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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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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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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肩住黑暗的闸门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尊敬的万人杰夫人,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我能够站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自由地言说。虽然我在万人杰先生生前没有与他见过面,但我相信,我与万人杰先生有着一个相同的梦想,那就是让我们的祖国成为一个值得骄傲的“自由中国”。实现这个梦想有赖于我们每一个同胞的努力。
   一九八九年的六月,我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生活在四川成都平原一个偏远而宁静的小镇上。那时候我正在上初中三年级,面临紧张的中考。北京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也波及到了这个遥远的小镇,我的一位最尊敬的老师在中学校门贴了一张为大学生们募捐的信。当时,每天晚上十点钟,我上完了晚自习,走过一段长长的泥泞山路回到家中之后,就躲在被窝里,打开小收音机如饥似渴地倾听美国之音、英国BBC和法国广播公司等著名电台的节目。通过缕缕的电波,我仿佛来到了汹涌着民主大潮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仿佛与那些热血沸腾的大学生哥哥姐姐们一起呼吸、一起呐喊、一起静坐、一起哭泣。六月四日,我在电波中听到了枪声、听到了惨叫,我在电波中闻到了汗水的苦涩、闻到了屠杀的血腥。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晚上,我过早地结束了我的少年时代,我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那天晚上,我在泪水中看清楚了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究竟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奴役,究竟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从此之后,没有人能够再次欺骗我、再次愚弄我,那座用谎言来建构的宫殿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有一种声音在启示我,有一眼泉水在召唤我。我的生命从此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既是我母亲的孩子,我也是“六•四”的孩子。我与“六•四”之间联结着一条浸透了鲜血的脐带。没有“六•四”,就没有今天的我;没有“六•四”,我也许像一头生活在肮脏的猪圈里的猪,对自己被长期囚禁和即将被宰杀的命运一无所知。那天晚上,我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一定要考北大,因为那里有我的兄弟。
   由此,我想起了俄罗斯思想家、大文豪和民主先驱赫尔岑少年时代的一个故事。当时,沙皇当局在克里姆林宫广场当众处死了五位十二月党人的领袖。虽然那时的赫尔岑还是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少年,但他与当时最有良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感到了最深切的耻辱、痛苦和愤怒。残酷的死刑执行完之后,沙皇在克里姆林宫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祈祷会,对成功地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而进行庆祝。三十年之后,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回想》中写道:“我参加了祷告仪式,我当时只有十四岁,隐没在人群中,就在那里,在那个被血淋淋的仪式玷污了的盛殿前面,我发誓要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要跟这个皇位、跟这个圣坛、跟这些大炮战斗到底。”
   我在这里引述赫尔岑的故事,并无意将自己与赫尔岑相提并论。我想说的是,我与赫尔岑一样在少年时代经历了一次精神的炼狱、一次灵魂的洗礼。对我来说,天安门的坦克和鲜血是最为直接的启蒙。我发誓要说真话、要拒绝谎言、要摆脱奴役、要捍卫自由、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从此以后,我所有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沿着这条道路展开。我要感谢“六•四”的先辈们,是他们让我成为今天的我,而不是又一个为权力阶层充当帮凶、帮忙和帮闲的文人才子——中国从来就不缺少这样才高八斗、指鹿为马的文人才子,中国最缺少的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小孩。
   “六•四”之后的十四年间,在意识形态的高压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普遍接受了“被召安”的命运。他们像森林中的变色龙,也像舞台上的小丑,他们把说谎当作职业,他们把表演当作本能,因此也就逐渐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尊敬。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说,中国不需要西方的现代法律,中国有丰富的本土资源,中国有温情的乡规民约;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院副院长潘维教授说,中国不需要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有卓越的文官制度,中国有崇高的“以德治国”;经济学家胡鞍钢说,今年突然发生萨斯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益无害;经济学家刘伟说,北京日益严重塞车的状况,正表明北京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作家二月河把雍正皇帝塑造成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公然鼓吹专制制度的优越性;作家余秋雨在为十六大“献礼”的电视片中煽情地宣告“潮涌东方”,向统治者狂抛媚眼。
