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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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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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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最后的出走


   托尔斯泰:最后的出走
   有的人具有强大的翅翼,为了对于世俗的恋念堕在人间,翅翼折断了:例如我。以后,他鼓着残破的翅翼奋力冲飞,又堕下了。翅翼将会痊愈变成完好的。我将飞翔到极高。上帝助我!
   ——列夫•托尔斯泰
   一
   这是列夫•托尔斯泰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的一段话。从那时起,在他精神的海洋里,就已经孕育着一场深刻的危机。那波涛隐藏在海洋的最深处。
   从中年以后,托尔斯泰就开始穿农夫的衣服,以及农夫笨重的桦树皮做成的鞋。他的头发还是黑的,而胡须已经花白,鬓毛却全白了。双重的皱纹在他那宽阔的额头画出和谐的线条,巨大的鼻子呼吸着俄罗斯乡间新鲜的空气,坦白而悲哀的眼光注视着庄园外广袤的原野。正象他自己所说:“我的脸是一张普通农民的脸”,这是一张在俄罗斯的任何地方也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的脸。托尔斯泰与年迈的马车夫坐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很难分别出哪一个的尊贵的伯爵,哪一个是卑微的马车夫。对此,斯•茨威格在《自画像》中写道:“他的脸显得这么彻底地无名,这么像一般的俄国人。正是,因为他包括了整个俄国,托尔斯泰没有自己的,而只有俄国的面孔。”
   在这张面孔上,有一双“最意味深长的眼睛”,还是高尔基说得好:“托尔斯泰有一百只眼睛”。这双眼睛时而像星星一样闪亮,时而像月亮一样忧郁。在面对大自然和人的时候,托尔斯泰的眼泪经常不知不觉地就流了出来。他的女儿塔妮亚曾经诙谐地说:“父亲总是爱哭,小时候伙伴们都叫他‘爱嚎的狮子’。”在俄语中,“列夫”的词义就是“狮子”。
   然而,没有谁明白托尔斯泰为什么而哭,没有人明白这位面庞像狮子一样的伟人还有什么苦恼。
   完成了《哥萨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巨著的托尔斯泰,理所当然地成了俄罗斯文坛上最闪亮的星辰和世界级的大文豪。豪华的庄园、尊贵的爵位、如花似玉的子女、享誉四海的名声……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东西啊!而他居然拥有了全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本该被认为是绝对幸福的人。那时我还不到五十岁,我有多情的我钟爱的妻子、几个出色的孩子、和一个不用我照料,日见发展的大农庄。我比从前更加受朋友和熟人的尊敬、被陌生人赞扬,我实实在在地有了一定的声望。……而我拥有的身心活力是同龄人中鲜见的。”
   人生至此,还有何求?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托尔斯泰心事重重地对朋友说:“我转过身去,像松鼠蹬轮子一样徒劳无功,而时间却越来越少了……”他经受了一场罕见的精神危机。突然之间,所有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没有了意义。他的脚下出现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黑洞——这黑洞企图吞没他。
   一八八零年初,托尔斯泰开始创作《忏悔录》。这是一部自传性质的作品,托尔斯泰说:“最好的文学形式是自传。”他的灵感来自于卢梭,却走向了与卢梭截然不同的方向。
   卢梭厚厚的《忏悔录》,拼命诅咒现代文明,整部作品笼罩在一半真诚一半傲慢的情感之中。卢梭发誓说:“我敢毫无顾忌地说,谁敢当我是不诚实的人,他自己便是该死的。”诚然,卢梭是诚实的,但在诚实的背后,他有一种掩盖不住的炫耀之意——在描述那些与贵族妇人纷繁复杂的情与欲的时候,卢梭的洋洋自得暴露出他内心深处驱之不去的自卑。卢梭的这种情不自禁的炫耀感颠覆了他那点起码的真诚。卢梭没有那种把自己当作罪人的“俄罗斯意识”。俄罗斯伟大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对比卢梭与托尔斯泰的时候,中肯地说过:“卢梭没有感受到对于生活意义如此紧迫的探索,对于罪恶和造孽如此痛苦的自我意识,对于完美生活的如此追求。卢梭要求从十八世纪的巴黎沙龙返回自然。然而,他没有托尔斯泰主义和俄罗斯人的对纯朴的酷爱和对净化的要求。”
   相反,托尔斯泰却在对自己无情的剖析中达到了罕见的真诚。他的呐喊是那种处于幸福的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忍受自己特权地位的“受苦人”的呐喊。他真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他带着深深的原罪感写道:“我感到地狱般的痛苦。我回想起我一切以往的卑怯,这些卑怯的回忆不离我。它们毒害了我的生命。”他说:“看清我们的生活,就是看清自己。”他一天比一天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所过的不是“生活”,而是“貌似生活”。他承认自己外在于本真的生活状态:“我们优越的生活条件剥夺了我们理解生活的可能性。为了理解生活,我们应该去理解不属于例外的、不属于我们这些寄生虫的生活,应该去理解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那些创造生活并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人们的生活。”在托尔斯泰之前,没有一个贵族知识分子敢于承认这一点:自己处于一种“例外的”、不道德的生活之中,自己也切身参与了年复一年的吃人的狂欢节。他感叹说:“我的天哪,只在上帝面前生活是多么地困难——像这些被掩埋在一座矿井中的人一样去生活,他们知道,他们永不出来并且没有人在任何时候将得知,他们在那里是怎样生活的。但人们必须,人们必须这样生活,因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是生活。助我,主!”
