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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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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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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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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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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中共的宣传机构有这么一个特点:一件所谓的“丰功伟绩”,非得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非得宣传过度,让大多数公众感到像吃多了肥肉而反胃一样。中共的宣传部门对自己的愚昧毫无知觉,即使有所知觉,也由于专制制度本身没有“纠错”功能,而只能一错到底。此次关于“神州五号”上天的报道以及太空人杨利伟在全国各地的巡回活动,即是又一明证。我在电视上看到这名像木乃伊一样“航天英雄”,除了拼命向领袖效忠以外,他连一句人话也不会说了。我不会为他而感到骄傲,我只会对他充满了怜悯——他不过是又一个被工具化的“雷锋”而已。

   就在“神州五号”升空前夕,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高级官员访问中国,严厉谴责中国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漠视。朱鎔基政府曾经宣称要将教育经费提高一个百分点,但几年以后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升反降,跌落到了百分之二以下,不足联合国推荐比例的三分之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在世界一百五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教育支出排序中,中国大陆名列第一百四十五位,也就是全球倒数第八位,低于非洲穷国乌干达等。据今年二月国家教育部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数据显示,十五岁以上国民受教育年限不到八年,也就是说不到初中二年级的水平,而此水平美国、日本等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达到了。
   中国真的没有钱吗?非也。为了办奥运会,中国将投入三千亿人民币,而一年的教育经费仅仅是三百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办一次奥运会的花销等于中国十年教育经费的总和。同时,“神州五号”的研制计划总共耗资一百八十亿人民币,有关决策者潇洒地大笔一挥,却对捉襟见肘的教育经费“雁过拔毛”。在广大中西部地区,适龄儿童失学情况相当严重,九年义务教育形同虚设。如果按照中西部地区的孩子完成一年基础教育需要一千元人民币来计算,一个孩子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总共需要九千元人民币;那么,“神州五号”的这笔经费,足以让两百万适龄儿童完成他们的基础教育。我想问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到底哪一项投入更加重要呢?我也是纳税人中的一员,但我却没有权利过问国家的税收如何使用。
   极权主义体制由于自身缺乏足够的“法统”,就需要不断地制造“富国强兵”的假相来维系其权威和面子。办奥运会是这样,女排比赛是这样,送太空人上天也是这样,在极权主义国家中,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目的——那就是“政治”。此“政治”就是少数特权者的地位和面子。
   出于同一原因,昔日的苏联政权将航天工业和军事工业放到至高无上、优先发展的位置。在冷战时代,聪明的美国总统里根洞察了苏联制度的这一致命弱点,抛出“星球大战”计划,与苏联在天空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终于拖垮了苏联的经济。就美国而言,航空航天业与其他产业齐头并进,它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是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而对苏联而言,其航空航天业疏离于其他工业门类,是一个封闭的、无法民用的“面子产业”,它只能不断输血而没有造血功能。所以,最后苏联的命运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学者霍布斯邦曾经分析苏联体制崩溃的原因,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苏联经济发展大车向前走了一段距离之后,由于其引擎结构设计特殊,驾驶人虽然一再猛踩油门意欲加速,引擎却不快反慢。它的动力设计,本身包含着将其力量消耗殆尽的结构。在六七十年代,虽然苏联一度在天空、军工等领域方面超过了美国,但终因缺乏后劲,逐渐走向衰退。霍布斯邦的诊断书是精妙的:“其政治和经济管理制度的僵化和用意识形态教条控制人们思想导致的思想活力与质量的下降,在一个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极度缺乏的社会,人们是不可能随时适应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状况、新问题的。”因此,纵然拥有一支基数庞大(数量超过美国)、职业素质良好的科技队伍,依然没有办法挽救苏联社会在诸多方面(当然也包括技术领域)的停滞状态。
   昔日,中国出于更加僵化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嘲讽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今天,中国自己却又走上了苏联的不归路。虽然没有冷战的压力,但基于某些领导人的虚荣心和愚民们的“民族自豪感”,中国不惜劳民伤财争当“天空第三国”。这个座次来之不易,却毫无意义。它不能挽救极权主义制度的崩溃。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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