   与这些流氓化、优孟化、太监化的所谓“精英人士”迥然不同,在中国大陆还是有那么多的勇士挺身而出,他们揭穿谎言、说出真相、批判独裁、呼唤自由,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失去了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职位,他们遭到由官方控制的媒体的封杀和拒斥,他们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在监狱中忍受非人的折磨。在他们当中,有“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女士,有怒发冲冠为被毁容的民女武芳伸张正义的记者卢跃刚,有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的“天网”创办人黄琦,有不久前去世的、写下过旷世奇文《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李慎之先生,有杰出的“人权律师”张思之先生,还有始终不渝地揭露专制政权暴行的作家刘晓波、廖亦武、王力雄……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几千年来,中国人深陷于暴政和邪恶的沼泽之中,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从梁启超到鲁迅,从遇罗克到林昭,一部分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另一种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享有过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正如《圣经》中所说:
   
   暴虐的君王统治贫民,好像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箴言》二十八章十五节)
   
   于是,一百多年来,几代觉醒的中国人开始为民主和人权前赴后继地奋斗,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师长、我的兄弟姐妹。
   就在我动身前往美国访问的前几天,“新青年学会”的四君子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分别被判处十年和八年的重刑。他们都是跟我同龄的优秀学子。徐伟在法庭上大声抗议在安全局看守所遭受的虐待,警察用皮鞋猛踢他的阴部和太阳穴,他用头猛撞审判席以示抗议,结果被警察架出法庭;张宏海在法庭上出示脖子上被警察用烟头烫出的片片伤痕,他的哥哥张宏图在旁听席上失声痛哭。这四位青年仅仅是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一起思考和写作,居然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当年,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周恩来组织“觉悟社”,他们比今天“新青年学会”诸君更加激进。但是,八十多年前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能够享有他们基本的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八十多年之后的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却被诬蔑以“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罪,受到残酷的惩罚。八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国力有所提高,中国的经济有所增长,但中国的人权状况却更加惨不忍睹。
   在杨子立的妻子路坤和张宏海的哥哥张宏图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身上残存的高贵、自尊、勇敢和毅力。路坤是一位网络编辑,张宏图是一位环境设计师,本来他们是单纯的专业人士,对政治没有任何的兴趣。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弟弟究竟在思考什么,但他们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弟弟是善良、正直的好人。亲人的苦难让他们看清了中国的现实,亲人带给他们的不是耻辱而是骄傲。在为亲人的案件而奔走的过程中,他们本人也就成为了“民主的后援力量”。路坤和张宏图勇敢地站了出来,为他们的亲人,也为更多被侮辱和被戕害的同胞。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才没有感到孤独;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才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今天,与其说我到这里来领奖是因为我做过些什么,不如说我是替那些更加勇敢和坚强的朋友们来到这里。他们比我更有资格获得今天的奖励,我所做的一切,跟他们相比如同沧海一粟。今天,在这异国的土地上,在这七月的阳光下,请允许我向那些为了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为了捍卫尊严而受到凌辱的优秀同胞致以深深的敬意。
   有人说,人权就是生存权;我说,那不叫人权,那叫“猪权”。我不接受猪的命运。在一个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人权自然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非常敬重已故的万人杰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为华人的新闻自由所作出的努力。他不奢望吃到鲜美的果实,却没有一刻停止过辛勤的耕种。他早已离开了我们,却依旧生活在我们中间。
   十四年前,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在川西平原仰望满天星空;十四年后,接近而立之年的我写出了十多本著作,共三百多万字。这些文字仅仅是后“极权主义时代”中国的一个小小的注脚。我们不幸生长在多灾多难的中国,我们有肩住黑暗的闸门的使命;我们有幸生活在多灾多难的在中国,我们享有的每一寸阳光都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让沉默者呐喊,让麻木者觉醒,让懦弱者勇敢,让独裁者忏悔,我愿意用生命来拥抱这一事业,我期望与更多的朋友携起手来风雨兼程。
   谢谢大家。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日夜在北京家中写就
   二零零三年七月七日在美国纽约“万人杰文化新闻奖”颁奖典礼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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