   这是一个倍受煎熬的灵魂和思想发出的痛苦的声音。在《忏悔录》中,托尔斯泰探究的是人所面临的根本性的问题:我为什么存在?我存在有何目的?我来自何方?我该怎样生活?生命有什么意义是不可避免的死亡所不能摧毁的?那种善与恶的分裂意味着什么?死亡是什么——我将怎样才能救自己?他在昏暗的苍穹下摸索着墙壁,寻觅着出口。这本书已经超越了文学、哲学和宗教。俄国评论家莫斯基高度评价《忏悔录》说:“它是世上的杰作,是艺术品……是对人类灵魂面对永恒的生死之谜最伟大、最不朽的表述。”
   但是,认识到生活的“不义”之后,能否抗拒按部就班的、被罪恶所淹没的日常生活本身呢?
   这不是勇气的问题,这与勇气是两码事。如果已经认识到生活的罪恶,依然接受这种罪恶,那么就比没有认识到罪恶而生活在罪恶中的人还要可耻。托尔斯泰面临的就是这种无法回避的可耻和伪善。
   二
   一八八一年,托尔斯泰放弃了不动产、田庄、土地的所有权,放弃了作品的版权。同时,为了不与亲人决裂,他又把不动产权和此前作品的版权收入全部移交给家庭。
   这一决定,没有任何一个人满意: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们深感失望,认为作家言行不一致,连契诃夫后来也激烈批评这一举动;他的敌人们更是宣传说,托尔斯泰不过是玩了一个花招把财产转移一下而已,这是“富人的把戏”,这更体现了托尔斯泰的假仁假义;而他的亲人们失去了相当一大笔的财产,认为他简直疯了。从此,托尔斯泰与家人、尤其是妻子的矛盾表面化和剧烈化了。
   在家里,托尔斯泰遭受到亲人异样的眼光,仿佛他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动物,隔膜几乎是无法消除的。托尔斯泰的儿子谢尔盖写到:“在家人看来,他受到一些观念的影响,集直到一八八一年以前,他一直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一个拥有土地的地主和文学家——已经死去了,取代他而诞生的是一个崭新的人。他不承认财产权,不为钱而为人类的利益写作。……我母亲不赞同父亲对财产所有权的否定态度。相反,她继续认为儿孙们越富有越好。”而他的女儿塔妮娅则写道:“我们无法追随他走新的人生之路。在家里,我们是按照一定传统在一定的社会气候中被培养长大的。现在一家之主突然要放弃我们已习以为常的生活。”
   简单地责怪托尔斯泰的家人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是普通人,他们必须依赖于他们那个时代所尊崇的生活方式。他们不能与父亲一样成为“受难者”。后人把过多的谴责加诸于他们身上,显然是不近情理的。悲剧的诞生,并不是哪一方的错误。我们要理解托尔斯泰的伟大,也应当理解他的家人的平凡。伟大是没有过错的,平凡也没有过错。否则,我们永远也进入不了事情的核心。
   裂痕越来越明显了。托尔斯泰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了在家庭中众叛亲离的事实:“我难过——因为身边人的生活表现出得意自负的疯狂。我不明白老天为什么让我把他们的疯狂看个清楚明白,而他们却全然不知自己的疯狂和错误。我们互不理解,互不指责,也不觉惊讶,只是彼此作对。”不仅与妻子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而且孩子们也日益远离他。托尔斯泰在一封信中痛心地说:“如果我是木匠,我的儿子会在我左右的台案旁。……哎,事与愿违。我有个儿子(谢尔盖)即将完成大学的学业,他想当公务员。另一个儿子(伊利亚)要参军,肩章弄得他晕头转向。第三个儿子——谈他们干什么?老三老四或女儿都不会走跟我一样的道路……还不如没有儿子。”伟人的家人不可能都成为伟人。孩子们是没有罪过的,罪过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托尔斯泰的孩子。我们必须正视鸿沟的存在,站在鸿沟两边的人都在试图跨越它,但鸿沟是无法跨越的。三年以后,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回顾这三年来自己所走过的精神炼狱:“在家里感到十分沉重……我的话没有引起任何一个人的兴趣,他们仿佛知道,——不是我的话语的意义,而是我有讲述这些话的坏习惯……他们好象没有看到我不是那么受苦,而是整整三年来我失去了生活。”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最大的敌人不是暴虐的沙皇政权,而是不理解他的亲人。他在一封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所有的作品和我的生命不相上下,而你一直甚至现在也对它们不感兴趣。你拿起它们,只是出于好奇才读一读,就像读文学作品。而孩子们根本无兴趣去读。你认为我是一回事,我的写作是另一回事。但是我的写作就是我的生命。”
   其实,大师对妻子过于苛刻了。他的妻子索妮娅是一个平凡的、被她所处的时代所定格的女人。索妮娅一生都在努力理解丈夫,虽然她最后还是失败了,但我们不能否认她所作过的努力。她嫁给了天才,这并不是她的幸运。索妮娅曾经阅读贝多芬的传记,从贝多芬联想到自己的丈夫:“他是那种以自己的创造力作为生活中心的天才之一……周围的世界不过是附属品。贝多芬使我洞悉列夫的个人主义和他对周围事物的漠不关心。对他来说,世界只是天才成长的环境,他从中索取能为他所用的一切,其余的统统可以抛弃。比如,他从我这里索取我的抄写功夫、我对他物质福利的关心、我的肉体。我的整个精神生活他毫无兴趣——因为他甚至从不屑于去理解它。……可是全世界都崇拜这类人。”这段文字,与托尔斯泰的日记一样让我感动。索妮娅同样是命运的牺牲品。在这场漫长的夫妻之战中,如果我们完全不参考索妮娅的观点,那么我们就太不公平了。理解伟大的同时,理解庸常也同样重要。伟大确实需要付出代价,伟大者的家人有时甚至要承担更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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