·约翰斯三月份宣布,美国农业部去年查封了数十万吨从中国和亚洲国家出口的被禁家禽产品,其中一些产品的包装箱标签上甚至写着“金针菜干”、“果干条”和“蔬菜”,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非法肉类未被查处。中国鸡肉如果未被处理可能成为禽流感的源头,美国公共健康机构担心可能会引发流行病的爆发。

   另外一篇重要报道是《新闻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故事。这篇报道追索了有致命之虞的中国黑心商品充斥世界的原委,指称近来多项中国产品在美下架回收已严重打击中国产品的形象,甚至危及中国外销竞争力。而北京高层即使有心扫荡改革,却也面临规章法令不够完备以及地方官员与黑心制造商勾结等现实阻碍。

   这篇报道分析说,相较于数十年前也曾经历类似痛苦的南韩与日本,中国制品如今独占世界的多项领域,危害也更大。除非北京当局能迅速改善形象并将“中国制造”一词转变为商誉佳、或至少值得信赖的品牌,否则全球消费者的安全依然缺乏保障,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奇迹也将面临严重危机。二十世纪初,伪药与黑心商品在美国所引发的民愤,最后促使食品药物法立法;一百年后的中国也需要类似革命,以维护其竞争力与保障消费者。

   这篇报道还指出,北京高层已藉由劣质出口品所引发的难堪与争议,迫使其它官员采取行动。加拿大埃布尔达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姜闻然说,一如当年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不得不进行国内改革,如今国际压力也将迫使中国改善大众卫生与食品安全;但庞大的地方势力恐令中央使不上力。三十年前的国营时代,政府还能保障质量,而今举目尽是规范松散、甚至与原应监督厂商的地方官勾结的私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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