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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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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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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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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从中国近代化的歧路看江胡交班
   
   

   印尼的大选波澜不惊地完成了。败者坦然面对失败,胜者从容接掌权力。败者与胜者之间没有仇恨,他们都接受竞选的规则,都承认宪法的权威。比起台湾大选加深台湾社会的分裂和对立来,此次的印尼大选将是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文化、政治和经济走向新生的契机。早在印尼大选前一年,印尼最高立法机构“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人协)”就已经完成了对宪法的修改。统治印尼三十二年的强人苏哈托下台之后,印尼先后进行了四次修宪。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此修宪,主持修宪的人协议长芮斯表示,印尼现拥有一部较完善的国家大法,在宪政方面已跨进一大步。已予修改的宪法条文计十五条,其中最主要的两条是:第一,把总统选举改由直选;第二,今后人协议员由大选产生的国会及地方议会成员组成,过去受指派在人协中各占有三十八席的军警系及五十五席的专业阶层系,日后将自动失去在人协中的席位,军方退出政坛将成为事实。
   回顾印尼的历史,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由印尼三军和警察组成的武装部队开始长期在人协与国会中拥有议席,其人数比率于七、八十年代占百分之二十。这一数量足以左右立法机构的运作。军队高级将领自动拥有议员的身份,其根据是“武装部队具有双重职能”的理论——武装部队既作为国防与维护治安力量,也成为社会政治力量,许多行政部门职位也由军警担任。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印尼成为仅有民主制度面纱的“警察国家”和“军队国家”。
   在印尼军方退出国家政治生活一年多之后,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却在江胡的“和平交班”而涂脂抹粉、大唱颂歌。胡锦涛终于从江泽民手中接过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由此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领袖。军权不转移,中国的最高权力之争就不会结束,这充分说明军权高于党权和政权,也显示了中国社会“枪杆子出政权”的实质。这些学者们津津乐道于“胡温新政”这个虚妄的概念,幻想着拥有全权的胡即将开始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想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这一权力交接的过程,本身就说明中国依然是“准军国主义”的专制政体,中国离民主、自由还遥不可及。我认为,对江胡交班的所有评估,都不能忘记这样一个背景:对力量(尤其是暴力)的崇拜或者恐惧,乃是中国社会之所以能维持“稳定”的惟一基础。学者任不寐用“军事专制主义”这个概念来概括灾民社会的“政府体制”,这是我迄今所见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本质”最为准确的定义。任不寐指出:“军事专制主义通过力量、阴谋取得政治权力,并通过力量审美和阴谋审美以及凸现感恩来维持统治。力量崇拜、阴谋崇拜和恩人崇拜是军事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及其相关论述,至少部分回答了真正热爱中国的人们的两个疑问——其一是:中国的“法家主义”或“郡县制度”为何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二是:中国为何未能完成“现代化”的转变?
   尤其是后一个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知识界关注的热点。中国可以拥有核武器,可以送宇宙飞船上天,但中国依然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社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没有人的现代化,没有精神的现代化,没有政治生活的现代化。任不寐在《灾变论》中指出:“中国一百五十年来‘有限现代化’的失败,问题不是出在‘现代化’上,而是出在‘有限’上。”而这种“有限现代化”的“有限”,恰恰得以在军事领域迅速展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只是军事的现代化,而这正是中国的现代化失败的根本原因。
   最近,我读到近代史学者姜鸣的著作《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该书在回顾了近代中国海军的悲剧性命运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历史的悲剧在于,洋务派官员们一方面在大张旗鼓地推行海军近代化,使得海军在技术领域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一度成为亚洲最为强大的舰队;可是另一方面,深植于文化心理深处的海洋观却并没有变化。国家战略中并没有增添海洋意识,从而注定了海军近代化的失败命运。”对于“船坚炮利”式的西化,早在一八七四年,曾经担任清廷驻外使节的郭嵩焘就提出了他的疑惑:“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责于海上,将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郭氏认为,现代化应当是“全盘”的现代化,一个环节超前实现了现代化,而其他环节仍然埋在中世纪的废墟之中,那么“强国”和“富民”都是不可能的。姜鸣认为:“这种把海防建设同改造国家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的观点,整整超越了时代二十年。”姜鸣的这一反思是正确的,不足之处在于仅仅局限于在海军史的框架内。如果放宽视界,把军事放置在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生活之中来考量,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军事的现代化不仅不会带动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反倒可能成为某种“尾大不掉”的“反作用力”。
