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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读杨显惠《夹边沟记事》
   被誉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的《夹边沟记事》一书,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后,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该书作者杨显惠,六十年代在甘肃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接触到许多劳改和劳教农场,也认识了一批从农场移交过来的右派和劳教人员。那时他就已经零零星星地听说了“夹边沟农场”的存在,那里关押过三千多名右派,经过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之后,仅有数百人生还。从一九九七年起,杨显惠开始着手调查夹边沟事件,此后三年中每年用两到三个月的时间访问当年的幸存者和管理人员,查阅资料和两次实地考察夹边沟,终于写成此书,揭开了当年那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黑幕。虽然《夹边沟记事》名曰“中篇小说集”,但这也许是作者和出版者的“障眼法”——其实,书中大部分的文字都是当年的九死一生者的“口述实录”,是活生生的、血淋淋的真实历史。
   夹边沟农场绝对不是“唯一”的。可以推测,在中国的大地上星罗棋布着无数像这样没有被官方正式命名的“死亡集中营”,它们完全能够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相提并论。因此,《夹边沟记事》的问世,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共政权的历史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尽管它只是一个农场的“个案”,就深度和广度而言,只能算是索尔仁尼琴巨著《古拉格群岛》中的一个章节而已;但是,这本书申明了这样一个极权主义征服不了的信念:虽然书中所采访的幸存者们都已经“泯然众人也”,从外表上看和普通人相差无几,然而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倍受折磨——消灭人的肉体要比消灭他们的记忆容易得多。他们没有放弃尊严,也没有放弃记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言说,就是对杀人机制的控诉和反抗。我相信,这本书的问世,对于每一个惨死者和幸存者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专制制度使亲人变成敌人
   夹边沟农场位于甘肃省酒泉县东北方向,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它成立于一九五四年,撤销于一九六一年,原来是劳改农场,反右之后专门收容甘肃省机关、企业、学校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他言论错误的右派分子,还有一部分大鸣大放期间有过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和工人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这里关押过不少的文化名人,如八十年代名噪一时、“六•四”屠杀之后流亡海外的美学家高尔泰,国民政府编译局的权威、著名翻译家章仲子等人。但更多的还是普通知识分子。
   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科级单位”里,活活饿死了两千多人,发生了不计其数的人间惨剧。《夹边沟记事》中所记载的是一些平凡人的极度悲惨的故事,它们直接来自于那些被任意凌辱和殴打、被剥夺了一切的自由和权利的人们的悲惨遭遇。相信这些可怕的故事能够修正年轻一代关于“右派”的错误想象。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像朱镕基、王蒙这样重新成为权力宠儿的右派,认为反右运动就像母亲错打了儿子一巴掌那么简单。在王蒙的回忆文章中,他被放逐到新疆的那段右派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和瓜果飘香,因为他得到了王震的庇护。这类文字构成了后人对右派的基本认识。然而,在我看来,朱镕基和王蒙所讲述的右派生涯,既是“真实”的——对于他们这“一个”生命个体而言;又是“不真实”的——相对于数百万被虐待甚至杀害的右派和坏分子而言。
   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后短短数年间,就一举消灭了“中间社会”,制造出一个恐龙般巨大而丑陋的“国家利维坦”。这个政权比希特勒的纳粹帝国更加严密,也比奥威尔设想的“一九八四”更加牢固。它将中国古代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所发明的“编户制度”发挥到了极点,通过户籍制度、警察制度、号称“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的“小脚侦察队”以及强大的宣传和教育机器,使得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监狱。自从一九五七年之后,右派成为“地、富、反、坏、右”系列中的一部分,是贱民中的贱民。中国历史上本来没有明确的贱民制度,但共产党政权却创造了一套严酷的贱民制度,将数千万社会成员划入“不可接触的罪人”行列。我相信,即使是见惯了印度社会贱民制度的甘地,如果到了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也会对具有“中国特色”的贱民们的凄惨遭遇而感到震惊。这套制度深深地镶嵌到每个人的家庭生活中,它以空前残忍的力量切断了人类基本的血缘关系和伦理亲情,它把“亲人”变成了“敌人”。一旦被指认为“敌人”,你便被驱逐出了“人”的行列,你立即与你的家庭、你的生活分割开来,你被逮捕,被认为有罪,被打垮,被折磨,被关押,被贬至社会垃圾的水平。
   在《李祥年的爱情故事》中,我发现了家庭和亲情是如何被割裂的。夹边沟的幸存者李祥年,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原来是兰州体委的教练、篮球队的领队。在被打成右派之后,为了逃避被押往夹边沟送死的命运,他逃到北京的姐姐家。不久,兰州体委的公函就跟到了姐夫的单位。姐姐和姐夫都是胆小如鼠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劝说弟弟回去。母亲应当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吧?恰恰相反,李祥年的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她见儿子不愿就范,居然通知管区的民警上门来威逼。当警察走了之后,儿子对母亲说:“娘,我不想回去,劳改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却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
