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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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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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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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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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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邓小平的“再偶像化”及其政治遗产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是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早在此前一个多月,全国大大小小的各种媒体就奉命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宣传报道。与去年十一月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盛大活动相比,今年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依然沿袭中共特有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动员模式。但是,大部分民众对之反映冷淡,他们更关心与此同时的奥运会比赛。
   在相隔不到一年间,中共政权的对毛、邓两位前领袖的“重塑金身”,其背后隐含着中共高层江泽民集团和胡温集团激烈的权力斗争。在我看来,江泽民集团和胡温集团之间,并不存在某些海外观察家所猜想的“开明”与“保守”的区别,他们看重的都是赤裸裸的权力,他们都已蜕变为利益集团而非原教旨主义的马列信仰集团。因此,无论是纪念毛的活动,还是纪念邓的活动,江与胡温都高调参与,竭力将毛、邓的残存的权威转化为能够为自己所用的权力和精神资源。他们其实并不在意毛、邓两人的真正的治国思路,更不会辨析毛、邓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而是将毛、邓煮成一锅粥,当作菩萨一样供奉起来。在四中全会之前的斗争当中,双方都清楚地知道:如果能够表现得既爱毛也爱邓,就能将毛派和邓派都收拢到自己的麾下。
   黄金图书与邓小平的“再偶像化”
   此次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不仅胡锦涛亲自出席四川广安“邓小平纪念馆”的开馆仪式,而且官方在北京召开了六千人参加的纪念大会,从胡温到江朱等巨头全部出席,胡在会上发表了对邓高度评价的“盖棺定论”式的讲话。
   我相信,邓本人肯定不会喜欢这样一种“再偶像化”的纪念方式。邓与毛之间重要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行事低调,他一直不赞成制造个人崇拜的局面。邓在一九七八年之后执掌中国最高权力长达十六年之久,在实权上从不放松,“垂帘听政”之日即达一半以上,但不曾营造毛时代那种个人崇拜,邓之家人的描述大致是准确的:“他既不需要走上神坛,也不需要走下神坛,他从来就没有走上过神坛。”
   因此,近期对邓的“再偶像化”,既不符合邓本人的个性和意愿,更是有悖于中国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这种现象只能说明,中国依然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中国的命运依然掌握在某个领袖手中——此人开明,则中国改革开放;此人保守,则中国闭关锁国。
   在诸多纪念活动中,最让我恶心的是黄金图书《伟人邓小平》的出版: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黄金版《伟人邓小平》,面向海外编号限量发行五千套。官方的报道中指出,黄金版《伟人邓小平》为古籍十六开本、四十八页金纸,精选了邓小平从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九四年间珍贵照片三十九幅,题词手迹八幅,其中部分照片为首次公开发表。黄金版《伟人邓小平》的制作和印刷,采用了当代科研成果和纳米技术,以纯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黄金纸为材质,精心印刷而成。这种高纯度的金纸,改进了金箔制品的缺陷,可将彩色图像直接印刷于黄金之上,理论上可以保存万年以上。该书包装典雅精美,封面镶嵌有纯金度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纯金邓小平头像,由上海铸币厂铸造。封面盒由名贵高雅的紫檀木手工雕成,两尺为手工雕刻的《春辉万里》图案,由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题写书名。
   该报道还说,金书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内涵与典藏价值。近日,该书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贵宾,并颁发了国礼证书。“此书已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图书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邓小平纪念馆永久收藏。”报道最后的段落几乎成了拙劣的广告:“这套金书集文化价值、纪念价值、艺术价值盒收藏价值于一体,堪称书业瑰宝,典藏精品”。
   每套定价为两万两千六百元,究竟有谁会买呢?除了贪官污吏和暴富的商人,普通民众只能望洋兴叹。这套金书的价格比去年毛泽东的金书更贵。五千套金书,总码洋为一亿一千三百万元,出版社又借机大发了一笔“小平财”。看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至死也在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过,我却更愿意作这样一种换算:一套金书是五名农村子弟一年上大学的学费,五千套金书则相当于两万五千名贫困大学生一年的学费。
   邓后中国是一个极端不公义的社会
   这种充满了封建专制主义“阴沟里的臭气”的金书的出现,正显示了邓后中国是一个极端不公义的社会的实质。而这种态势的形成,邓本人是始作俑者。
   “文革”结束之后,邓面临着毛留下的一个乱摊子:一个贫困的中国,一个信仰崩溃的中国,一个在国际舞台上众叛亲离的中国。邓将毛昔日剥夺的农民在经济领域内的某些自由归还给农民,让被毛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农村恢复了生机;邓也打开国门,使中国与世界(尤其是西方)发生直接的联系。此为邓的两大贡献。