   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军事一直是最受到关注的领域。可以说,军队先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精神等领域而部分实现了“现代化”。一开始,军事的现代化确实是为了应对“救亡图存”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产生的。可是,这一努力迅速蜕变为少数野心家夺取权力的资本。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地方军阀们发现了这样的真理:谁控制军队,谁就拥有对中央政权的影响力,谁就能“无法无天”地“吃人”。从曾国藩组建湘军到李鸿章组建淮军,在近代以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舞台上,稍稍有点“政治头脑”的“英雄”们,都承认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硬道理”。
   在战乱频仍的二十世纪中,从满清到北洋,从国民党政权到共产党政权,“城头变幻二王旗”,让人眼花缭乱。但就其本质来说,无非是一个更加军事化的独裁政权取代了一个不那么军事化的政权而已。无论满清王朝还是北洋政府,无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意识形态固然有天渊之别,却都维持着巨额军费开支,有时军费甚至占到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韩战期间,中共政权的军费开支高达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然而,中国的国防力量从来就没能成功地抵御外辱,仅仅在对内镇压时成为“十分有效”的工具,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军人”只会创造“屠戮妇婴的伟绩”。中国的军队不是真正的“国防军”,而是“防民军”。
   中共建政以来,将“军事专制主义”推展到顶峰。毛泽东连国家主席的位置都可以送给刘少奇,却绝对不会放松一点对军权的控制。毛泽东把自己当作高踞于“十大元帅”之上的“大元帅”,在“文革”高潮中党政系统均陷入瘫痪的时候,他依然能够利用军队贯彻自己的意志。而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林彪,尽管在军队中享有极高威望并安插众多亲信,但没有毛泽东的同意,他连一个连队的士兵和一架飞机都指挥不动。林不过是毛的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已。在邓小平时代,正是因为邓始终保持着对军队的牢牢控制,才使得他轻而易举地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改革派党魁赶下台——枪永远都在指挥着党。没有“枪杆子”的赵紫阳虽然身为党的总书记,却被强迫冠以“分裂党”的恶谥。这是连纳粹的天才宣传部长戈培尔都想像不出来的荒诞剧本。而到了江泽民时代,江最为恋恋不舍的还是军委主席的职务,正是有这一职务在手,使得江得以蔑视“祖宗之家法”,堂而皇之地以普通党员和普通公民的身份,充当了两年多的太上皇的角色。
   在“军事专制主义”制度下的中国,自由成了天方夜谭,民主成了西方人的专利,法律成为随意摆弄的妓女。从上到下各阶层惟一的信仰乃是“力量”。在全然丧失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政治架构之下,整个社会的道德和精神都被这种“力量信仰”深深地毒化了。于是,“杀学生”是士兵们的“狂欢”,“打台湾”是军官们的“心愿”——此时,“现代化”的军队完全变成了“反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如果用任不寐的“灾变论”来解释,这就不再是一个悖论:中国的军队本身就是一个最为顽固和保守的“灾民社会”,其成员多为希望“不劳而获”的农民,他们的身上凝聚了“灾民伦理”最可怕的方面。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虽然军方对政局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如中共政治局常委中不再有军人),但“军警宪特”的超级体系依然是独立于法律和舆论监督之外的“巨无霸”。“六•四”血腥屠杀之后,中国的强力部门发生了一个相当重大的变化:“武装警察”作为一支介于正规军与警察之间的特殊力量,在人数和装备方面都得到空前扩张。如今,统治者已经不需要像一九八九年那样动用正规军,而只是动用“武装到也持”的武警,就足以镇压各种来自民间的反抗了。
   江胡最后一次一起公开露面是接见军方高级将领。首先是江总结自己的工作,口是心非地赞扬胡的才能;然后才是胡对江竭尽赞美之辞,并向军方提出今后的发展目标——这一隆重的仪式颇具象征意义,宛如上古禅让典礼的最后一幕。作为中国的公民,看到这样的演出,不是我们的骄傲,乃是我们的耻辱——它清晰地说明我们离文明有多远、离野蛮有多近。中国固然无法与欧美源远流长的自由民主传统相提并论,但印尼的变革确实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印尼已经实现了总统直接选举,已经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和国防军化;那么,依旧深陷于“军事国家”和“警察国家”中无法自拔的中国,有什么理由为江胡之间权力的“和平交接”而洋洋得意呢?
   
   
   ——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中共建政五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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