   二十年之后,李祥年“落实政策”,获得“平反”。当他回家探亲的时候,父亲告诉他,母亲半年前就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他并不伤心,因为正是狠心的母亲将独生子送到夹边沟的,他们之间的骨肉亲情早就没有了。在家里,他质问姐姐说:“我是杀人放火了,投敌叛国了,还是奸污妇女了,你和我划清界限?我挨饿那些年给你写信,要点炒面,钱,可你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支持我,我几乎饿死,你的心怎么这么狠?怎么没情没义?”姐姐无言以对,只好翻来覆去地说:“我总认为党是讲人道主义的,生活上不会虐待人的。”
   许多右派都有过像李祥年的遭遇。极权主义的极致就是使亲人关系变成敌人关系,使平时善良的老百姓成为暴政的帮凶和帮忙。它让每个人都参与罪恶,让每个人手上都沾上鲜血——拒绝合作者立即被宣布为敌人。与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和塔利班领袖奥马尔一样,毛泽东成功地实现了这一切,而且实现得比他们都彻底和完美。蒋介石因为暗杀了一个闻一多而遭到全国上下的反对,毛泽东却残害了数百万像闻一多那样的知识精英而依然受到大众狂热的支持。因此,就统治术的高明和邪恶的程度来说,蒋介石根本无法与毛泽东相比。
   美国学者鲁伯特•巴特勒在《盖世太保史》一书中分析了为什么普通德国人会真诚地支持纳粹的暴政,他指出:“盖世太保依仗的一种心理因素是人们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那些与警察合作或支持警察国家队德国人能够说服自己,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没有丝毫的错误,国家的敌人的确存在,而他们必须出力将敌人绳之以法。相信这一点要比反对流行的政治大气候容易得多。斯大林领导下的俄国在三十年代的种种证据表明,在没有可供选择的信息的情况下,人们会由衷地相信虚伪的宣传。”这也正是李祥年的亲人们为什么要将他拒之于门外、乃至送进火坑的根本原因。李祥年的母亲和姐姐真的相信“党是讲人道主义”的吗?她们要么是在单一信息的背景下真的相信,要么是假装相信而给自己的良心抹上麻醉剂。那个时代,人们死心塌地地配合官方作恶,他们的亲情早已经被暴政摧毁得荡然无存了——要么你泯灭自己的亲情,要么你自己一同牺牲掉。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地选择了前者;于是,暴政得以在帝国的各个角落畅通无阻。你突然发现,对你最冷酷的原来是你的亲人和朋友;你突然发现,原来你精心构建的社会关系原来如此不堪一击。在希特勒帝国,盖世太保是一支特别的力量;而在毛泽东帝国,人人都成为潜在的“盖世太保”——哪个社会更加可怕呢?
   饥饿使人变成野兽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中旬,夹边沟农场的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饿毙,农场的党委书记蒋洪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没有想到反而遭到地委书记的训斥:死几个犯人算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于是,一颗粮食也没有拨到农场来,死亡的阴影蔓延开来。右派们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他们也找不到任何自救的办法。在漫长的饥荒中,他们成批地饿死,悲惨的命运比起纳粹集中营中被大量屠杀的犹太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夹边沟记事》的若干篇章中,幸存者们最集中谈论的话题就是“吃”。在死神肆虐的时刻,“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在哈姆雷特那里无比复杂的问题,已经简化为:你有没有寻找食物的能力?著名书法家、教育家,从美国威廉斯大学留学归来,曾经担任天水市政协主席的六旬老人王鹤鸣,是怎样活下来的呢?他冒着被射杀的危险,潜入农场旁边骑兵部队的马厩,偷吃军马的马料。他说多亏“马大哥”救了自己一命,离开农场的时候,还专程去向“马大哥”作躬致谢。
   播种的时候,人们偷吃麦种,他们使劲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晚上喝末糊汤的时候,他们的嘴已经被农药杀得麻木了。许多幸存者养成了生吃粮食的习惯,持续多年。右派俞兆远被释放之后,在家里虽然有饭吃,还是忍不住要吃生粮食。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用小勺子舀着苞谷面吃上几口,“生粮食吃着那个香那个甜呀,要是不吃那么几口就上床,就半夜半夜的都睡不着”。后来,他才下决心改掉了这个习惯,因为妻子要与他离婚,妻子在法庭上提出离婚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偷苞谷面吃,还非要生吃不可!妻子说,她忍受不了这种侮辱:邻居们都知道了,她“克扣”丈夫,不叫丈夫吃饱,逼得丈夫偷家里的粮食生吃……在饥饿面前,文明是无力的,人们很快就被推回了茹毛饮血的阶段。
   农场的情况越来越恶化了。到了后来,什么也没得吃了,右派们便到河滩上去采摘黄茅草籽来煮汤。然而,这种东西容易造成肠梗阻,数十人就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述说:“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带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这些东西都不容易消化,排泄就成了问题。我们那个时候排泄出来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我们排泄的时候必须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面掏。工具是用红柳枝条做的木勺。”有一个名叫文大业的右派,原来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医学院的教授。他应当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但是,他还是不顾性命吃了草籽。肚肠里形成了一个大硬块,直径超过肛门的直径许多,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李文汉帮他用专业工具一掏,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最后把他的肛门搞得鲜血淋漓,硬块安然如初。五六天之后,文大业被“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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