   但是,邓本人仍然是一个独裁者,而非自由民主理念的信奉者。邓并没有像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那样全面否定毛泽东,他也不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共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因此,他所支持的“真理标准讨论”,不过是对毛体系的修修补补而非“伤筋动骨”,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邓小平时代》的作者杨继绳所说:“真理标准讨论并不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还原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性、整体性,使得某些人不能再运用毛泽东某句具体话语来打击人。毛泽东的伟大得到了确认和维护,社会思想体系没有发生断裂,共产主义理想得到了坚持。”
   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邓毫不犹豫地镇压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在整个八十年代亦不断展开诸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这些行为已经昭示着在一九八九年的危机中,邓为了确保其政权的稳固,必然采取血腥镇压的“非常手段”。邓在“六•四”下令开枪杀人,并非一时“过激反应”,而是其独裁本性必然。
   于是,“十年改革,一夜屠城”这两句话、八个字,成为邓功、过、罪“三分”的经典概括。一九八零年,邓在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如果说邓在一九八九年之前全身而退或者死去,他确实可以“对半开”。但是,邓在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天安门血案之后,他就很难“对半开”和“问心无愧”了。如果说邓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有不得不实施毛的命令的一面,那么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则应由邓本人来承担最高责任。
   “六•四”事件给中国造成了以下三个严重的后果:第一,军队成为镇压民主运动的工具,数以千计的无辜学生和市民遭到杀害;第二,已经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完全停滞,而且还走了回头路,党政系统内的开明派全部出局,此后中国出现了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第三,中国民众的信心、热情和爱国心在一夜之间全然崩溃,从此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丧失道德伦理底线、将金钱和权力视为最高目标的丑恶社会。这个社会对农民权利的剥夺和歧视,早已超过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印度的种姓制度,这个国度堪称全球最大的集中营。一个民族的心灵整体性地堕落了。心灵的堕落乃是一个社会堕落的最后一步,而堕落的心灵要想重新获得拯救则难于上青天。
   邓无法对这样的三种结果“问心无愧”。
   邓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吗?
   一九八一年,邓小平为《邓小平文集》写序言时宣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真的的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吗?
   丁子霖女士的儿子蒋捷连以及若干“天安门母亲”的儿子们,是否也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呢?天安门大屠杀之后,漫长的十五年过去了,这些哀痛的父母依然不能公开悼念被杀害的子女。无论邓在世之时还是在他去世之后,中共政权都是一个“杀死了儿子却不许母亲哭泣”的冷酷政权。于是,我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追问: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会命令军队杀害别的朝气蓬勃的“中国人民的儿子”——那些在广场上以绝食的方式来要求民主的大学生——吗?包括使用日内瓦国际公约中禁止在战争使用的“开花弹”以及庞大的坦克?
   邓小平的女儿们开始大肆讲述“作为普通人”的邓小平的生活琐事。邓的女儿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道:“退休以后,父亲最终的愿望是过一种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上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她的另一个女儿在电视采访中说:“父亲说过,普通老百姓可以追求民主自由,但他却最没有民主自由,他被身边的人看管着,连抽根烟的自由也没有。”
   我相信这些细节的真实性。许多独裁者在家庭中确实是温柔的丈夫、慈祥的父亲,但这丝毫不会阻碍他们对民众的蔑视和杀戮。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各集中营里先后囚禁过一千八百万人,杀害了一千一百万人。“集中营里的恶魔”希姆莱却是一个出名的“惧内”的人物。希姆莱在家中充当“受气包”的角色,一切都服从夫人的调遣,对夫人的斥责常常是忍气吞声,在家中没有任何尊严与地位。而统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赫斯,从一九四零年起便同他的四个孩子一起生活在集中营内的官邸中。赫斯后来在法庭上说:“我的家庭在奥斯维辛过得很好。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不受约束,而我夫人也有身处天堂之感。”但就在他们周围,每天都有大批的犹太人被打死、杀死、烧死或毒死。一九四四年夏天,赫斯被调离奥斯维辛,赫斯夫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随行的四个火车皮里装满了他们掠夺的财物。
   杀害一个人也是不能容忍的罪恶,杀人不能被轻飘飘地看作是政治活动中“必要的恶”。正是在此意义上,双手沾满鲜血的邓小平根本不配自我定义为“中国人民的儿子”。《新京报》发表了署名“长平”的社论《纪念,以中国的未来》,文章指出:“他改变了人类历史,他撬动了地球。他想让中国人碗里有饭吃,结果影响到全世界人民的饭碗。他号召十亿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结果改变了历史长河的流向。他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的作用,还没到估量的时候,也许永远也无法估量。”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为无耻的文字之一。农民的饭碗是自己的,农民的粮食是自己劳动获得的。邓所做的仅仅是少掠夺他们一点口粮而已,怎么能说是“他想让中国人碗里有饭吃”呢?“影响到全世界的饭碗”更是一种流氓式的“灾民伦理”——难道中国自我的期许是“成为世界的麻烦和灾难”吗、难道中国人自己吃不饱饭就有权力去抢夺别人的饭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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